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农币信用危机及原因分析

抗战时期,西农币自其发行之日起一直存在着信用问题。西农币信用问题表现为民众大量地使用白洋、伪钞等货币,而拒绝使用农币,将其视为金融投机的工具。西农币之所以发生信用危机,主要与晋西北根据地政权的巩固程度和所制定的金融政策有密切关系。     

汉密尔顿的货币银行观及其深远影响

为解决联邦政府财政、信用危机和货币短缺两大问题 ,汉密尔顿主张建立联邦银行 ;发行公共信用与私人信用结合的银行券 ,以取代政府直接发行的信用货币 ;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私人经营管理的经验为公共利益服务 ;加强联邦政府对全国货币银行体系的集中控制 ,但反对政府直接干预联邦银行的具体经营业务。汉密尔顿式的货币银行观规约了美国货币银行体系的变革和发展。     

汉密尔顿的货币银行观及其深远影响

为解决联邦政府财政、信用危机和货币短缺两大问题 ,汉密尔顿主张建立联邦银行 ;发行公共信用与私人信用结合的银行券 ,以取代政府直接发行的信用货币 ;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私人经营管理的经验为公共利益服务 ;加强联邦政府对全国货币银行体系的集中控制 ,但反对政府直接干预联邦银行的具体经营业务。汉密尔顿式的货币银行观规约了美国货币银行体系的变革和发展。     

如何运用宏观价值调控理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解决金融危机新思路研讨会"综述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探索新思路,广西市场经济研究会与<学术论坛>杂志社共同主办了"解决金融危机新思路研讨会",研讨的主要内容有如何运用宏观价值调控新理论解决金融危机问题、货币能否将金融危机解决在源头,等等.与会者认为,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国际贸易结算人民币化的措施是正确的.广西社会科学院罗运贵研究员提出的运用宏观价值调控新理论应对金融危机的思路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和深入研讨.     

信用问题的比较社会学解析——从职业伦理到法人团体研究视角的转换

目前中国的信用问题突出表现为市场信用危机与政府信用危机.从中西比较的社会学立场出发,中国当下的信用问题固然有着文化传统的伦理因素,但是组织层面的结构滞后应该是首要的动因.从以西方资本主义生成与发展为背景的经典社会学理论来看,现代社会分工很大程度上凸显了职业伦理之外法入团体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以法团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制度传统积极促成了"国家"与"社会"之良性互动与相互制衡,这应该是形成良好市场信用乃至政府信用的有效保障.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社会俗世化与马克思的发展哲学

当今哲学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俗世化的结果。俗世化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生活的商业化、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和话语的多样化。西方的后现代哲学是社会俗世化的极端表现。马克思的哲学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克服社会俗世化的消极影响的哲学,它揭示的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平等的基本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因此,应当按照“发展哲学”这一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     

货币制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货币制度史基本问题的梳理有助于从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思维模式中理解其货币制度的特点和作用,为当前货币制度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货币制度史研究认为,货币是一种社会制度,货币制度史应融入经济史研究之中,经济史分析的“韦伯—波兰尼—芬利”方法传统有助于理解货币制度发展的实质,波兰尼对社会整合三种方式的划分为理解各时期货币制度所处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框架。这决定了货币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功能,意味着不同的货币职能有着独立的起源,货币的起源也有多种可能,它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信用是理解货币等级和货币制度的重要视角,三种社会整合方式中存在着复杂的信用关系,影响甚至决定了货币制度的发展,如何解决过量债务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是不同时代货币制度都要应对的主要问题,也是货币制度史研究的一条主线。     

环境危机的根源——人类理性的阙失

环境危机正在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死存亡,探讨环境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课题。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理性的阙失,而人类理性的阙失在工业文明时期和现代文明时期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理性的阙失主要表现为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自身面临环境危机。     

略论货币伦理的困境与使命

货币是市场当事人之间内涵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某种契约和信用关系的制序载体。货币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蕴涵着丰富的伦理价值。但是货币的负面影响也让我们陷进了因其而形成的伦理困境和道德危机之中。要摆脱货币伦理的困境,首先要制定新的货币道德规范,加强货币伦理道德建设。其次要加强货币的制度化建设,实现货币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再次要利用货币的积极效应,加速人性的解放。     

交易演进中的信用与货币的信用本质——对货币国家化、国际化的认识

货币的出现是与交换联系在一起的,交易是理解货币的产生、演变的起点和切入口,交易的本质是信用关系,交易依靠信用才能维持。而信用本身也不能独立存在,它需要有相应的保证机制。这种保证机制在交易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遵循的是隐契约信用→正式契约信用→权威契约信用的规律。而货币的产生以及货币的国家化、国际化正是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在交易的演进过程中自发产生和演化的。     

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代转型

随着信用经济的高级化,现代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转型,即由原来突出地表现为周期性产业危机转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这一转变对我们认识资本主叉经济的发展规律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系统阐述了实现这一转型的依据、原因,以及转型后危机的发生机制、传导机制、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几点启示.     

金融体系的基石——信用基础和价值归宿

货币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是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是货币价值的稳定性和支付承诺的确定性.货币价值稳定性是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支付承诺确定性是经济活动的"价值归宿",两者的统一构成金融体系的基石.结合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重新考察这些"通识性"问题,有助于从中认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怎样才能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问题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阐释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罗杰斯的预言是否会成为现实?——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再思考

2009年底由希腊开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首次爆发于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针对这次危机,罗杰斯预言"欧元在未来15至20年内可能会不复存在",这给欧元敲响了警钟。但是这一预言是否会最终成为现实?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出发,通过从理论上剖析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寻求解决危机的方法。我们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实质上是欧元体系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即危机是欧洲小国在放弃了自身货币发行的权利后被动使用更加灵活和主动的财政政策应对危机,大国在拥有欧洲货币实际话语权的同时却未能发挥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要解决这一深层次的问题,欧元区大国应该放弃原有的"以邻为壑"做法,真正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使欧元区走向更大程度的一体化将是必然趋势。     

货币理论中三个基础问题的再反思

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们分析货币理论未能预测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忽略了信用和创造信用的金融体系,并试图从信用的视角重新认识货币的现实基础,以修正货币理论的逻辑预设。基于这一思路,进一步的反思可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支持等视角的三个基础理论问题展开：其一是探讨货币与信用哪个更为本质以理解货币的含义;其二是分析数学方法和制度方法哪个更适合于货币研究;其三是指出了货币理论与货币史的悖论。具体可从概念的界定方式入手重新梳理货币与信用的关系;货币分析方法上如何有效地结合制度方法和数学方法才是关键;货币理论与货币史的悖论可从“转化之法”“动态之法”和“融合之法”三种思路加以应对和解决。这三个货币理论基础性问题相互关联,它们的厘清和解答有助于将货币理论构建于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     

论货币形式的发展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商品交换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制约着、规定着货币形式的发展。不同的货币形式反映着商品交换发展的不同阶段,先进的货币形式加速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对社会生产起着促进作用;落后的货币形式则成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阻碍。伴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几千年来,货币形式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大体说来,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过四种货币形式,即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这四种货币形式又可划分为两大基本形态:物质形态的货币和观念形态的货币。前者包括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属于货币发展的较低阶段;后者包括纸币和信用货币,是货币发展的较高阶段。     

基于"关系"视角的媒介化危机理论与方法

危机的"媒介化"特指危机与媒介的互动效应,包括媒介全面改变危机存在的社会与文化生态、媒介传播加速危机发展的网络化和权力结构变革、媒介逻辑深入渗透危机发展全过程的趋势,是当下一个重大的时代性挑战和社会性议题.从"关系"视角理解并应对这一特殊现象,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媒介化危机"冰山结构"中"关系"的"枢纽作用",进而探索"意义共建"作为化解媒介化危机"关系性损害"的方向性路径,最终明确媒介化危机中"关系结果"的操作定义和测量方法.基于"关系"视角的媒介化危机理论和方法研究,是对现有危机研究框架的突破与深化,亦为深陷媒介化危机的权力机构、企业组织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策略选择.     

设定信用评级机构专家责任的构想

信用评级机构在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中的糟糕表现使其受到诟病。立法上信用评级机构责任的缺失造成对评级机构追责的困难,同时被评级对象及第三人损害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定位对专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设定信用评级机构专家责任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信用评级机构专家义务是其专家责任的法律基础,设定信用评级专家责任,需要明确其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责任的形式和范围以及责任的限制和抗辩。     

危机传播中政府的舆论引导能力

危机传播是政府、组织、媒介和公众获取与交流危机信息、实现各主体的危机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在危机传播和危机治理中,政府居于主导性地位,其舆论引导的效能关乎危机能否化"危"为"机"。因此,在危机传播中政府需要做责任、服务型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和接受监督的治危行事理念,坚持透明公开、主导协同和多方合力的原则,并采取正确的舆论引导路径,如此才能有助于危机事件的顺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