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流动人口收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吉林省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吉林省流动人口的规模也日益壮大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吉林省流动人口在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相应地获得了一定的收入,但是吉林省流动人口收入水平也存在差距。吉林省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不仅收入状况上存在差异,而且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也各不相同。本文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的分析法,分别对吉林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收入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别从流动人口的自身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个方面来比较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地方品质与经济机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CLDS 2016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决定中国城际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区域和个人因素。旨在评估流动劳动力选择目的地时地方品质、就业机会和经济结构的相对权重,以及这些地方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中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地方品质对吸引迁移人口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大于就业机会带来的效应,迁移人口会倾向于流向地方品质更好的城市。(2)通过对比地方品质和工资水平对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概率的影响可以计算得到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水平提升1个单位的支付意愿约为9.70元。(3)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个人消费服务、地区基础结构和公共服务对本地吸引人才流入的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带动性;年轻一代和室内工作的劳动力群体更加注重环境因素的考量,对城市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于地方品质,高教育水平劳动者受到高工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更大。来自城镇的劳动者更加重视地方品质建设对自身带来的影响,而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更加注重工资报酬所带来的经济效用;流入内陆、淮北地区、特大、超大和高收入阶段的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城市地方品质的影响效果更显著;流入内陆、淮南地区、大中小和中等收入偏上/偏下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工资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人口流动视角下中国房价波动的空间异质性

尽管从全球范围来看影响房价波动的因素有许多,但在中国流动人口带来的住房需求却成为提高城市房价的关键因素.基于2005—2013年235个地级市数据的研究发现,净流入人口越多的地区,房价涨幅越快,流动人口每增加10万,将会使每100平方米住房价格上涨3360元,特别在一、 二线城市,房价分别上涨6024元和15394元.2010年以后,流动人口在东西部对房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地理加权回归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是使房价波动呈空间异质性的主要因素,其中,珠三角地区成为人口流动对房价影响最大的地区.     

东北跨省流出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跨省迁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东北地区从2000年开始流动人口逐渐由个人跨省流动转变为家庭化迁移,然而国内有关东北地区跨省家庭化迁移的人口学、社会学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利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家庭结构、定居意愿、家庭化迁居方式、迁居水平、影响因素对东北地区家庭化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跨省迁移家庭结构的稳定、流入地家庭收入的增长、定居意愿的加强等因素使家庭在跨省流动家庭化迁移进程与迁移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家庭化迁移过程中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的年龄越大、在流入地时间越长、家庭成员收入水平越高,家庭化迁居水平就越高。面对东北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增强的情况,政府应顺应社会规律,强调责任主体意识,深化政策领域改革,建立为流动家庭服务的社会政策。     

中国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基于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

文章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中国286个城市2002~2012年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运用空间计量及门限模型对中国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及相对收入水平是吸引外来人口的首要因素;人口的地理饱和度对人口流动有正向影响;以房价负担表征的人口的经济饱和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具有门限效应,2007年之前影响不显著,2007年之后则对人口流动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     

黑龙江省流出人口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就业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就业质量的提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本文基于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黑龙江跨省流出人口和省内流出人口就业特征、收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黑龙江省流出人口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跨省流出人口平均年龄低于省内流出人口,受教育程度、工资待遇显著高于省内流出人口;黑龙江跨省流出人口的职业选择主要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和性别等因素影响,而省内流出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更广泛,年龄、性别、流出时间、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均会不同程度对其产生影响。黑龙江省女性流出人口与男性相比在收入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年龄与收入呈倒"U"形关系,随着年龄增长其月收入先增长后下降,教育程度无论对跨省流出人口还是省内流出人口的收入等级提高都会有显著影响。因此,黑龙江应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特色经济,提高地区吸引力。充分利用东北振兴战略发展的契机,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营造优良的就业环境,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确保本地人才留得住,外省人才流进来,提升区域人力资本水平,促进黑龙江省经济快速高效发展。     

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出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对吉林省边境地区的人口跨境流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吉林省边境地区年龄在15⁵9岁之间的人口跨境流出意愿最强烈,朝鲜族和满族人口比汉族人口的跨境流出活跃得多;与国内流动人口相比,初婚有配偶人口和离婚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大于未婚人口;接受过教育的人较文盲半文盲人口的跨境流出态度保守;与未流动人口相比,再婚有配偶人口比未婚人口的跨境流出态度保守,但离婚人口比未婚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大;有过外出经历的人更容易跨境流出。     

京津冀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和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京津冀流动人口县级截面数据和定量模型,对影响京津冀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形成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域单元流动人口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各地区流动人口增长的内部差异明显;无论京津冀区域外还是区域内部的人口流动,均向北京市和天津市集聚;近几年京津冀流动人口增速虽然减缓,但向京津集聚的趋势未变.研究结果表明,在京津冀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中,经济因素中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影响最大,社会因素的影响次之,流动人口密度滞后效应再次,平均海拔影响因素最小.基于此,提出制定倾向河北省的京津冀一体化政策,包括注重发展河北省第三产业,增加河北省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     

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借鉴Mincer收入方程,分析了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收入的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且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水平依次下降.不同地区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特征所发挥的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和经济社会特征则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GIS支持下的20世纪黄河流域人口动态变化研究

区域人口时空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对认识一定社会阶段的区域人口增长规律、经济条件、人口政策等对人口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影响 ,制定和实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有着重要作用。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 ,黄河流域从西向东横跨了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等 9省 (自治区 ) ,包含了 3 61个县的全部和部分区域。在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下 ,进行黄河流域人口 2 0世纪以来的时间变化以及近 5 0年来的空间变化规律的研究 ,了解黄河流域的人口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子的关系 ,对在西部大开发…     

新生代独生子女婚恋失败偏多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措施-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婚姻状况及配偶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重大影响。月收入、性别、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及城市规模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否接受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及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不显著。     

教育发展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城市化发展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在影响迁移的因素当中教育水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在我国人口迁移过程中确实发挥显著的作用。从全国总体来看,教育对人口的迁入与迁出均呈现反向作用关系;城市教育水平与迁入及迁出也均呈现反向作用关系;然而,县教育水平与迁入及迁出均呈现正向作用关系。这反映出,我国目前的人口迁移是一种层级递进式的迁移情况。这种层级递进的模式实质上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discussion a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A general review of papers and discussions a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held December 10-14, 1984 is presented. Discussions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cluded China's population change 1949-1982, impacts of economic change on Tianjin's population, the population facto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making, Japanes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cent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Hungary,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mprehensive long-term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Russia, fertility rate change factors in China, Shanghai's population change, and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Fertility rate changes were discussed, including multinational borderline value assumptions, recent trends in life span fertility rate in China, fertility rate in Jiangsu Province, fertility rate change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sterilization in Yangjiaping, Thailand.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discussions include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world population change, the 1984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 changes in economically productive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strategy, employed/unemployed populat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economic composi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discussions covered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region, surplus rural population transf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urbanization analysis, trends and urba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roblems, and Laioning Provinc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ssues in migrati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population included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Northwest, internal migration to Beijing, Chinese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major region, and current population changes of Chinese Tibetans. Under social problems of population, discussions included women's status,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change, Shanghai's aging trend, analysis of the aged population,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quality in Anhui Province, and the retirement system in Chinese villages.     

四川盆地农村人口婚姻迁移空间演变分析及对策探讨

婚姻迁移是我国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农村人口的婚姻迁移具有不同的空间特征,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根据实地调研资料分析四川盆地农村人口六十余年来婚姻迁移的空间演变情况,发现婚迁距离总体呈逐年增大的趋势,受教育程度和婚前从业状况对其婚迁距离有较明显的影响,经济动因在婚迁地域选择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农村人口婚迁空间演变带来的影响中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从宣传引导、政策调整、经济扶持、教育培训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措施。     

流迁人口对广东省人口发展的替代效应

所谓替代迁移是指迁移人口对长期处于更替生育水平以下的人口,因人口自然减少而产生的替代效用。广东省不但是全国人口流动和迁移最活跃的省份,而且人口总和生育率已连续10年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本文实证分析广东省在无流动人口、保持峰值人口、维持峰值劳动年龄人口和潜在供养比最大值等条件下,流迁人口对总人口规模和结构的替代效应,认为适度替代流迁人口是解决长期维持低生育水平地区所产生的人口问题的有效途径。     

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分层模型研究

将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使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分析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基本特征、经济状况、流动特征对户籍迁移意愿存在单独的影响,流入城市特征不存在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直接影响,但通过流动人口个人层面特征跨层交互作用于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有子女随迁和在流入地居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越强,流入地的教育公共服务质量越好越会强化这种倾向;已在流入地购房、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更高,流入地的人口规模越大越会加强这种作用。     

流动人口家庭化状况分析

家庭流动会在未来一个时期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本文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程度和区域差异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化存在区域差异,部分流动人口家庭是通过在流入地生育孩子组成。针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给流入地和流出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客观地看待。     

地区发展、经济机会、收入回报与省际人口流动

利用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考察了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发现省际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态势.并进一步分析地区差异对省际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作为流出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人口流出具有显著的阻力效应,但经济机会的多寡和经济回报的高低并无显著的影响;作为流入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吸引人口流入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其“拉力”主要表现为经济机会的多寡和经济回报的高低.因地区发展不平衡短期内难以改变、经济开放性会继续增强、收入地区分化仍将存在,加上更加自由的流动环境和不断改善的交通和通讯条件,省级人口流动在局部地区集中的趋势将会进一步被强化.     

性别差异视角下的流动人口迁移距离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对上海流动人口的分析

通过对流动人口迁移距离性别差异的考察发现:(1)女性流动人口的平均迁移距离长于男性23.1千米,个体因素、迁移特征、经济社会因素对男性、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存在着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影响。少数民族和农村户籍的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明显长于男性。(2)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迁移距离不断增加,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学历的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分别增加0.062、0.058、0.098和0.170个单位。(3)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受到距离的阻抗作用强度弱于男性,距离每增加1%,流入的女性流动人口规模降低1.090%,而男性为1.275%。(4)引入经济发展差距(GDP)和收入差距变量后,各变量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发生变化,女性表现出学历、收入水平越高迁移得越远的特征。     

流动人口群体特征变动与失业风险差异

本文采用2014年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了中国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17年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比2014年高出26%。性别、受教育程度、流动原因、流入地地域等变量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Oaxaca分解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上升的63.67%可以由系数差异来解释,36.33%可以由特征差异来解释。受教育程度、户籍性质、失业保险、流动原因、人际关系等特征的变动有利于降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而耕地、宅基地、流动模式、暂住证等特征的变动增加了流动人口失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