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如何为后人类时代的道德辩护——以“人类基因干预技术”的伦理为例进行的讨论

人类基因干预技术所展现的生命伦理境域,激起了后人类时代的道德论辩或道德辩护。它既是技术革命,同时也是引发人们伦理观变革的哲学革命。哲学形而上学对第一因的本体预设,在现代技术的强求和座架之统治中得到了实现,它同时表征第一因的消解及其精神魅力的丧失。基因干预技术是这种精神祛魅的集中体现,它表明现代技术的随缘构境所展现的世界区分与伦理境域必然关涉到世俗人类因素,并引发生命伦理学论域中的诸种道德合理性辩护。生命伦理学介入后人类时代的道德合理性论辩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干预中守护人的自由生命本质。     

技术风险时代的新个体伦理责任结构

在风险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生活重要因素的技术时代,以后果确认责任承担方式的责任伦理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表现出了"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状况。这种状况的产生,不仅表明了技术时代风险的人为性、结构性、不易控制性、潜在性等特征,而且也表明了责任伦理本身的抽象性、建构性及远离人生活的现实性等特征。个体主体作为伦理责任的真实承担者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个人,只有个体伦理责任能力的生成及个体伦理责任行为的落实,才能从根本上使责任伦理规避风险成为可能。在技术风险时代,个体伦理责任是全面的、丰富的,它不仅表现为个体主体对自身、他人及社会的责任,而且也表现为对自然及未来人的责任。新个体伦理责任是以个体主体对自身责任为核心的"五位一体"的新结构,具有自然、社会、价值三重向度的生态合理性。     

论构建技术主体伦理的原则及目标

在技术风险社会，技术主体在履行责任时往往会遇到伦理困境，所以技术主体伦理成为技术伦理的重要话题，它是对技术研发、运用以及运用后果等一系列技术过程中技术主体作用的伦理反思。文章分析了技术主体伦理构建的必要性：人与技术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增强技术主体道德责任的重要途径、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认为明确、可行、合理的技术主体伦理原则对于指导技术主体走出伦理困境极为重要。为此，提出几条原则：“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主体愿用（受用）”、“技术风险即命令”等，以期实现技术价值认同、技术灾难教育素质化及技术德性“经营”的目标，而构建技术主体伦理是真正有效解决技术伦理问题的核心所在。     

环境技术的伦理反思

环境技术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的技术支撑。它代表了三个方面的觉悟，即科学觉悟、生态觉悟和文明觉悟，其道德基础是生态伦理，目标是解决环境问题。但是，环境技术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因为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伦理、社会问题。只有当人类坚持相对人类中心论时，经济发展与环境代价的二难困境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现代化的伦理困境与公民伦理构建

大量的非道德现象使我国的现代化转型面临着严重的伦理困境.解决这一伦理困境必须实现传统伦理精神的变迁和伦理范式的转换,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伦理秩序.公民伦理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蕴涵,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从“人”作为伦理主体看类伦理的时代意义

依据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论述,人的伦理主体的历史发展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作为群体的伦理主体、作为个体的伦理主体和作为"类"的伦理主体。"类伦理"概念的提出,是从唯物史观的伦理学视野出发,对人类道德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从这一意义上,类伦理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作为一种理想模型构成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逻辑之始点。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全球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需要类伦理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所展现的实践智慧来应对重重危机。     

论美德伦理的重建何以可能

在《德性之后》中,麦金太尔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三百年来西方社会的传统德性又由盛到衰的历史图景,并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已经处于美德之后的时代,美德伦理基础已被摧毁。提出只有回到亚里士多德,才能让迷茫、焦虑和苦恼的现代人“回家”,美德伦理的重建才得以可能。但他在重建的过程中也陷入了困境,而要摆脱这一困境,必须求助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只有在实践的伟大社会历史进程中,传统和现实才能走向对话,人类世界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才能走向对话,麦金太尔所提倡的体现现代性伦理生活特征的共同体才能得以生成,美德才能展现其永恒的精神本色和道德荣誉。     

现代文明难题与儒家美德合理性基础论证

现代社会文明存在着诸多难题。如何解决"得"、"德"的矛盾关系,现代道德文明建构中的双重困境与道德与生活关系的处理,困扰着当代中国人。"麦金太尔问题"与"海因兹困境"等命题的提出,不仅揭示了伦理—社会价值生态,也对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的基础提出了疑问。通过对儒家美德的现代性批判可以论证其在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也为现代文明难题的化解提供了尝试。     

道德理想主义?生活儒学?德性幸福——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理性建构

道德理想主义可以理解为宽泛的经济社会伦理或者伦理政治构想,但其更为本真的意义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古典纲领.“实践性”与“超越性”构成道德理想主义的根本特质.在已经告别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不仅表现为多元化与开放性的“盛景”,同时还呈现出物欲化与外在化、世俗化与平面化、虚拟化与感性化等种种隐患和危机.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越发凸显:其一,道德理想主义如何摆脱现代文化困境?其二,现代精神生活如何消除隐患和危机?现代精神生活的建构呼唤道德理想主义所提供的精神典范,而道德理想主义倘若能够在现代社会摆脱文化困境,生活儒学的复兴与开展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面向生活世界,一种富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幸福观既对精神生活的样式提出了高贵人性的要求,同时还赋予开放多元的精神生活以崭新的、超越性的意义.     

对信息技术伦理根基性的思考

自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为信息伦理学搭建起形而上学基础,伴随着“计算机/信息革命”,世界图景凸显为信息-伦理的取向.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甚至标志了文化发展的新转向,对信息的争夺就是对权力的攫取.西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违背了道德伦理的社会基础,将导致严重失范的道德困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信息伦理则被包含在和谐社会的总体阐述中.     

民间造物艺术的伦理观念

伦理观念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及情感追求在民间艺术的审美创造活动中有大量具体的体现,特别是在民间艺术的题材内容、风格特征等方面。同时,在民间艺术的造物思想、用物观念、材料选择、加工技艺等方面,也时常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物、物与物等关系之间和谐的道德伦理观念,这种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人类、自然及造物活动共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现代生物医学发展与生命伦理学

在现代伦理的视野中，现代生物医学将生命科学的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对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与操纵，正在动摇和改变着人类的自然进程和传统的医学职业行为方式。在这样的强烈冲击和挑战面前，人类忽视和慢待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生命（医学）道德问题，一方面伦理学的研究会因缺乏时代性而失去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的一片广阔天空，现代伦理的价值和作用就无从得以提升；另一方面现代医学也会因为缺少道德辩护和伦理力量而偏离合理的发展方向，因道德因素缺失所导致的过大负面效应会强烈地削弱医学科学技术以新的方式履行捍卫人类健康、保护人类生命责…     

“新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伦理问题综述

“新经济”时代 ,一方面 ,经济飞速增长 ,技术迅速提高 ,人类的交往空前扩大 ;另一方面 ,却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和困境 :人情淡薄、犯罪猖獗、资源破坏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 :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的道德伦理越来越密不可分。一、经济伦理的现代危机对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困境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都将之与西方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而造成价值理性的衰落联系起来。奥斯特罗姆认为 ,虽然韦伯把具有官僚行政体制的“独裁”政府管理体制看作是西方文明中“法律理性”的基础 ,但他的法律理性观念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卢梭式的悖论 :“人生而自由 ,…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在于,它能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儒家伦理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思路,“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平等对话,“重义轻利”思想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冲突,“知命”、“为己”之学可以为价值真空时代的现代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只有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儒家伦理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民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重构,才能发挥上述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德性与规范的统一:道德重建的现代选择

从传统向现代发展进程中,道德模式经历了从德性伦理向规范伦理的转换。规范伦理为现代社会发展制定了维持社会稳定的道德规则,却无法解决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迷惘和道德冷漠,使得人们免于陷入价值迷失、道德沦丧的精神困境。社会道德不是道德自身独立展开的过程,而是自律与他律、个体自觉与社会调控的统一,是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互动。道德完善的途径,不仅需要完善的规则支撑,更需要个人内在德性的培养与全社会的配合。     

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伦理分析及对策

网络以独特的方式和丰富的内容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和把握事物的环境。人类在网络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许多与时代共鸣的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 ,这些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给网络社会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实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从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伦理困境和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开展的伦理机制进行了分析 ,可以看到 ,有效开展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激发道德需要、树立网络传播观念和实施软硬控制进行的工作策略。     

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伦理权威丧失困境——基于道德践行的历史考察与马克思主义伦理视野的审视

基于古代传统道德文化践行的历史考察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的视角,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伦理权威丧失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古代主宰之天的现代伦理权威丧失,历史震荡冲击了儒家核心伦理的道德权威,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尚未完全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此三种原因造成了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伦理权威丧失,使中国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陷入了困境。     

现代的召唤:走出伦理中心主义困境

现代的召唤：走出伦理中心主义困境任剑涛一伦理中心主义，是中国古代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以伦理关系的处置为社会生活的中轴，并以达成某一伦理目标为社会生活与个人追求的最后目的，从而贯通了思想—制度—行为各个层面的心理—行为体系。它的特点是：第一，道德理想...     

"法律的内在道德"抑或 "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从"富勒困境"谈起

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在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合法性诸原则能否真正被视作法律的内在道德.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富勒在面对诘问时陷入了理论困境.事实上,富勒所谓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毋宁应被视为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对立法技术的探索和应用上的道德问题进行价值哲学与社会实证分析是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研究的主要内容.立法技术伦理正当性分析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对具有正当性的立法技术的探索、发现与立法者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对法的制度伦理的坚守能使立法者有效避免滥用和误用立法技术.而对立法技术进行价值追问和道德效果的社会实证分析则提供了研究的可行性.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学审视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生殖领域的一次革命 ,它为不育夫妇提供了伦理关怀和技术帮助。但它又是一项控制人类自然生殖过程的技术 ,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从伦理学层面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价值进行理性的思考和道德判断是相当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