元宇宙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危与机

元宇宙集技术集成、生存空间和数字媒介于一体,它将带来人、世界及其人与世界的互动中介的变革,形成不同于自然人的“智能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现实世界和不同于传统媒介的数字媒介。这些变革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人叙事主体面临“智能人”叙事主体的挑战,现实叙事场域主导的叙事思维面临虚实融生叙事场域主导的叙事思维的挑战,传统叙事媒介主导的叙事方式面临数字叙事媒介主导的叙事方式的挑战。积极主动应对元宇宙给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带来的挑战,构建不同存在样态叙事主体的协同叙事、新叙事思维引导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和数字媒介支持下的沉浸式交互叙事,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化“危”为“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及其规制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其在为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数据隐私泄露与算法偏见、责任主体冲击与边界模糊、主客体异化与信任危机、软法缺陷与硬法缺失等伦理风险。规制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须优化人工智能技术设计,注重隐私保护与社会公正;赋予人工智能以社会角色,划定人与智能的责任边界;构筑人工智能伦理规约,强化人的主体地位与诚信品质;加快人工智能的法制化进程,健全智能伦理制度体系,从而促使“人—机”和谐共处。     

媒介即模型：“人—ChatGPT”共生自主系统的智能涌现

以大型语言模型(LLMs)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在物质技术、内容模态、组织制度与媒介性四个面向上对当前的媒介理论构成了挑战。在海德格尔的“媒介即语言”、曼诺维奇的“媒介即软件”的基础上，大型语言模型之后的媒介理论变革可以进一步通过“媒介即模型”来阐明。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中，“媒介即模型”意味着一切软件都会被接入大模型进行改造。这一观点为媒介理论注入了面向机器学习时代的新解释力。在“媒介即模型”的理论视野下，所有人类行动者都参与到了一个共同信息库的编码之中，并和其他过去的、同时的，或将来的交流行动者共同塑造一个共享的社会信息系统。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生产制度之一，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范式也将从内容模态对现实世界的知识表征，转向语言模型对现实世界的计算生成。从更一般的社会科学知识论层面来看，“人—模型”之间相互叠加增强的交互方式预示了“人—模型”共生自主系统的崛起，并进一步涌现出群体智能，这是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认识论转型的关键。     

人工智能何以为“人”——人工智能时代之民法因应

人工智能是否可为法律主体的问题，关涉民事主体制度的调整，也为解决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具体法律问题提供不同思路，对此进行探讨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既有“人工智能”的各种解读以及“智能”“人工”的分析可知，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使机器或其他人工系统完成需要人类智能的特定任务。在民法上，自然人成为民法上的“人”是基于人类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的伦理考量；而作为实证法概念，法人是法律构造物，其成为权利主体则主要源于社会经济现实的需要。与自然人相比，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虽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性的特征，但并未达到成为理性主体的程度，未来的强人工智能存在成为理性主体之可能。当然，是否具有理性并非决定人工智能可否为法律主体的唯一因素，权利义务的可归属性是主体的基本要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自主性逐渐增强，未来可基于现实需求从侵权责任主体开始，承认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     

加速社会视域下数字媒介主体异化的文化批判

人类社会不断加速的态势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显著特点。以速度、移动性和便利性著称的数字媒介与使用主体之间的具身关系不仅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也强力塑造了我们的存在、认知以及我们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数字媒介一方面促进了人们之间的远距离连接，提供了感官和精神上的愉悦以及身体上的虚拟在场；另一方面也使得数字媒介主体面临着时间异化和空间异化等不容规避的问题。作为对加速社会的审美救赎和尝试，慢速现代性致力于重塑人的感知和再现的主体能力，强化现代人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展现了主体探索观看世界的不同模式。尽管其难以彻底消除数字媒介主体异化问题，但也为我们应对加速背景下的数字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对加速社会视域下数字媒介主体异化的文化批判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要坚持对社会加速进行辩证分析；二是要破除“快/慢”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对加速社会进程中的数字媒介主体异化问题作出全面、客观的诊治。     

物性、智性与情性——人工智能与艺术生产的技术向度

作为人类技术衍化的产物,人工智能的艺术生产既体现出一般物化媒介的本质属性,又体现出超越一般媒介的技术优势,其对人类智能的直接模仿机制缩短了媒介模仿的实践间距,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媒介模仿施控与受控的统一,体现出人类媒介实践的"自足"效应。但审美"意向性"、经验意识以及人类非常态的思维性特征,作为人工智能尚未企及人类自然智能的阈限体现,在人工智能愈发凸显的智性优势中彰显了人类智慧的价值存在。兼具应然特征、随机属性与社会机制的情感场域更是成为人工智能止步自然智能的可能性限度,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艺术生产场域人类主导意识的现实在场,同时也对当下艺术场域中过于标举的形式思维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基于ChatGPT的人工智能奇点论反思：本体预设、类比逻辑和主体关切

ChatGPT的广泛应用再次激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能否突破奇点的讨论,这为我们反思奇点论的思想主张和叙事逻辑敞开新的思想空间。在本体预设上,人工智能奇点论秉持计算主义的智能观,其“世界是数”和“人是机器”的基本预设都是对世界抽象还原的结果,因而不能仅以机器算力的标准来评判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超越。在类比逻辑上,人工智能奇点论将数据类比为经验材料、将算法类比为人类意识的做法,只是一种机械的形式化类比,其中抽象掉了以意识为载体的人类智能的社会历史内容,从而误将人工智能的自动性指认为人类智能的自主性。在主体关切上,人工智能奇点论对技术替代可能引发普遍失业的忧虑,虽然看到了技术发展可能使人贬值的深刻挑战,却没有透视到劳动与主体、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忽视了资本逻辑支配技术演变从而消解主体性的深层本质。     

人工智能与人的主体性反思

人工智能发展给人的主体性带来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思维领域,ChatGPT表现出超强的“类人智能”;在技术领域,智能机器开始替代人类从事技术性工作,造成主客体颠倒;在平台消费领域,智能机器助力人类借助资本对人进行宰制。即便如此,人工智能并不会造成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因为人工智能不具有建构社会关系的能力、不具有感性思维,人工智能系统正常运转无法离开人的参与。从本质上来说,人工智能是人的机体的延伸,是人类实践手段的外化,其被人类运用并对物质世界进行探索和改造,是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起到解放作用的一种工具。而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人可以自主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人才是主体。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及其走向

面对人工智能功能体频繁迭代升级,唯有充分利用智能化时代的主体性堡垒,方能让人类自然教育智慧重振雄风。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教育处于“边缘上的生存”状态,算法化与人性化博弈、内缩化与外延化矛盾、去人化与超人化两难便是其集中体现。瞄准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功能定位,夯实人类原生教育的存在之基,是预防机器人教育底线破防、奇点突变的最后阵地。综合平衡工具性教育与本体性教育,立基本体性教育走“人—机”共强教育之路,是教育人工智能发展的应然走向。面向未来,教育人工智能发展应坚持人本原则,坚守增强智能的意旨,全力构筑自然智能教育与人工智能教育相得益彰的新格局。     

人工智能写作“主体性”的再思考

置身于人工智能时代,当代写作已无法以"限度"之名逃避与人工智能"作者"的竞争,写作的主体性问题进入反思领域。透过主体论诗学的"人性"神话与后人类主义的激进想象,人工智能写作在人机交互的间性主体和机器的他者维度得到重新思考。人们需要警醒自身的人类中心主义与技术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在通向行动的道路上不断适应智能的发展,承认主体性的媒介性存在方式,与机器、赛博格、人工智能在内的生态圈保持互生关系,才可能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激活人工智能时代写作的主体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知识生产的功用探析——借助ChatGPT和“文心一言”探究数字劳动的体验

ChatGPT和“文心一言”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产品，造就了人机合作进行知识生产（尤其是学术研究）的新形式。以探究数字劳动的含义为例，以人机问答的方式获得机器智能提供的答案，这展现了ChatGPT和“文心一言”可以辅助人进行学术研究的新功用，从而形成人机合作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机器智能在提供资源的概括和简单的文本生成方面对人的知识生产提供高效的帮助，并通过人机问答的互动使这种帮助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通过对机器生成内容的具体考察，深入体验这两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新产品的实际使用，也可以发现其明显的不足和局限，尤其体现在：由于受限于训练数据集和能够进入的学术资源数据库，其归纳既有知识成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与人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更不能替代人去进行原创性的知识创新。鉴于此，需要理性地看待智能机器为人类的知识生产所能起到的功用，既要前瞻性预测这一新型的人机协同方式对人类未来知识生产走向的巨大影响和积极意义，也要根据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作机制，发挥好人在使用提示词等方面的作用，通过人的积极作为来调动智能辅助系统的潜能，在人机之间既有合理的分工又有融洽的互补式合作，来助力学术研究型知识生产活动的开展，并对人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始终保持足够的警醒。     

道德行动体：人工智能新闻中的算法道德功能及其可能性

在人工智能新闻时代,智能算法深度嵌入新闻生产、分发和反馈环节,成为“人—机”互动中与人类主体相映照的非人类行动者,在人的知觉经验和行为实践上具有居间调解的道德意蕴。在对三种媒介技术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可以从道德行动体的界定标准、道德主体的可能性两个层面分析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在技术调解理论下,算法技术具有成为道德行动者的可行性,判断的标准是在“人—技术”关联的情境中考察其意向性和自主性。算法技术混合意向性和自主性构成其道德主体的必要条件,智能算法在目前算得上是一种功能型的道德行动体。智能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及其可能性分析,对于未来人工智能新闻伦理治理理念和路径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人工智能推动舆论生态转型及其治理进路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推动了网络舆论环境的生态化转型,使得网络舆论热点的酝酿、发展与爆发环节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进而为智能媒体时代个体的信息接受与观点表达设置了新的“技术—文化逻辑”。具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借由自动化信息生产、精准化算法推荐与情感化交互对话呼应了网络舆论在场景、主体与内容等维度上的发展趋势,在任务型知识生产与辅助型角色层面为网络舆论研究理论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舆论治理,须满足两个前置条件:确立技术向善的价值立场;科学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舆论生成、演化规律。     

数字听觉人：数字时代的声音主体与实践

数字媒介技术引发新的听觉行为和知觉方式的出现，“数字听觉人”作为新的主体形态应时而生。数字听觉人具有流动性收听、具身性、节点性、连接性等特点，能够在情境性身份中形成场景化社交圈层与共在式情感共鸣，以及通过声音入口与智能语音媒介构建“生成式”联结和智能栖居生态，重构“在家”的意义，绘制随时在家和陪伴在家的栖居图景。数字听觉人以“断连”的方式构建私人声景，实现“专注自我”的栖居之境，同时能够在虚实互嵌场景分身在场中创生出自我的声音价值和存在意义，从而构成数字时代以声为媒的声音景观和文化表征。数字听觉人作为声音媒介和声音意义秩序的主体呈现了独特的认知机制和传播路径，为反思视觉弊病提供了一种来自声音的具身性实践，也为当代数字化生存状况提供一种理论问题和切入框架的思路。     

技术现象学视角下人工智能风险与治理研究

人工智能尤其是强人工智能使得人与技术之间呈现交互关系,技术现象学中具身、诠释、它异、背景这4种人—技术—世界的意向性关系发生着变更和异化,冲击了人作为技术主体的地位,同时蕴含着身体虚化、诠释遮蔽、他者竞争和文明失序的内在性风险。把握人—技术—世界中的意向性关系,成为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新思路、新视角,有助于完善人工智能技术治理、原则治理路径,促使善治良治成为机器行为学的内生品质。     

主体还是用户？——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数字劳动的本质内涵再审视

“数字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范畴之一。数字劳动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脉络中存在着“结构研究”与“要素研究”两条进路,其论争集中于劳动主体数字化的论域中,由此体现出用户与主体的区别。用户本质上是主体与数字化媒介的结合,加之以数字化媒介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质,进而形成了数字劳动中主体与用户的动态关系。基于此种动态关系,“主体用户化”凸显为数字劳动概念的核心特征,并通过同时在场的三条演化路径展示出其社会历史内涵,即“数字化环境下的主体劳动” “主体数字活动即用户数字劳动”以及“主体数字劳动”。这一阐释方式充分说明了数字劳动的标识性特征,既回应了理论争鸣,又观照了社会现实。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问题及其伦理思考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工智能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潜在风险和社会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造成责任主体不清晰、潜在风险因素增多、人的异化现象加剧、道德主体不明确等问题。保障人工智能的安全使用,实现人工智能的良性健康发展,需要确立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伦理原则,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引导,制定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制度。     

警惕、抗拒与共生:广告创意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变迁

人工智能所催生的程序化创意颠覆了传统广告创意的核心逻辑,对广告创意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广告形态与媒介技术的关系演变历史来看,广告形态的每一次变革都离不开广告创意人与媒介技术的共生作用,但作为广告创意主体的广告创意人对媒介技术的态度却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从质疑、排斥甚至拒绝再到接受共生.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将在未来广告创意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促使广告创意人重新思考和适应其自身在未来智能广告创意生态中的位置,着力推动人类智慧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发挥广告创意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优势,实现新技术背景下的智能创意升级及价值理性回归.     

人机合智:机器智能和人类智能的未来相处之道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造成许多社会恐慌。西方主流观念将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视为毁灭人类的武器,但是中国科学家以及产业界人士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却与西方有所不同。传统中国思想中谨慎乐观的思想观念,指导中国人更乐观和辩证地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尽管在运算的持续性、算法的推广性、记忆的准确性以及排除不相关因素的能力等方面有很大优势,但是在通用性、问题迁移、运算成本、逻辑思考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当前主流的深度学习在决策领域还存在巨大缺陷。人类虽然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理解和记忆知识,但是人类思维的灵活性以及通用性恰恰弥补了其中的不足。因此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正是智能硬币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且不可或缺。人类本身的独特性是机器无法替代的,但是人类却不应当将机器视为仆人,而是尊重机器智能,用善意来引导机器智能。     

机器遭遇他心:人机互动时代的社会认知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社会机器人正坚定地从虚构走向现实。随着复杂的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遍,社会机器人的开发亟需妥善处理机器人、人类和情境的关系。当前,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解决人类如何感知并与这些智能体互动,以及人脑在多大程度上将智能机器纳入人类社会环境等问题。人类与机器人互动的最新发现、当前挑战和未来方向呈现出跨学科视角的复杂性,并逐渐衍生出人机互动与社会认知的互惠约束问题,具体涉及人机互动的拟人化以及第二人称特征。相关思考酝酿出人机互动的社会神经科学框架。该框架聚焦拟人化人机互动在非言语交流上的多维空间与特征相似性,并借助第二人称神经科学范式比较了人-人互动和人-机互动的神经机制。机器他心的未来仍有待整合来自认知计算神经科学、社会神经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等不同但互补的研究领域的发现,从而重塑社会机器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潜力和限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