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文明转型时期，由于众多因素影响，使得在经济领域，除猖獗依然的传统经济犯罪之外，又出现了诸多新型经济犯罪，其危害之重，乃始料不及，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八届人大五次会议新修订的刑法（下称新刑法），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大了用...     

战后日本经济刑法和经济犯罪研究的演进

经济犯罪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很难避免的一种社会现象。为了减少甚至消灭这种犯罪行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公民生活安定,维持社会稳定,利用法律手段对经济犯罪予以惩罚是必不可少的。规定经济犯罪的法律在日本称为经济刑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经历了战后的混乱时期(1945—1952年)、重建时期(1952年—60年代末)、高速增长时期(60年代末期—70年代末期)。在这些不同的时期,经济犯罪具有不同的特点。日本学界针对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经济犯罪的新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理论。公司犯罪理论、“企业犯罪”论、分析法益论及——经济刑法体系化等一起构成了战后日本学界对经济刑法和经济犯罪研究的演进过程。本文对这些理论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作了述评。     

惩罚是我国刑罚目的的重要方面

刑罚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用以惩罚犯罪的制裁方法。犯罪与刑罚是刑法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说犯罪是统治阶级以刑法的形式确认的危害其利益的行为,那么刑罚则是统治阶级以刑法的形式规定的惩罚犯罪的手段。犯罪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法律结果。刑罚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暴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强大武器。一个人的行为触犯了刑律,为什么要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追求的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探析

毒品犯罪集中体现了毒品问题在刑法规范、司法实践、社会评价等诸多层面的碰撞与反思,从毒品犯罪的历史、现实、未来的多重考察可以发现:超越对毒品犯罪的一般技术性、规范性、社会性认识,逐步引入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尤其在禁毒国策的框架中思考毒品犯罪及其刑事政策发展,将能够对毒品犯罪的规范认定、社会共识取得更深刻的理解.自建国以来,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经历了从线性到多元的历时性发展过程:建国初期的禁绝毒品刑事政策、无毒国时期的禁毒刑事政策、新时期的多元化综合治理刑事政策.当代中国惩治毒品犯罪的定罪刑事政策以考量严密犯罪圈为主要思路:对毒品犯罪的任何可能环节都考量设置罪名、量刑刑事政策以考量刑罚的最高压区为主要思路:对毒品犯罪始终保持最严重的刑种与刑度.从更具有长效意义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最好的禁毒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     

社会公众心理影响刑事立法的具体表现与匡正路径——以十年来历次刑法修正为例进行分析

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法，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公众心理与民意诉求的影响。自《刑法修正案(八)》以来，刑法修正越发注重对国民欲求的回应，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二者的频繁互动在促进刑法罪名体系与刑罚配置日益完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刑法典自身的稳定性与体系性，并导致了过度的犯罪圈扩张与忽视刑法以外的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为此，应当通过坚守刑法的谦抑性、协调性以及加强附属刑法与综合性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在回应社会公众诉求与坚守刑法自身理性之间寻求一份微妙的平衡，实现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的良性互动，完成从有法可依到科学立法、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路径转换。     

模式构建与罪刑设置——关于我国经济犯罪立法的思考

本文作者认为，当前刑事立法的重心应从治安犯罪向经济犯罪转移。在立法模式上应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经济犯罪立法模式，这样有利于既保证刑法典的稳定性，又能较好地在附属刑法规范中实现罪与刑的具体化、明确化要求。在刑事调整和罪刑构置方面，作者指出，应结合当前中国实际，设置宽严有别的构成要件及轻重相宜的刑罚措施，并提出经济犯罪立法的三原则，认为对经济犯罪中违反经济管理、破坏公平竞争规则，而不是直接营利或者并不是以占有财物为目的的经济犯罪尤其需要在立法上加以认真对待     

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金融诈骗罪主观要件探析

金融诈骗罪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侵犯财产所有权。其犯罪构成与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一样,必须同时具备犯罪客体、客观、主体、主观四个要件。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以及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认定此类犯罪必须正确把握的问题。“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必备的主观要件,而不是选择要件。金融诈骗罪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只能是直接故意,不能是过失,也不能是间接故意。     

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司法障碍及其对策

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突出,某些案件已经符合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但从1997年修订刑法之后,国内却无一例因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而定罪的案件。客观上,我国现行刑法典、附属刑法及相关部门的规定、决议和命令基本能够承载惩治环境犯罪的使命,但刑事司法机关对环境犯罪打击不力的原因在于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的滞留从而架空了国家的刑事司法权。因此,增强环境刑法的确定性,强化环境刑法的可实施性,发挥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的作用,建立一个可操作可实施的环境犯罪案件运行程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引领与建构：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法意蕴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刑法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立法引领与司法构建两个层面。在立法引领层面,中国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了刑法的内容,推进了刑法再法典化的进步,同时促进了民权刑法观、安全刑法观、系统刑法观立法理念的生成。在司法建构层面,中国刑事法治领域建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以及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的司法机制,另外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也开创性地形成了注重人权保障、注重犯罪预防、注重刑法教义学构建的司法理念。深入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影响下中国刑法理念的重大变化,对探索与发现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发展的历史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日后的刑事法治建设亦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