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法治思想探源

南宋末期和元朝后期“程朱理学”的大势崛起和传播，实属历经社会逐渐稳定繁荣时期到社会危机时期的这样一个历史变革中的应运而生之学。皇权和儒生们之所以推崇程朱理学，都带有应用和解决其统治现实的功利需求因素。程朱理学的崛起，和宋元两朝皇家贵戚的极力推崇直接相关，传播则直接与元朝开辟的新科举形式相关。所以，程朱理学的诞生和发展根源于皇朝“礼治”、“德治”和“法治”实际需要，其蕴含的法治内涵及功能十分突显。下文从三个方面论证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法治思想对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对徽州宗法制度的影响，阐述了程朱理学“礼法合一，德刑兼治”的法治思想特征以及对当今加强道德修养和教育、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的借鉴和引导作用。——编者     

理气之争──程朱理学悲剧命运的个案透视

在中国哲学史上，程朱理学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和悲剧色彩的流派。一方面，从元到清，《四书集注》成为科考标准教材，朱子配享孔庙，程朱理学几成为儒学的代名词；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是：程朱理学在宋代就从未能在学界占有绝对优势。北宋时，洛学之外尚有关学和新学；南宋时，更有陆九渊与朱子分庭抗礼。进入明代，知识界风靡一时的，是继陆九渊一脉而来的王阳明心学，而非程朱理学。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情形呢？实际上，程朱理学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其长期以来为历代统治者所张扬、维护，也极易为全社会各阶层所理解、接受的部分，这是其最浅表…     

宋明理学对中国现代哲学之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公元960－1127年）160余年，外患频繁，烽烟不熄；人民流离，民生凋蔽；党同伐异，内优不已。但是，这个国力衰微、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哲学发展的光辉时代。其标志是理学的发生、发展和形成。一宋明理学的形成理学发生于北宋，当时出现了五位著名的哲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他们对理学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世称之为“北宋五子”。周敦颐讲学濂溪，成立了“濂学”学派；程颢、程颐讲学于洛阳，成立了“洛学”学派；张载讲学于关中，成立了“关学”学派；邵雍专治周易，发展了象数…     

试论上海何以成为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中心

20世纪初 ,中国有一独特的文化现象 ,即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相分离。全国文化中心不在北京 ,而是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上海 ,试通过人文地理、政治、经济、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析来阐述这个近代独特的文化现象的原因。     

试论中国近现代文化中心的北移与南下

从晚清到 2 0年代 ,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京 ,但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却一会儿在北京 ,一会儿在上海 ,发生过几次大的移动。具体地说就是在晚清先从北京移到上海 ,“五四”文学革命时又从上海移到北京 ,二三十年代再从北京移到上海。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内就发生如此频繁的文化中心转移 ,这种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们到底是怎样移动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几次移动 ?这便是本文试图探索的问题。中国古代由于是大一统的专制社会 ,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基本上是重合的。例如唐代的政治中心在长安 ,文化中心也在长安。北宋的政治中心在汴梁 ,文…     

永嘉之乱后中原文化之整合

永嘉之乱后中原文化之整合孔定芳以永嘉之乱北方胡族入主中原，西晋王朝土崩瓦解为契机，异质的草原游牧文化直入中原农耕文化区。两种文化展开了空前的冲突与碰撞，并导致以洛阳为中心、以魏晋传统为主导的中原文化的解体及其中华文化中心和主体地位的失落；后经十六国北...     

矫正与突围：宋明理学与中华文明的农史解读

中华文明以其绵延数千年而未曾中断的特点凸显于世界诸文明，而这一特点的形成无疑得益于其独特的思想、文化与制度的保障，宋明理学便是上述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着眼于中华文明发展与演进的宏观过程，以农业发展的独特视角对宋明理学进行审视，可以发现：程朱道学与陆王心学作为宋明理学的两大主流体系，从唐宋到宋明，两者交错形成并交错发展，与唐中期以来中国农业发展的路径大体相当。具体而言，程朱道学对唐以来基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从传统秩序中解放出来的独立个性加以矫正，而陆王心学则使上述这一独立个性得以突围，从而从整体上保障了中华文明在唐宋以来的可持续发展。     

《歙县赋》征文启事

歙县自秦置县，历为郡、州、路、府治所，是古徽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徽文化和程朱理学的主要发祥地。现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逢歙县置县2230周年，为更好地记述歙县独具特色的历史文脉，展现现代歙县科学发展、和谐进步的文明成果，宣传歙县优秀历史文化，扩大歙县知名度和美誉度，特由中共歙县县委、歙县人民政府主办，     

论洛学在南方的传承

洛学发祥于河南洛阳,因程颢、程颐兄弟在此居住和讲学而得名.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二程洛学由他们的弟子在不同地区讲学而得以广泛传播,逐渐形成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事功之学三大学术体系.它们都在洛学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发展和修正.其中程朱理学最终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官方哲学.     

明太祖的经学政策

明太祖在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的同时,在经学领域施行一系列经学政策.他重用儒生,逐渐形成以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重视经书,同时加强经学教育,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对经学的传播与发展有积极作用;颁令八股取士,尤其重视程朱理学的作用,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统,从而以程朱理学来统一士人的思想.明太祖重视儒家经学,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对于明初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奠定了有明一代王权统治的根基.     

宋代重庆书院与学术文化的发展

具有学校教育性质的书院,重庆是在宋代才蓬勃发展的。这种独特的教育机构的出现除了该区域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客观原因外,还在于它本身有官学所不具备的优越性。宋代重庆书院以北岩书院、濂溪书院为代表,能够体现中国内陆地区书院办学及组织管理的一般状况及原则。程颐、周敦颐等理学家在重庆书院讲学,培育人才,传播理学、推动了川东地区文化学术的发展,余风所向,波及川西及周边地区,构成宋代理学流派分布中的典型区域之一,且为关洛学派、程朱学派理学正宗的中介或媒体,在理学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历史地位。正是重庆书院推动理学的传播以及区域性教育文化的转型,使得长江上游区域文化中心一时显现出光彩夺目的迷人景观,促成了重庆文化学术的第一次高峰。     

周公“德治”、“礼治”思想的法文化启蒙意义

通常我们在谈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治”思想的产生时，会将其归功于孔子。然而，经研究发现，“礼治”思想的主体来源于周公。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开创了中国礼乐文化之先河，也为中国儒家“礼治”法律思想奠定了基础。此外，周公确立的“德”以及“仁德政治”之观念亦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治”思想的起源。因而本文将着重介绍周公“德治”和“礼治”独创思想之产生，以昭示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启蒙意义。     

程朱理学道统论的终结

道统论肇始于《论语》，韩愈倡之，至朱熹集其成。程朱理学的道统论是一个精致的理论体系。它有作为其经典依据的儒学典籍、独立的历史传承谱系以及作为理论核心的哲学问题。道统论是程朱理学的一个支柱。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学者在反思程朱理学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道统论的问题，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他们所做的各项工作在整体上瓦解了程朱理学的道统论。一 在中国历史上，独尊儒术开启了经学 时代。经学时代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就是 立论要引经据典，只有这样，理论才会具备合法性；反之，一个理论所依据的典籍如果不是儒家经典，那就是离经叛…     

张脉贤会长在主持黄山市程朱理学研究会第一次理事会上的开场白

市新安朱子研究会更名程朱理学研究会，是为了拓展研究范围，探讨二程到朱熹整个理学形成过程，原因，作用，使思想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深度和高度。同时也扩大了程朱宗亲联谊的范围。今天我们在屯光开会，二程与朱熹祖居都在这里，在篁墩，在屯溪，在黄山市，这里叫“程朱阙里”。二程的子孙来祭过祖，朱熹自己来祭祖过。     

洛阳学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思路

作为中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缩影,洛阳文化是多元并存的文化融合体,极具包容性特质。包括地方志、河图洛书、名人别集、理学名著、小说戏曲、宗教著作、金石著作等在内的古籍文献,卷帙浩繁,内容广博,体裁完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不仅是全面了解和研究洛阳历史文化的主要资料,而且是开展洛阳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基础。只有充分挖掘洛阳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编纂"洛阳文献集成",才能更好地深入开展跨学科研究,努力构建国际洛阳学。     

新理学对程朱理学的继承与改造

冯友兰一方面继承程朱理学理在事先的本体论原则、伦常观念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另一方面又对其加以改造。他用西方哲学思想解释、改造和印证程朱理学思想,把中国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学说都综合到理学的论域之中,并且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作出理论上的论证,创立了新理学体系。     

朱熹理学与传统文化资源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理学伦理思想体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被奉为神圣教条。要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发展变革中得以保存和流传,就要不断发掘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学之所以是一种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就在于它重视家庭伦理关系、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富有科学理性精神、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     

长江文明视域下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

长江和黄河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以黄河文明为摇篮的中原文化,其核心是一种“政治—伦理”结构,而以长江文明为母体的江南文化,其核心是一种“经济—审美”结构。长江流域城市是长江文化特有的“容器”,沿线城市文化代表着长江文化的最高发展“境界”。长江流域的江南城市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中心的“经济化”和“人文化”,二是经济中心的“更经济化”和“更人文化”。江南城市不仅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今天长江经济带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和主平台。江南文化是中国诗性文化的典范形态,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矛盾的智慧,因此必然要成为引领沿江区域文化转化创新的榜样,并在当代长江文化传承保护弘扬中发挥出“龙头”作用。     

冯友兰与朱熹理学之探讨

冯友兰采用中西哲学相结合的方法,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改造,使之赋予新的内涵,形成了自己的新理学观。冯友兰之理与朱熹之理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通过两者的比较发现,新理学比朱熹的理更抽象、更彻底。同时,新理学也是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以诚论胜——王船山对程朱“性理”观的纠正

博大精深的船山学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以宋学为宗。继承周敦颐、张载和湖湘学派的思想传统，以诚论性、性气合一、道器合一。从而纠正了程朱理学以理论性，性气分立的性理之学。并且在理欲关系、人性善恶等一系列人性哲学、道德哲学问题上对程朱理学进行纠偏，形成与理学和心学都不相同的思想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