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

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具有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新时代以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能源转型势头良好，能源安全水平得到提升。随着绿色低碳发展成为世界发展大势，中国对新能源的巨大需求以及对能源安全的日益重视，为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提供了良好契机。不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使中国经济增长仍不能与能源消费强脱钩，诸多技术瓶颈仍制约着中国新能源的大规模利用和高质量发展，一系列体制机制短板和世界能源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大也使中国在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面对上述形势，同时吸取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国进一步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双碳”工作推进节奏，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加快突破关键技术，综合应用好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强化能源供给保障等体制机制建设。     

中国新能源产业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正处于新"四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来自能源、资源、环境的约束日趋紧张。《"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重点包括发展新能源产业。新能源产业化发展可以从根本上优化中国的能源结构,降低对煤炭的依赖,缓解能源约束,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促进能源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保护生态环境、加快经济发展转型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在新形势下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的迫切需要。     

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下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新态势

目前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过程中面临着日益紧迫的碳约束,一国应对或突破碳约束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地位。清洁能源作为下一代能源体系的主导因素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推动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清洁能源外交的开展已经成为一国优化外部发展环境、保障低碳竞争力以及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构建的重要着力点。随着国内清洁能源产业的快速崛起,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经历了从"外生性能力援建"到"内生性制度化"外交的四阶段演进路径。特别是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世界首位的清洁能源大国之后,其外交呈现出多层多轨、"南南"模式创新和伙伴关系网络化等新态势。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国内绿色发展的大力保障、国际体系的权力流变以及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能动性转向。该外交新态势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低碳转型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和能源新秩序构建中的话语引领力和制度性权力。     

创新理论要点选登

<正>瑞典绿色税收转型及其启示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2007年6月1日在《中国发展观察》撰文认为,瑞典绿色税收转型是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一、加快建立能源环境税收体系对我国具有突出重要的紧迫性和战略意义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十分脆弱,加上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以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都将带来新的资源环境挑战,转变经济     

论世界能源体系的双重变革与中国的能源转型

21世纪以来,世界能源体系发生了双重变革。其中,以页岩油气开发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革命缓解了能源市场紧张的供求关系,并使得油气资源的供应日益多元化;在政策引导与技术进步的影响下,可再生能源产业也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已经开始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进程。从能源替代的角度看,这双重变革间存在着竞争性与矛盾性,但若考虑到更多的现实性因素,并从能源政治经济学等更广的角度看,两者则具有互补性与统一性。国际能源体系的双重变革对各国能源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美国决定恢复对传统能源产业的扶持,而德国则仍坚持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在高碳能源结构仍将持续、能源峰值尚未到来的情况下,中国应采取以保障能源安全为核心,兼顾环保的能源转型思路。在具体的实施层面,中国应注重能源转型战略设计的整体性、前瞻性以及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连续性。此外,还应推动能源外交的升级,通过加强能源制度性权力与输出能源开发能力,力争成为此轮国际能源转型的重要引领者。     

论新格局下的中国多边国际能源合作

进入21世纪以来,变动中的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对国际能源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多边合作以应对国际能源形势的新特点和新变化,进而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已成为新时期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本文着重分析中国在国际能源多边合作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就应对策略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     

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理论逻辑、关系演化与实践路径

绿色信用监管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治理创新，需要从整体和局部视角研究其理论逻辑、内部关系演化与具体实践路径。绿色信用监管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夯实现代市场基础为目标、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信息共享应用为重点的中国式绿色制度，是基于多主体关系性合约网络的激励相容制度创新。绿色信用监管制度通过构建内部与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制衡关系，有利于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机制合力以及避免“监管监管者”悖论。监管制度子制度之间具有替代性、互补性和时序性。当存在替代性时，要优化制度选择；当存在互补性时，要重视前提性制度创设、制度匹配耦合和制度绩效提升。在技术性监管和制度性监管耦合作用下，从机制设计到监管实践、再从监管成效到机制完善的螺旋式迭代升级路径，构成了中国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的实践路径。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的完善，有助于进一步健全信用数字化监管长效机制，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数字化转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挑战与建议

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已经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目标。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政府的治理方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当前中国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明确数字化转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挑战，对把握发展机遇、克服发展障碍，推进数字经济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提炼、总结和归纳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生产经营、政府治理和居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并指出了中国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中国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能源法制建设若干问题思考

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物质基础,而中国的能源立法明显滞后。中国能源法制建设中应当把煤炭作为中国能源安全的基石、改革能源管理体制、构建完备的能源法体系。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持续深化数字福州建设研究

数字经济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发展数字经济对福州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改善民生保障,增进社会福祉、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福州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基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但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面临着数字化转型阻力较大、数字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基于此,应从培育数字技术人才、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据应用监管体系、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提出措施,推动数字福州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能源发展对能源转型及地缘政治的影响

21世纪以来,国际能源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加速发展,拉开了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的大幕。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具有能源体系淘汰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以及去碳化的特点。从历史和宏观的视角看,历史上严格意义的、具有根本性和重大影响的能源转型十分罕见,往往需要复杂的技术、经济和制度条件,并且需要孕育较长的历史时期。从英美的经验看,资源、技术与市场的"完美结合"是能源转型发生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此外,能源转型与国家崛起之间也存在互为条件的"正向关系",近代以来两次国际能源转型成就了英国和美国两个世界霸主,这不是历史巧合。21世纪以来,以新能源发展为主线的国际能源转型已经展现出清晰的发展轨迹,正在引发国家间的新型竞争,产生新的赢家和输家,重置全球能源秩序。中国是国际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正在引领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国提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意味着中国能源转型的步伐将加速发展,将对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和能源秩序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思考

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两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建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必须走生态文明道路,经济新常态是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道路的大背景,需要我们正确把握由此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文章在分析中国特色生态文明道路内涵与地位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经济新常态对生态文明道路产生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进而提出从建设绿色生态、发展绿色生产和培养绿色生活等三个方面应对新机遇和新挑战。     

政府质量:乡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

政府质量：乡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潘伟杰吴从环中国社会是在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中发展的,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它不可能完成像西方社会那样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自然转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因此,就乡村政治发展而言...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高质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要求和实现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要立足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实际需求，建设高质量数字基础设施，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高质量数字基础设施是以数字前沿技术与新能源为基本组成，是具有创新性、集成性、普惠性和互联互通性的基础设施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高质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要求体现在：数字化与智能化结合的创新属性，以全局视角进行统筹布局的协调属性，节能环保的绿色属性，为国际标准做出积极贡献的开放属性，以共享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共享属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进一步从指导思想、战略、资金与创新几个基本维度出发对高质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前瞻性和可行性的路径规划与政策支持，为我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升级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指针,是实现我国未来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升级的不竭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概念内涵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长期发展赋予了“本土性”“方向性”“引领性”“适度性”“共享性”五方面的时代要求,为我国在借鉴已有现代化国家普遍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基于国情国力的道路选择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中,我国遵循“小福利”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但是特定时代的合理产物,也带有典型的历史局限性,其突出问题表现为既有制度所造成的“家庭照顾赤字”。在未来转型升级过程中,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应当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以夯实家庭照顾能力为目标、以稳定公共部门福利供应为抓手、以优化社会保障内部结构为基础、以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为重点、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支撑,多措并举推进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完善。     

新时期开发区发展：新挑战与对策——中国东部开发区经济转型升级研究

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倒逼东部开发区必须率先转型升级,东部开发区在全国开放型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开发区为栽体的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目前,我国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如产业发展水平低,多数处于微笑曲线低端;过度依赖外资,抑制了内生增长和自主创新;某些政策的不统一,既导致了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又加大了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体制回归现象弱化了原先的管理体制优势;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开发区的转型升级,应集聚创新资源,充分发挥开发区的创新示范效应;加强资源整合,提升开发区集约化发展水平;强化绿色发展,促进开发区生态环境优化升级;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为开发区转型升级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研判、特征事实与影响因素分析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语言”。探索中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保持战略主动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指出，减碳目标方面，中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加大减碳政策力度，以确保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通过加速绿色投资、充分发掘绿色消费潜力，缓解碳约束趋紧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经济转型方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实现“相对脱钩”,但未实现“绝对脱钩”,需要警惕“相对脱钩”可能引起的管控放松。能源转型方面，能源结构呈清洁化趋势，但新能源消纳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技术支撑不足制约了能源战略的推进。影响因素方面，人口、经济、技术和能源等要素的作用机制复杂且存在较强的区域异质性，在制度设计时应当因地制宜。政策工具方面，一是要提高碳市场定价效率，增强碳市场有效性；二是尽快开展碳税试点工作，形成对碳市场的有益补充，同时应对欧美国家“碳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     

净零碳转轨发展与多赢协同

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命题，但“双碳”工作在推进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模式、技术与机制体制上的弊端，阻碍了净零碳转轨进程。中国净零碳转轨的提质增速需放弃原有的碳思维，聚焦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服务，以能源生产侧与消费侧实现能级转换为支撑，加快推动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从多赢协同的视角出发，净零碳转轨还需加快转变原有的发展范式，夯实原创核心技术，通过能源供需市场“去中心化”、分布式与扁平化发展，加快释放零碳转型的发展动能，为推动中国碳中和进程提供根本保障。     

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意义

能源安全是涉及对外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利益以及外交手段等多层次的战略问题。鉴于能源供应不足可能成为中国崛起的最大障碍之一,能源安全成为中国战略思考的一个重心。本文力图概述中国能源生长与消费现状及其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定位,以此突出油气资源在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中的战略地位,剖析中国为维护能源安全采取的战略措施,并就如何确保能源安全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作者建议,中国应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建立稳定的石油安全机制;建立蛛网式能源战略通道、确保战略通道的畅通无阻;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增进整体的能源安全,降低区域内或全球范围内的能源价格,建立互利的能源安全共同体;适时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加强能源管理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强化海军建设,保障国家海外战略利益。     

广东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的困境与路径突破

本文全面分析广东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面临的背景条件,深刻认识新常态下广东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存在的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弱化、第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低、外贸依存度高、工业重型化水平待提升、制造业投资增长乏力、自主创新能力差距较大等困境问题,明确重点构建新型制造体系、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本土产业破坏性创新等可行路径,并提出"不宜过分强调第三产业比重目标"、加大工业投资和企业转型升级力度、强化破坏性创新政策与制度环境建设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