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劳动者权益的影响及保护对策

世界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经济下滑，企业倒闭、裁员、欠薪、断保甚至雇主欠薪逃匿等问题不断发生。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对劳动者权益的影响远胜于对企业的影响。在危机应对中，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关系到我国劳动关系能否和谐稳定的终极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依据国家统一立法，贯彻劳动法倾斜保护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应当积极推进劳资协商对话机制，使之成为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主流模式。     

新就业形态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定性与法律适用

新就业形态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法律适用是当下实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的关键一环。不完全劳动关系是一种处于类型过渡中的用工关系类型,而不是可以用构成要件确定的用工关系形态,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类劳动关系”,其引入是类型(Typ)方法运用的结果。只有在类型序列中通过与标杆的比较才可以准确理解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内涵并对其进行法律适用。在现行法体系中,不完全劳动关系应归于民事关系范畴,基于其与劳动关系的一些相似性,对其可以进行一定的劳动法适用,但这些适用都需要主张方承担论证义务。不完全劳动关系可以适用民法中的保护性规则以及现行其他法中以劳动中的人的保护为目的的规则。根据《民法典》第467条,不完全劳动关系还可以参照适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及劳动基准的规定。在参照适用过程中应拆分规则群而适用,遵循相似性比较的要求,运用类型思维和价值评价思维并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对相关规则进行必要修正。根据不完全劳动关系是否具备人格依附性,对劳动法的适用还存在原则和例外的差异。     

算法时代平台劳动者主体性危机及法律应对

算法时代的劳动形态多样，平台与平台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中技术属性增强，导致平台劳动者出现主体性危机。算法时代平台劳动的风险具有技术导向性，其中的主体利益多元化，并且平台权力通过技术权力转化而形成。技术理性消解了平台劳动者的主体性，平台的劳动管理与技术优势导致劳动者迫于技术权力而隶属于平台；平台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以数字化的方式被衡量和计算，使其从社会人属性向数字人属性转换。算法时代平台劳动者主体性危机的法律规制，需要重塑平台劳动中算法规制的价值立场，确立平台劳动算法规制中的法律责任，通过平台劳动中算法权力的监察机制，保障平台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救济。     

国际贸易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兼论劳动法的修改与完善

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在国际商贸的交往过程中,有的贸易组织采取非法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把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措施和标准用于阻碍贸易自由发展的手段。反对国际贸易壁垒并非意味着反对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我国《劳动法》的修改和完善应当参照国际劳工标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如何使之得到补偿,是劳动法应当明确的重要内容。法律的实施和执行需要外力的监督。     

《劳动合同法》之错的社会法学解析——个别劳动法的局限与集体劳动法的倚重

我国以《劳动合同法》为代表的个别劳动法具有特别私法的本质属性,它主要将劳动关系当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个体利益冲突来处理,进而以劳动者个体向用人单位主张权益以及权益遭受侵害后寻求司法救济的机制来运行。个别劳动法并不能强制用人单位履行劳动法为保护劳动者权益而设定的义务,劳动者个体大多选择放弃维权导致法律保护不能直接辐射到劳动者集体（特别是无法给予劳动者积极、有效的预防性保护）,鼓励劳动者个体积极实施＂私人执法＂,特别是主张劳动合同无效带有很强的悖论色彩。故此,倚重集体劳动法调整劳动关系是未来我国劳动法的必由之路。     

“放松管制”趋势下我国劳动基准立法的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关系弹性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许多国家相应修法,出现了劳动去形式化以及要求劳动保护去管制化或去规范化的"放松管制"趋势。我国劳动基准法对此将如何回应?又如何坚持"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应当看到,在全球化背景下放松管制是一个趋势,但它只是适应弹性劳动关系发展而出现的对劳动关系的一种松绑,并非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在关乎劳动者生存权的劳动条件上,劳动基准法仍然需要加以保护,因此,劳动基准方面的立法趋势不应放松而应加强,在提供当事人协商空间的基础上保有底限。     

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深层表演、象征性秩序与劳动自主性

情感劳动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是从组织心理学的视角探究情感劳动对从业者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形成原因，但对其可能带来的积极体验没有给予足够关注。本文以月嫂为例，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探索情感劳动从业者如何通过边界工作创造积极的工作体验。研究发现，能够获得积极体验的月嫂会采用“深层表演”策略主动破除边界，将工作关系拟亲属化，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慈善”劳动。她们还通过打造“育儿专家”的形象来建立象征性秩序，以便在与雇主的互动中争取主动。这两种策略都是劳动者通过构建象征性边界来挑战社会性边界的过程。本文认为，情感劳动的“自主性”应纳入关系视角，关注劳动者建立平等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能力，而非仅强调边界清晰的独立“自我”和对劳动过程的自主控制。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研究

我国环境诉讼的司法实践表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并不顺畅，主要存在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力受限、行政机关履职认定标准不统一、诉讼请求与检察建议存在出入、检察机关举证责任偏重等问题。要建立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机制，必须强化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确立“类型化”行政不作为认定标准；第二，提升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能力；第三，明确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内容衔接转换的界限；第四，合理配置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     

出租车司机劳动权保障的问题与对策——以南京市出租车“公车公营”为例

2005年南京市实行出租车“公车公营”体制,希望一揽子解决出租车行业的顽疾,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但一些深层的矛盾并未解决,如司机收入下降、劳动时间延长等劳动权的保障问题,混淆劳动合同与承包合同以及出现了“阴阳合同”的问题,出租车公司利润下降、管理难以到位的问题等等。需要从体制上对此加以变革,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依法规范合同,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界定和平衡各方权益,以实现对出租车司机这一特殊劳动者群体的权益保护。     

数字劳动的新型异化释解

进入工业4.0时代，数字劳动已跃升为一种重要的劳动方式，但数字劳动者的活劳动却被各种平台和数字资本所充分吸纳，产生了新型异化，研究发现，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数字劳动者裂变为数字孪生体，其生产的“一般数据”被各种数字化平台所窃取，成为无酬性的“产消者”;其二，数字劳动者的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劳动方式之一，但却与自身发生了新的疏离；其三，数字资本成为新的“普照的光”,它不仅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重要牵引，也完成了对数字劳动者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实现了对数字劳动者更为深度的盘剥。     

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在线旅游监管策略研究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后在线旅游蓬勃发展。本文按照数字化由虚到实的程度，或者说按照场景范围大小、旅游服务形态，将在线旅游划分为纯在线旅游、虚实结合的在线旅游和数实融合的旅游周边行业三类。其中，纯在线旅游是以Google Earth、VR旅游为代表的虚拟场景，是景点等“场所”的数字化；在线平台是以OTA、O2O为代表的虚实结合的在线旅游，侧重虚拟空间对实体经济的带动，是景区、历史文化遗址、酒店、民宿、餐饮等“产业链”的数字化；旅游周边行业是以数字生态系统为代表的数实融合在线旅游，是文创、游戏、体育、休闲、娱乐及相关服务制造等“产业圈”。对于三类在线旅游，应采取以制度设计约束虚拟空间，抑制其对实体的潜在冲击或伤害；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中心，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以行业监管为抓手，明确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推动行业自我监管和规范化发展。监管制度设计方面，应明晰各市场主体的权利关系，构建基础制度体系，推进制度创新和机制完善，积极发展在线旅游平台。     

在华跨国转包体系中农民工权益保护途径初探

在华跨国转包体系中,农民工权益的受损突出体现在工资、工时、健康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这其中,承包商不认真执行生产守则,农民工权利意识淡薄,地方政府官员们在考虑当地经济利益时,经常会牺牲农民工利益等,是造成在华跨国转包体系中农民工权益受损的主要原因。积极探索在华跨国转包体系中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途径,应将企业社会责任、跨国公司生产守则纳入我国劳动法制轨道;充分发挥工会的积极作用;尽快分类分层建立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地方政策成为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武器。     

《劳动合同法》视角下劳务派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尽管《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制度进行了法律化,但其对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资质规定过宽、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责任分担模糊不清、劳务派遣的适用范围弹性过大、被派遣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机制不完善,依然存在种种缺陷.为保护劳务派遣工的合法权益,应对《劳动合同法》进一步改进,确立完善的劳务派遣制度.     

试论我国非公有制企业和谐劳资关系之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非公企业的劳资关系也日趋紧张,并呈现出一种冲突加剧、资方单边获利、劳动者权益明显受损的失衡格局。鉴于此,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政绩观,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确立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建立健全劳动法律制度;推进工会制度性转换,增强工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强化劳动标准执法,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政府、企业、劳动者以及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合作共治,促进劳资关系走向大体均衡。     

劳动合同撤销制度合理性之质疑

劳动合同是关系型契约之一,其功能在于触发和记载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记载的劳动合意往往不是主体意思表示的全部内容,劳动合意受劳动基准、集体协议的干预.考量对劳动者基本利益的维持,劳动合同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决定劳动合意的用工事实本身.由于欠缺契约精神、劳动合同主体意思表示受到国家干预具有合理性、劳动合同解除制度具有特殊的制度价值和替代功能等原因,引入劳动合同撤销制度不具有合理性.我们应当着重完善劳动合同无效制度,充分发挥劳动合同解除的制度效益.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之认定

生态环境问题与环境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具有直接关系。“官告官”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主要聚焦于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这一微观行政行为认定,检察机关以司法手段保护环境公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全面、正确履行职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导致“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标准不统一、认定规则不一致,对于法定职责的认识存在分歧。未来应树立权责一致理念,严格区分“监管职责”与“管理职责”;应明确将“是否具有履行职责可能”的认定纳入审查范围,科学合理确定履职期限;应采用行为主义的裁判标准,明确回复检察机关建议仅仅属于程序性规则之要求,从而发挥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对于保护环境公益的重要作用。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刍议

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和社会为了保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对劳动者和社会成员因年老、伤残、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或丧失就业机会，或由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原因面临生活困难，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提供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以确保其基本生活或医疗需要的制度。为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处在新旧体制转轨的阶段，政策错综复杂，总的来看执行难度大，各地发展不平衡。本文拟就如何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一初步探讨。 一、尽快调整社会保障改革…     

道德权利与劳动关系中的公平正义——经济伦理研究的重要一维

社会劳动关系中的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也是经济伦理研究应关注的重要领域。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情屡屡发生,从雇主拖欠工资到酷热夏天对坚持户外作业的劳动者隐瞒其应享有的高温费,乃至发生工人中暑而死亡的事件？可见公平正义的劳动关系的建立,     

数字资本时代平台劳动过程审思——对平台“灵活性”与数字泰勒主义“俱生性”的批判与反思

关于数字资本时代的平台劳动过程研究，既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照数字劳动过程中资本“技术化”控制趋势以及“边缘化”剥削格局的演化进程，又不应忽视对数字劳动过程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进路。充分辨识和把握数字资本时代劳动过程涌现出的丰富“技治”现象，不但可以深化对资本与技术联姻后生产关系的一般认知，而且有利于揭示其算法技术背景下隐藏的资本剥削与操控真相，尤其是平台劳动过程映射出“数字工厂”和“数字泰勒主义”的不谋而“合”,使数字平台经济被悄然植入“灵活性”等虚假性意识形态因素。同时，算法“被”进化出操控劳动过程的主体性，使人类沦为给这种“主体”提供学习与升级的工具性客体，成了“数字泰勒主义”不断寄生与布展的对象性存在，最终平台劳动者沦为算法系统进化完善所支配和操纵的“数字僵尸”。     

劳动关系治理与工业社会秩序的建构——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的企业社会工作简

劳动关系是工作世界中最基本的人类关系,也是现代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到工业化时代人们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和工作世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发展。在中国社会经济向工业社会全面转型的时代,建立劳动关系治理新格局,不仅是建构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战略性要求,也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探索中国工业化时代社会秩序建构的核心内容。而对于企业社会工作来说,如何在这样一个中国社会总体性的战略转型过程中发挥其和谐劳动关系、改变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资本、弱劳动”关系总体格局造成的不平等劳动关系、增强劳动者在劳动关系治理中的地位和参与性、推动工业社会秩序发展的作用,无疑是一项需要深入探索的重大社会议题,也是社会工作参与工作世界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