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the Resi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rge C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JP〗

本文从自利理论和归因理论出发,以2006年8月-2007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居民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城市居民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感到明显不公平。阶层地位是否具有优势对居民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则与分配公平感明显相关。具有优势经济地位的群体既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又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偏好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归因偏好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内因）,其分配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外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     

交友之道：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

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形成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理解教育不平等和代际流动都有重要意义,但既有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本文从社会分层视角出发,检验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同伴接纳度的影响,并尝试探究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人层面的积极特性(如较高的学业成绩、自我效能感、有体育爱好)分别对青少年的同伴接纳度产生独立的正向影响。其中,非认知能力和文体爱好并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青少年同伴接纳度的中介机制,只有认知能力起到微弱的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部分效应通过认知能力作用于同伴接纳度。     

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以改革开放后参加工作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一方面,尽管教育在扩张前后始终是决定个人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最重要因素,但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从而也无法减弱家庭背景以教育为中介对子女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间接影响,带来代际流动的改善。另一方面,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不显著,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因此,即便教育扩招提高了他们在社会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也无法带来社会整体代际流动的改善。因此,发挥教育扩招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不仅要强调教育机会的分配公平问题,同时也要努力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机会均等。     

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心理资本与学业成就的关系研究 ——以杭州市为例

研究以杭州市391名大学生为对象,考察领悟社会支持、心理资本和学业成就的关系.研究发现:(1)杭州市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在是否独生、是否学生干部上存在显著差异,心理资本在不同生源地、是否学生干部上存在显著差异,学业成就在不同生源地、是否独生、是否学生干部上存在显著差异;(2)领悟社会支持正向影响心理资本和学业成就,心理资本对学业成就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3)心理资本在领悟社会支持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社会资本和区域发展差异——对中国各省区的实证研究

无论是全球的各个国家之间,还是很多国家的内部,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发展差异.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历史、文化和制度等层面考察区域发展的差异.经济地理学者们也日益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或者限制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软"因素就是社会资本.通过社团、慈善团体和献血等指标来衡量中国各个地区的社会资本,发现中国在省区甚至地级市和区、县尺度上,社会资本的存量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并且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的相关性.但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有关"信任"的调查结果,却没有发现它与区域发展水平之间有显著的关系.通过建立实证模型我们进一步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中国各个省区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区域增长的收敛效应、政策和区住等因素之后,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依然显著.     

市场化与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变迁:2005—2015

本文基于CGSS 2005和CGSS 2015研究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变迁趋势，并从市场化的角度分析社会变迁与公平感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2005—2015年，民众的结果公平感有所提升，但机会公平感有所下降。模型分析结果支持“参照群体论”，但与“社会结构论”并不完全一致。在控制所有变量的影响以后，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结果公平感，并削弱机会公平感。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进一步显示，2005—2015年，中国社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导致民众结果公平感上升和机会公平感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机会公平问题应当在日后的公平感研究中得到更多关注。     

收入、健康、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一个区域差异分析视角

本文运用CGSS2015年的数据,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收入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公平感等角度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绝对收入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相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健康自评程度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社会公平感知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上的差异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     

求助悖论：疾病众筹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依托于移动互联网的疾病众筹平台改变了传统的疾病社会救助体系,疾病救助的发起方从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延展至亿万百姓,为社会底层获得紧急救助提供了新途径。本文利用我国某大型疾病众筹平台上1 930个求助案例,探究了疾病众筹目标达成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病患,其众筹项目越可能被转发与捐赠、所筹善款总额和目标完成度也更高。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线下人际关系网络在上述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而以文案质量为代表的文化资本虽有助于众筹成效,但并非连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众筹效果的中介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求助途径从基于熟人关系的微信圈子扩展至公共网络平台后,筹款效果的地位差异得以显著下降。     

情感能力是否影响社会创业者的创业意向? ——基于中国创行项目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大学生社会创业者不同的情感能力进行分析,考虑创业导向的影响,探讨了个人情感能力、社会情感能力对创业意向的作用.基于19个地级市的中国创行项目成员为样本获取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学生社会创业者的个人情感能力(自我觉知和自我管理)越强,他们的创业导向和创业意向也会越强;社会情感能力(社会觉知和社会关系管理)对大学生社会创业者的创业导向和创业意向存在显著正向的作用.可见,创业导向同时在个人情感能力与创业意向和社会情感能力与创业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情感能力通过影响创业导向,进而影响大学生社会创业者的创业意向.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借助“嵌入性”和“合法性”概念,本文将关于社会公平感形成的基本共识理论与自我评价理论整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关于分配公平感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解释。本文认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是否公平的感受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共识之间达成一致的程度。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低于社会评价的地位时,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不公平的;相反,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与社会评价地位一致或更高时,个体则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公平的。基于上述命题,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相对于主观阶层地位达到或高于其职业声望者,主观阶层地位低于其职业声望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是不公平的。对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较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命题比基于理性选择的自利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依然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     

论社会公平的主观认定

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公已成为学术圈与媒体热议的话题。但收入分配结果是否公平只是基于人们伦理和价值观基础上的一种主观判断,基尼系数既不能回答社会公平的主观认定问题,也无法预言哪些群体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本文通过对北京居民公平感的实证研究说明20年来北京市居民的公平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承受力有所增强也有所区别。在贯彻党中央"提低,扩中,调高"的公平目标时,政府的主要工作既包括规范和整顿市场分配秩序,同时也应在调节贫富差距时防止产生新的分配不公。     

教育程度与分配公平感:结构地位与相对剥夺视角下的双重考察

基于结构决定与相对剥夺的两种视角,本文研究发现了教育程度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复杂影响路径。教育程度作为优势性地位获得,对分配公平感存在正向影响。教育程度越高,收入分配公平感越强。但这种正向影响也存在条件性：教育作为个人地位投资,激发相应的回报期待,随着基于教育投入的期待收入与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正向影响会降低,且教育程度越高,降低的幅度越大。这一条件性的发现有利于解释既有研究的矛盾结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涵：当教育投资作为“制度化手段”无法实现地位获得这一“文化目标”时,这种“断裂”可能会引发“分配不公”的心理失范。     

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1978-2011——来自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市场转型中社会流动的总体状态与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模型的推导与分析,揭示了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阶层继承与选拔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为:社会总体流动率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上升,社会系统的开放度在日趋提高;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和制度分割性因素则日渐式微;在整个市场转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精英阶层遵循内部“精英再生产”的逻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再生产.     

大学生人际归因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采用多维多向归因量表(MMCS)中的人际关系归因分量表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298名大学生人际关系归因倾向和社会支持状况及其之间的关系作了测量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归因和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越是将人际关系倾向归因于外部不可控的因素,以及失败时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原因(能力)的大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就越少。     

大学生人际归因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采用多维多向归因量表(MMCS)中的人际关系归因分量表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298名大学生人际关系归因倾向和社会支持状况及其之间的关系作了测量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归因和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越是将人际关系倾向归因于外部不可控的因素,以及失败时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原因(能力)的大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就越少。     

区域社会转型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研究

本文使用CGSS2006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社会转型对居民社会资本获取和动员过程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获得过程中,城市社会转型不会影响居民社会资本的地位效应却影响了居民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超大城市”居民在社会网络资本的“网络位置效应”因子均值上显著地低于“小城市”居民;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市场化程度对教育的社会资本地位效应获取率的负向影响有越来越小。在社会资本动员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与社会资本地位效应因子的经济回报率正相关,而与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的经济回报率不相关。     

社会收入分层中的公平问题

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导致大量的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及社会分配体系的重组 ,从而引起社会收入阶层的分化 ,出现了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分层有利于经济公平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但却不利于社会公平及效率。并且在市场和非市场领域内都存在诸多的不公平因素。为此 ,当前应该在市场和非市场领域内建立公平的竞争秩序 ,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和效率的提高     

一般信任模式的跨部门差异及其中介机制: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

本文基于“市场”与“国家再分配”两种不同制度环境的讨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的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处理潜在的选择性误差，考察了不同部门中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结果显示，相比私有部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呈现了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政治参与水平和相对剥夺感作为中介于工作部门与一般信任水平之间的解释机制是显著的，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不仅在态度上对内在政治效能感有更高的认定，而且也能积极参与居委会社区的选举。这些特征极大提升了他们的一般信任水平。此外，公共部门中的个体在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上所持有的较低的相对剥夺感也有助于其建立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     

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当代中国女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验证了曾被西方学者讨论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较普遍的两个命题: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第一个命题)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第二个命题)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当代中国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地位机会?在社会地位上是否更加趋于平等?性别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对女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     

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

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过程面临的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3）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的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信任和网络密度;而有的社会资本则对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