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国家级新区建设成为产城融合发展的示范区——以福州新区为例

实现产城融合发展,既是国家级新区的重要功能和发展趋势,也是国家级新区发展的一个难题。以产城融合为目标,推进福州新区建设,必须加强新区顶层设计、优化空间发展布局、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节约集约利用资源。     

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广西区部分地方为例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所管辖部分地方为例,调查分析了我国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侧主要存在法治化、均等化和集约化水平比较低等问题,提出建立规范权威的公共服务供给法律体系,精准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对接机制,优化财政投入的责任分担机制和支出结构,构建良性互动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加快培育民族地区高素质的公共服务人才及大力推进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军民融合发展等对策。     

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质量——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强化数字化治理和驱动科技创新进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本地数字经济发展会抑制邻近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该效应在东部城市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大中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小城市；相比其他等级城市，数字经济对一等级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地方政府应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过程中要重视数字经济对数字化治理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合作与优化空间布局。     

北京应在社会管理和社区建设中走在前列

社区的公共服务就是在社区范围之内,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如何管理和维护的问题。青岛市江苏路社区公共服务委员会和美国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为北京市公共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可参考借鉴的经验,北京市应选择多种路径实现自己的公共服务体系,即公共服务与社区建设相结合、理顺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遵循以人为本的消费者导向、对公共服务实行监督和科学的绩效评估、依法规范公共服务行为、公共服务与改革行政机构协调统一和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阿马蒂亚?森的赋权增能视角

阿马蒂亚?森的权力贫困观和能力贫困观，为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基本伦理——赋权增能。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实践经验，与扶贫、赋权增能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在赋权增能的视角下，研究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设想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四条路径：第一，从“外力推动模式”，渐次推进到“内力推动模式”；第二，以精准识别主体需求为起点，定制增权计划；第三，以文化教育服务为基点，推升贫困农民综合素养；第四，以自治经济组织为依托，挖掘脱贫的内生动力。然而，社会工作有效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尚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主要包括：在扶贫体系中的定位和分工尚不清晰，农村社会工作队伍的规模化、专业化、职业化严重滞后，实践中易出现专业融合和文化识盲问题。     

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实践进路与路径优化——基于广州的探索分析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重要资产和战略资源。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统筹数据战略推进、推动政府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与开发利用是当前各级政府数据治理组织体系创新的重要举措。广州遵循“以数据为核心、以组织为依托、以平台为牵引、以制度为保障、以人才为支撑”的实践进路,积极探索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在提升治理效能、释放数据红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需从制度完善、组织重塑、队伍培育以及生态营造等维度,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进行调整与优化。     

家庭化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大，家庭化流动模式日益凸显。进入新时代，人口的有序流动及其城市融入，成为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我国家庭化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其特有的驱动机制，受到社会经济状况和微观决策的双重影响。同时，我国家庭化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也受到从社会区、经济、文化、相关制度的制约。目前，应从制度创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探寻促进家庭化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路径选择，为流动家庭更好地融入城市提供保障。     

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逻辑、进路与基点

中国已进入新时代,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战略思想、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通过分析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探明了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三条推进路径——以催生新型业态、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商业运营模式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并指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在于将建设创新型国家进行到底、力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两个百年交汇期升华、完善区域协同创新生态体系。     

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理论逻辑、关系演化与实践路径

绿色信用监管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治理创新，需要从整体和局部视角研究其理论逻辑、内部关系演化与具体实践路径。绿色信用监管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夯实现代市场基础为目标、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信息共享应用为重点的中国式绿色制度，是基于多主体关系性合约网络的激励相容制度创新。绿色信用监管制度通过构建内部与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制衡关系，有利于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机制合力以及避免“监管监管者”悖论。监管制度子制度之间具有替代性、互补性和时序性。当存在替代性时，要优化制度选择；当存在互补性时，要重视前提性制度创设、制度匹配耦合和制度绩效提升。在技术性监管和制度性监管耦合作用下，从机制设计到监管实践、再从监管成效到机制完善的螺旋式迭代升级路径，构成了中国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的实践路径。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的完善，有助于进一步健全信用数字化监管长效机制，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进程、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防控意识形态风险和挑战，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重大问题作出针对性部署，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在话语权威、话语基础、话语叙事、话语阵地、话语标识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五位一体”的整体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坚持创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坚持话语批判与话语建构的有机统一，引领意识形态话语走向。     

共享发展的时代要求、实践原则与推进路径

共享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重要方略，也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因此，科学把握共享发展的时代要求、厘清共享发展的实践原则、拓展共享发展的推进路径，对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共享发展要积极回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把握以人民为中心、以公平正义为着力点、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时代要求，在实践中坚持人民本位的价值遵循、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指引以及普遍受益与合理差别的有机统一，以增强社会流动性、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作为切入点积极稳妥地持续推进。     

高等学校交叉学科建设：现实困境与对策选择

学科交叉是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发展交叉学科,对于培育新兴学科、提升高校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高校交叉学科建设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必须积极推进观念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队伍创新,以制度创新引领交叉学科的健康发展。     

城市互助养老服务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多元表征与实践选择

城市互助养老服务是当前缓解社会养老服务供给压力、开发老龄人群互助服务资源、重塑老人社会尊严、提升老人居家养老生活质量的重要社区养老服务递送方式。通过引入公共服务的社会建构视角，将城市互助养老服务建设从以供给为中心转向以需求为中心，从构建开放对话程序、建设养老服务合作生产网络、尊重社会养老观念等社会建构路径着手，通过建设自由表达、平等公正的互动平台，建立合作生产的服务递送网络和挖掘社会养老观念资源推进城市互助养老服务实践，以期充分发挥城市互助养老服务的机制优势，更加凸显其在有效回应老龄群体的定制化需求、提升多元主体在服务递送过程中的互动合作以及促进“积极老龄化”战略方面的重要价值。     

邓小平政府公共性的实践路径研究

邓小平政府公共性思想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根本导向,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基本目标,以供给公共服务为重点内容的科学理论。邓小平实现政府公共性的路径主要包括完善政府公共性的实践载体,重构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现代政府;优化政府公共性的实践媒介,重塑以公共服务为重点的政府职能;培育政府公共性的实践主体,打造以服务人民为宗旨的公仆队伍;厘定政府公共性的实践客体,建立聚焦民生改善的公共服务体制;重视政府公共性的实践效能,建立以人民满意为导向的问责机制。邓小平实现政府公共性的路径体系对今天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公共利益的实现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G市政府购买家庭综合服务案例简

政府购买作为一种全新的服务提供形式和制度安排，近几年已被我国政府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多个领域，并逐渐成为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由于处于探索初期，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困境，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运动式”的政府购买行为；政府、街道与社会组织之间权责不清，角色模糊；资金的短缺、不合理的拨付方式及管理漏洞；考核主体的缺位错位、评估指标不科学以及考核的形式化；社会公众话语权、参与渠道和回应性的缺失。     

大数据视域下推进智慧社区治理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区治理的成效既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又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发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大数据信息技术为支撑,社区多元主体协作、互助的新型智慧社区治理模式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智慧社区治理强调智能和人文的结合,在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有助于将我国的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当前智慧社区治理中多元治理主体存在现实作用弱化及缺位,智慧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还处于建构之际,面对社会组织参与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市场化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智慧社区治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积极培育智慧社区治理文化共识,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市场化机制完善智慧服务体系,同时坚持强化党建引领,推进大数据视域下的智慧社区治理创新.     

公共服务外包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公共服务外包这一创新性改革具有间接生产、多中心治理、政府与市场分工合作的特点.作为一项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实施改革的政府及其部门应主要履行规划决策、经费补贴、规则制定、改革组织、秩序监管的角色与职责.但在目前中国的公共服务外包改革中,政府角色转型面临着突出的思想、能力、体制和环境制约与障碍.要加快推进政府转型,深化公共服务外包改革,亟须围绕提高公共服务外包规划决策水平、健全公共服务外包体制机制、提升公共服务外包改革能力、优化公共服务外包发展环境来进行制度创新.     

大数据助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精准化发展研究

大数据已然成为助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精准化发展的“利器”,运用大数据技术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能有效地拓展评价思维、完善评价体系、提升评价实效性。然而,在大数据的双刃剑效应影响下也随之显现出多重评价困境,具体表现为评价思维定式、评价体系固化、评价平台桎梏等现实困境。有鉴于此,高校应创新精准变革评价思维、精准优化评价体系、精准搭建评价平台等实践路径,从而不断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精准化发展。     

大数据算法技术应用于行政问责的实践理路

大数据算法技术应用于行政问责是我国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一个具体面向,是理论领域与实践应用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行政问责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行政决策效果的重要手段,但是基于大数据算法技术的发展,目前存在大数据算法技术简约化与行政问责复杂性、程序化与社会性、精准化与风险性之间等多重矛盾。以大数据算法技术视域下行政问责的现实必然性和逻辑正当性为考量,一方面应通过由规范治理到包容治理的深化、由协同治理到整体治理的升华、由技术治理到智慧治理的转型进行思路重构;另一方面应探索提升组织机构效能、保障问责程序正当、强化制度体系规范、优化监管机制创新等具体措施,以宏观思路转变和微观具体措施完善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制度的进一步优化。     

信息、民主与法治: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的要素保障

当下,行政权力已触及社会每个角落,众多的社会管理事务需要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决策的方式予以决定,因此善治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与政府行政决策能力提升休戚相关。电子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发展与社会管理手段提升的重要助推器,行政决策的信息来源极大丰富,信息技术可以优化行政决策的参与主体,提升政府的行政决策能力以及决策的质量。技术理性与制度构建的融合,需要将信息化、民主化与法治化作为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的要素保障,以制度来保障技术应用以推动行政决策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