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传统下的《左传》学研究

《左传》是中国最早且又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著作。《左传》于战国时期一经写定,即在三晋一带流传。汉唐学者对《左传》的训诂与疏解、宋代学者对《左传》怀疑批判与解释方法的创新、元明时期《左传》研究的迟滞与徘徊不前、清代前期学术界对《左传》集大成的整理研究、晚清时期《左传》研究中义理之学重新崛起,呈现出经学传统下《左传》学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历史时期,《左传》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或干扰,但《左传》的学术价值在不断的学术探讨中被重新发现并日渐受到重视,《左传》研究水平在学术批判继承中不断提高。     

酝酿着突破的力作──评《中国文学史论》

新时期以来,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呼声甚高,然而从大多数新编写的有关论著来看,仍在60年代流行的三部文学史的影子下徘徊,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80年代兴起的宏观文学研究为摆脱这种危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张碧波先生的学术论文集《中国文学史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就是一部酝酿着突破的力作。 探索中国文学史的特殊规律是作者长期的苦心追求。他在先秦段系列论文中反复强调中国文学特殊规律决定于中国历史的特殊道路,充分注意到运用马克思关于亚细亚方式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成果,去观察中、西方在进入…     

挣不脱的“枷锁”：从《金锁记》到《多情剑客无情剑》--兼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问题

张爱玲《金锁记》与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两部小说的核心意象都是“枷锁”，两位小说家在正统文学史家眼中都属“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系统，很长时间不能进入以现代性相标榜的现代文学史，其后竟然拥有完全不同的文本命运。探讨两部小说的核心意象“枷锁”的生成及其表现于文本中的意义，可以考察文学史家的择汰标准和取舍依据，评判既有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立场的得失与是非。书写现当代文学史，必须摆脱种种或显或隐的观念枷锁，回归文学的审美本质，鼓励和提倡个人修撰的多角度的现当代文学史，以便还原、构建出真实生动、丰姿多彩的文学史景观，进而产生一批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年代考论

势成鼎足的三说及其由来通常所说的“唐僧取经故事”,是以“取经烦猴行者”为其标志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为文学巨著《西游记》的先导,考察其成书年代,事关“取经烦猴行者”故事产生于何时。这是文学史上应予弄清而又尚未弄清的问题。宋元说、南宋说、晚唐五代说,当前势成鼎足,先对三说作一反思,也许有助于我们作出正确的结论。认为《取经诗话》成书于南宋或宋元之间,这是文学史家们的普遍看法。试以当前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而论,断其成书于南宋者,有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六省市十一院校编《中国文学简史》等;断其成书于宋末元初者,有刘大杰《中国     

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化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化研究反映了文学史内在结构调整与文学史演进的必然要求 ,是学科发展逐步走向成熟的反映 ,是文学研究进一步回归学术本体的学理性选择 ,是学科资源结构优化的要求。经典化的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经典性的认识上 ,总体上可以认同一个基本性原则 ,即现代性、原创性、审美性和影响的历时性原则     

文学史视域中汪曾祺小说的三次重要重写

汪曾祺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方面的贡献和剖析传统文化心理的创作追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复仇》《庙与僧》和《异秉》的重写象征着他小说创作的三次转型.这三次转型应和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大变化.从“重写”角度进行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纠正了当前研究中对汪曾祺的一些误解,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汪曾祺被遮蔽的意义与价值.     

中世纪锡克教文学概说

本文简要介绍了印度中世纪锡克教的主要经典《阿迪·格兰特》的成书过程及作者情况,举例分析了锡克教祖师那纳克等人的诗歌,并指出其特点,评估其文学价值。     

中国文学生态的权力结构与文学经典的生成

文学经典的"文化权力"问题首先起于比较文学,涉及种族、地域、性别、殖民、古今等诸多领域."文化权力"给出了考察文学、文学经典、文学史等问题全新的角度,以之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众多与经典相关的文学史事件、文学现象,就会产生很多文化研究的特别意义.     

文学史的书写与流动的文学经典--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运动是建立在意欲打破单纯以政治需要来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基础上的,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文学作品入选文学史的标准.但文学史的书写能否真正做到拒绝政治,这引起了学术界新的质疑,而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变化也使得文学经典成为流动变化的.     

《骆驼祥子》与《约伯记》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骆驼祥子》和《约伯记》这两份经典文本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生发于中国近现代文化文学传统的《骆驼祥子》,和从西方基督教———《圣经》思想文化文学传统衍生出来的《约伯记》,它们立足于各自的历史语境,都对“个人”的境遇及其归宿进行了探索,对“个人”观念的确立与意义作出了强有力的质询和反思。然而,它们各自的“个人”话语模式在出发点、指向和言路等方面却迥然不同,体现了中西文化中“个人”观念的巨大差异。作者力图探讨这种差异的原因,并试图从中获得启示。     

西学东渐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学东渐出现高潮,其间中国文学受到全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观、文体形式、思想意蕴、美学形态等方面。西学东渐为中国文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促使中国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由本土走向世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由此生成。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兼论“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叙事困境

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而“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一“秩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古代汉、藏文文献描述了两种迥然有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差异反映了两种古代文明对“世界”及其理想秩序的不同想象；第三种叙事来自近代的“民族主义”史学，汉语知识精英利用古代文献中的素材，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塑造了“文成公主”的新形象。本文对这一“民族史书写”的新范式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展开了理论探讨。     

张爱玲小说现代性探微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开创性的作家.她的小说艺术特色极为鲜明,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其现代性特质,从对小人物"不飞扬"命运的传奇书写到对情节意象性的表达,从对"不彻底"的平民精神的解读到对国人心理特征的刻画等,貌似规避宏大社会主题,实际上表达了对平凡人性的恢弘考量.     

一样孤苦 两种诉说——契诃夫《苦恼》与鲁迅《祝福》之比较

契诃夫和鲁迅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伟大作家。比较两位作家的两部短篇小说《苦恼》与《祝福》可以发现,他们在创作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都不约而同地把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作为创作题材,以小见大,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都采用了冷静而客观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简练、独特的短篇小说写作技法,堪称短篇小说大师。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两者在揭露、抨击社会的深度、广度、社会价值等方面又独具特色,各有千秋。比较他们的异同,可以从中找出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伍尔夫的叙述艺术与女性主义

伍尔夫是一位现代小说艺术的自觉实验者,女性化书写是其艺术实验的一个自觉追求。她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对传统小说的艺术规范进行了大胆的突破,通过内隐叙述者、女性的意识化展示和话语的诗化等策略,充分展示了自己作为一名女权主义作家对性别书写问题的独立思考。而与此同时,其独具特色的现代叙述艺术也使她的创作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女性书写的一个成功例证。     

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与社会政治学模式

历来的赵树理研究,均未能从一个时代文艺模式的兴起与衰落上,来说明赵树理的创作生涯。赵树理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对于社会政治学模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赵树理本与民间文艺有深厚的联系,有长期运用民间形式写作的经历。赵树理的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雅俗交汇的产物。赵树理是当时新文艺方向的代表。当他上升为整个文艺界学习的榜样时,并且要求他的创作符合于某种文艺理论的全面要求时,赵树理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对他的要求了。一方面赵树理确应提高一步,提高其作品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学模式所要求的典型形象中有着一种观念化的设定,这同赵树理向着实际的、易于吸纳事物复杂性的眼光,又难以协调。还有一个矛盾,即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赵树理主要是在一种民间大众文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所熟悉的是如何适合群众的阅读欣赏习惯来写作的。赵树理遇到此种历史的尴尬,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大众化文艺运动在走向全国后所面临的发展困难。社会政治学模式的观念设定,连像赵树理这样曾在为政治作宣传上获得一片喝彩的作家都难以适应了。与农民自在的文艺有着血缘联系的赵树理,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应在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上,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并愈益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才行。赵树理虽集雅俗于一身,却是俗多于雅,因而他应向着雅的方向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他的创作存在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是"旧的多新的少",即"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但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三是"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因求速效,而将作品中应该有脑子里却没有的人和事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对这三个缺点的认识,表明赵树理对于他50年代初强调的"赶任务"写作的主张有了理性上的否定。赵树理的颓势是显然的:一是他的写实作风难以适应社会政治学模式,二是他的艺术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赵树理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学模式确立到衰亡的全过程。     

现代东北文学中的俄罗斯人形象

现代东北文学中出现了众多的俄罗斯人形象,东北作家们对俄罗斯人形象的描摹,一方面显示了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俄罗斯文化对现代东北文学的深刻影响,为现代东北文学增添了几许异国风味,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生活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的人们所演绎的独特的社会人生景观.现代东北文学中的俄罗斯人形象反映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战乱频仍的历史现实和多元文化杂糅、儒家文化传统薄弱的文化状态.     

关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传统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文学主要指从公元前11世纪,即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最早的诗篇出现起,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含近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学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传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风”、“骚”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二、“诗言志”、“诗缘情”与重表现、重抒情的传统;三、文学形象创造的“形神兼备”传统;四、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传统;五、文学风格的丰富性传统。认真研究和梳理传统文学的艺术传统,并加以扬弃,无疑有益于当今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英文)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具体表现在：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进而以“志”代“情”回归“道”统;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情”传“志”,回归“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但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     

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一大关戾--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

文章就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谈到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写私情,还是写群情;是"纯文学",还是有"功利性";而是在于写的情真不真,善不善,美不美.而且,这种情,还得放在当时时代中来加以考察.文学创作的发展与观念的更新关系重大.梁启超及<新小说>所提出的一些新观念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新小说>之所以能开创了一代的风气,很重要的一点是注意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读者在其周围,为此从经营方式,到期刊的内容与形式等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与尝试.但后来"新小说"的发展走了一段弯路,这主要还是拜金主义所造成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