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显先生的中共党史研究与治史方法

陈明显教授治学方法独到，已先后出版了川多部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著作，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重要的学术成就。其学术成就和治史方法具体反映和体现在学术生平、学术著作、学术观声、和学术特色之中。     

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有各自的内涵与学术特色,在治史中,单一的"史料学"眼光会造成严重的学术偏差.在史学史研究缺位的情况下,也可能形成对某些历史文献的讹误认识,如对清朝修改前三朝实录普遍性的偏见就因此而形成.所以,文献史料的运用,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史料学"不能自成一学,不可依赖.而对许多历史文献的认识,往往必须从史学史的研究中予以定性和定位,以免深陷于学术误区.     

中国古代治史修养思想论略

治史者的史学修养关系到史学著作的可信程度和质量高低,因此,备受历代史学家关注.孔子提出"书法不隐",成为古代史学修养思想萌芽的标志.汉代和南北朝时期,秉笔直书成为著史的笔法和史家的道德信念.唐代刘知几的"三长论"明确了史学修养的范畴,初步建构了治史修养理论体系.元明时期,治史修养思想进一步完善,"正心说"和"二善说"成为清代"史德论"的思想先导.章学诚是集大成者,首次提出"史德"范畴,确立"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良史评价标准,提出养心术的方法,使得中国古代治史素养思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     

从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看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脉相传 ,没有任何中断 ,其重要原因之一 ,是中华民族有“治史”的传统。即使如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乱世” ,仍然保持着治史的传统 ,史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 ,大力倡导治史 ,弘扬中华文明 ,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训诂治史"的会通之学——杨联陞与"清华学派"

"清华学派"是基于共同文化背景及共同工作学习环境而产生共同治学情趣的一个群体,其主要特征是:"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清华学子杨联陞沐浴在这种博通与专精相结合的学术环境下,转益多师,亲炙陈寅恪、雷海宗、陶希圣、赵元任等先生的教导与督励之惠,吸收了当时史学风潮中最好的质素,走出了一条"训诂治史"的会通之路,致力于提升汉学研究水平,成为打入国际汉学界之第一人.     

治史方法漫谈

本文对作者自己逾半个世纪的治史经验进行总结,将之概括为史料、考据、今古一线牵三个方面,并分别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予夺褒贬"与"据事直书"--中国传统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及其演变趋势

评价历史和叙述历史是历史学中两项最基本的内容,史家治史应当两者并重,不应在价值观念上心存轩轾,或者区分畛域。但因不同时期史家治史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致发展成“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治史理念。这两种理念的形成及其演变趋势,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应熙教授治史特色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金应熙一生中对研治中国古代史、香港史和学术史均有重要创获。他治史的特点是力求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以社会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推动和互相制约,全方位地进行考察,探求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层意义的规律性;他对古代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具有突出的开拓意义;所著《陈寅恪》一文,深入地分析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治史方法,并从20世纪史学发展的高度,对其做了准确的历史定位。     

发覆·实证·务实--论顾诚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其风格

顾诚先生是知名的明清史专家.他出身书香门第,承北师大厚重学风,一生致力于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和明代卫所制度的研究.他长于考实,治学谨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密切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发前人未发之覆,在学术界独树一帜.他的实证、求实的治学态度与方法,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淡泊名利的身体力行,不但成为创造学术精品的典范,也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崇高品格和科学精神.     

孙思白先生与民国史研究

作为著名的中华民国史专家和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奠基人,孙思白先生在推动建立中华民国史学科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就民国史研究诸专题取得了丰富的拓荒性成果。他参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三篇重要论文,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他的民国时代是"大转变"时代的思想,对推动民国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捍卫学术独立的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使他的学术著作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革命历史书写中个人话语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错位对接——《青春之歌》初版本与再版本内在冲突考辨

《青春之歌》的初版本与再版本在内容上有诸多的不协调之处，这一结果的出现，来自于作家对主人公林道静这一形象在两个版本中角色定位的内在冲突。再版本中的林道静已偏离了作家的写作初衷与原有的形象发展轨道，这反映了作品写作年代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对作家个人话语的制约与修正。     

重庆得名原始

重庆因何得名？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重庆＂得名于它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顺庆府和绍庆府＂二庆＂之间,故谓之＂重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光宗在同一年的时间内先封王,后称帝,取＂双重喜庆＂之义,故将其潜藩之地恭州升格为重庆府。＂二庆之间＂说只满足了空间坐标,却有悖于时间坐标,与史实不符。＂双重喜庆＂说既符合历史事实,是宋代潜藩升府制度的必然,又与潜藩升府的地名命名方式和类型相一致。取名＂重庆＂,满足了皇帝的心理需求,彰显了宋人给府命名时选用汉字的极端偏好。     

《礼记·乐记》之“心”范畴——兼与孟子言心相比较

今本《礼记.乐记》言心计三十处。共有内在心智,常情,心术品性,百姓的情感意愿所向四种内涵。《乐记》言心构建了＂心-物＂互动的＂应感论＂,注重人内在主观能动性的双向调整作用。与之时代相近的孟子同样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二者在依心立言的其它方面却呈现出一些不同。其一,二者对于＂欲＂的态度不相同。其二,二者对于＂诚和伪＂的认识不同。其三,二者对于＂觉＂的理解不同。其四,二者对于＂礼仪教化＂的看法也不相同。基于这些,唐君毅称孟子之心为＂性情心或德性心＂。我们则概括《乐记》之心为＂应感心或省察心＂。思想之分异,正根源于人心所见之分异。     

祛除遮蔽与重返文学现场——以“十七年”文学为例谈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

＂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导视点理性具有以偏概全的特点,这种特点也延伸至新时期以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文章以＂十七年＂文学创作和研究为例,详细探讨文学史研究中复合视点理性建立的必要性,它是祛除文学史遮蔽,发现历史的复杂性,进而重返文学现场的前提,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客观性和整体有机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归物”看王维山水诗歌

“归物”不是自然的人化而是自然的自然化，人类要以观照而不是改造的态度去面对自然，这就是自然的“自然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归物”。人类要与自然协调共在，达到一种审美化的人生，就必须保持一种使自然“自然化”的距离。王维笔下的山水是超越功利，摆脱主体情感的纯任自然的山水，是达到“无我之境”的最高审美境界。以“无欲之我”观物，方能达“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是以万物之理观物，王维笔下的自然是以物观物的自然。是自然化而非人化的自然，是“天机清妙者”的无我之境，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臻于优美之至境。     

《尚书》历史变动观的两重性

《尚书》的历史变动观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承认新旧时代即新旧王朝的递嬗是合理的、进步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尧、舜、禹等＂圣王＂所生活的时代是值得欣羡的时代。这并不矛盾,因为前者是从天命改变的角度而后者主要是从道德高尚、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说的。而这一切都可以用＂敬德保民者可以得天命＂来解释,其关键在＂德＂上。《尚书》所认为的前代圣王统治时期是好时代,对这一观点,应该做具体分析。     

从神话史诗看佤族远古历史——解读《司岗里》和《司岗格——西念壤》

像一切原始时期的民族一样,佤族的远古历史也主要曲折地隐藏在它的神话故事和神话史诗中。通过对佤族反映远古时期生活的神话史诗《司岗里》和《司岗格——西念壤》的解读,我们便可弄懂这样几个重大历史问题：什么是司岗里？佤族怎样走出司岗里？为什么走出司岗里的佤族叫阿佤？什么叫司岗格——西念壤？佤族怎样在大洪水后分出另一个大支？为什么耿马、沧源的佤族新支自称为巴饶？弄懂了这些关键问题,佤族远古历史的路径便已基本清晰。     

中国共产党30年来探索破解社会风险难题的道路探析

中国的社会风险难题由来已久,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对其进行了学理厘定,他认为“压缩的现代化”既加强了中国的风险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在破解社会风险难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善于辩证思考风险防范问题,准确把握“新风险”概念,并系统提出文化风险防范措施。总结经验,防范社会风险应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并以经济措施为基础,从“广义社会”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