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大鼎的“司”、“后”之争

"司母戊"鼎更名为"后母戊"鼎后,引起社会及学术界强烈反响。从字形结构、造字本义和卜辞用例看,卜辞中的"■"与"■"是"司"字,而"后"在卜辞中写作"毓"。故"司母戊"改为"后母戊"是讲不通的。     

用妇好墓出土器物的铭文为妇好正名

提起司母辛我们自然会想到司母戊大方鼎,不知何人命名为司母戊大方鼎,记得过去唐兰先生曾经指出它应是女后戊大方鼎,而不是司母戊大方鼎。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殷墟妇好墓》,笔者用墓中出土的器物上的铭文来为妇好正名。 查后字和司字一正一反,在上古是可以通用的字,司母辛即女后辛,这里辛字是不容置疑的了,问题出在女后二字上。这里是女字而非母字,是一目了然的。古代以有无乳房为辨别母女二字的标志,这里女字显然并非母字。后字我们认为应为后字而非司字。如为司字,     

司母戊鼎年代问题新探

<正> 举世周知的司母戊鼎(有的同志又将“司”读作“后”),重875公斤,器制雄伟,不仅是我国现已出土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而且在世界青铜文化中也是杰出的作品。它的制作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奴隶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司母戊鼎自一九三九年在河南安阳发现以来,尤其在解放后,各有关方面不断地对其铸造技术、合金成份、所属年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后”、“司”二字略考

“后”和“司”源流和关系究竟怎样,通过对上古汉语中的形、音、义三者探讨,可以得出先有“后”、后有“司”的结论。通过考察在甲骨卜辞中的“后”、“司”,可以得知长期以来关于“后母戊”与“司母戊”定名的论证,前者为是,后者为非。     

曶鼎王年考

已见有历日铭文的西周铜器中,唯曶鼎王年说多纷繁,实有深究的必要。铭文分三段。首段记王命曶司卜事及作器,次段记小臣允的讼事,三段记匡偿所寇禾事。前两段分别记有历日,后一段用一“昔”字交代,明确是追忆往事。二三两段又是两个独自的讼案。作鼎者为曶,三段的文字都与他有关。关于曶鼎铭文的最新考释,可参阅李学勤同志《论曶鼎及其反映的西周制度》。(注1)曶鼎铭文载有王年、月日干支、月相,作器的年月日似不难推求,但仅前段历日“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与次段历日“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就有许多不好解释的问题:     

浅析前掌大墓地出土扁足鼎兼谈“史”族

“鼎”是所有青铜器物中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器类,其器型演化多样,形制随时代推移而多变。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的两件扁足鼎形制特殊,为现存商周青铜鼎所仅见。两件扁足鼎上铸有“史”字铭文,结合前掌大墓地出土大量带有“史”铭的器物,探讨“史”族迁徙分布情况及大量出现于泗水流域的原因。     

召禹鼎考释

召禹鼎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在陕西岐山县之任家村(距法门寺五里)出土。其文献价值似同子盂鼎、毛公鼎等器物。五一年徐某献給政府后,西北大学陈进宜先生曾亲摹拓本并与侯外廬先生商榷十余次而作“禹鼎考釋”(載光明日报五一年七月七日“学术”第四十期)并注明其中所引“武公”当为“卫武公”。后郭沫若先生亦从其拓本略为改正补充,并加以标点,作“禹鼎跋”(見仝上)确定此鼎与不(?)簋、噩侯鼎、敔簋等器同属于周历王之世。而此鼎銘文又与宋人薛尚功所录之“穆公鼎”銘文相同,故知为一人之器物,而薛氏釋“穆公”为“秦穆公”。張筱衡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十月所撰此之,与以上諾家釋文有所出入: 一、第一行“穆公”薛氏釋为秦穆公,而此文釋为召穆公,即召虎,召公奭之后,禹之祖。二、第二行第九字、諸家均釋为“武”,而此文釋作“趋”即桓公、禹之父、穆公之子。三、噩侯即申侯,周宣王之元舅、幽王申后之祖。四、第十一行倒数第二、三字薛氏作“寿子”而此文釋为“寿父”作人名,即郑伯友,幽王亲叔,忠于王室者。五、第十二行倒数第一字薛氏作“爵”郭作“肆”而此文釋为虢,即虢武公,虢石父,褒姒之党羽。六、所纪战役系“竹書記年”所載幽王十年“王师伐申”之役。七、因确定此鼎当铸于周幽王十年(公元前七七二年)。其考釋方法,系以文字証史实,以史实証文字,并通之以古音古义,旁徵方言,自成一說,現在刊登出来,以供研究古史、地者参考討論。     

周代中原用鼎制度变迁及相关问题探讨

两周时期确立并不断完善的用鼎制度,是中国青铜时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物表现。考察周代中原地区贵族青铜墓葬用鼎制度,揭示出其在西周早中期初步形成、西周晚期逐渐成熟、春秋至战国早期进一步完善、直至战国中晚期走向衰落的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原用鼎情况显示周代用鼎制度的使用与封国实力、性别差异、多元文化等因素有关,本文一并加以探讨。     

“其”字的早期用法

“其”的本义为簸箕。《说文》作■,云:“簸也”。盖“箕”为“其”的孳乳字。甲骨文作(铁218.2)■、(乙3400)、■(乙8685反),西周金文作■(盂鼎)、■(仲师父鼎),东周后有■(中山王壶)、■(石鼓)、■((艹皀)■鼎)等形。《说文》箕下所引之古文有■,■文有■,亦皆与上列形体大同小异。可见殷代的■、■是簸箕的象形,至西周始有加声符下,作■,成形声字,东周后始见从竹之箕,乃后起加义旁字。“其”字在殷甲骨文中均假借作语词■,未见用为本义。“其”的用法,早期比较单纯,在殷代,从卜辞看,大多置于动词前,以加强动词之语气,有表示祈使,表示疑惑不定,表示口气之委婉等作用。如:“丙戌卜,今■,方其大出?五月”(前卷一,46页4版)此辞盖卜问与商敌对之方国,是否会大加出扰。“其”字置于动词性词组“大出”之前。     

释“肜”

“肜”字音“融(róng)”,读阳平声。一边从“月”,表示是兽肉;另一边从三撇,表示加有彩色装饰。总起来看,指的是加过彩饰的祭肉。一直到全国解放前,我国民间春节所用的祭肉,尚有加上红纸剪花的习惯,可见此风由来已久。古代祭祀宗庙时将这种祭肉装在鼎中陈列于祭台。商代有次祭祀时,有野鸡飞上鼎耳鸣叫,当时人解释为将有远方国度前来朝贺,见于《尚书·高宗彤日》,就是“雉雊于鼎”的典故。后人作诗文时,如需用末字仄声的词句,就用“雉雊于鼎”;如需用末字平声的词句,就用“雉登肜”,倒是平仄咸宜.     

论《马氏文通》对“为”字的研究

在古汉语中,“为”字既可以作名词、动词,又可作介词。《马氏文通》主要从语法学的高度,根据“为”字所司对象的性质,系统论述了其作为介词的搭配功能。马氏认为,“为”后一般跟名词或代词作宾语,这是“为”作介词的一个重要语法特点。此外,《文通》还对“为”字宾语的省略问题进行了简单论述。     

小盂鼎非康王器

清代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的小盂鼎,原器亡佚,仅存拓本,铭文约四百字。诸家考释,多定为康王器,尤以郭沫若氏《两周金文辞大系》论之甚详。郭氏定为二十五年器,依据拓本铭末“隹王廿又五祀”,断为康王,主要立论于铭文中有“用牲啻周王(武)王成王”,以为武王、成王之后自是康王无疑。 殊不知,“成王”之后,铭文泐缺四字,辞已不可考求。由此断为康王器,实属佐证不足。而“隹王廿又五祀”亦属误释。 1986年春,笔者与东北师大陈连庆教     

“美”字考略

在我国,美的意识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在卜辞和金文中,我们是能够找到一些依据的。卜辞的“美”写作,金文的“美”写作,早期铜器中用图形示意的文字,“美”的字形则为,这三种字形,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字的下部分从大为人,“人”、“大”两字,都是人的形体,如“人”骨版文为,人鼎上为,象人的侧形。如“大”,大保鼎为,骨版文为,象人的正形,在古代人大同形,所以通用。早期铜器中的,更说明了它既象人又象大。上边关于“美”字的三种     

浅析李道纯内丹鼎器论

李道纯是江南人中最早的全真教徒,一生著作颇丰,在内丹鼎器论方面有独到见解.丹道鼎器论,是道教炼丹修炼,以求长生久视的基础,传统道教在具体的操作方面有诸多注述.李道纯鼎器论,特点在于以"中"为要的玄关鼎器,在历代丹家中别具一格,为此,李道纯也被后世丹家誉为"中派"祖师.     

山东沂水春秋古墓新出铜盂铭“滥”字释读

山东沂水春秋古墓新出铜盂铭“盂”的上字“滥”,与《说文》表泛滥义之“滥”同形.本文从字形源流关系上证明这个形体是表“监”之本义“以水照影”之义,并从汉字历史发展角度说明它是“监”的繁化异体.从辞例和形制上推测“滥盂”是一种专门用于照影用的水盆,相当于春秋晚期出现的“鉴”.     

吉服■鼎跋

此鼎1981年5月出土于岐山曹家沟,上体似盂,下有三蹄足,铭曰:“吉股作宝鼎其万年永宝用。”见于散,稼勘察土地,为作正者,有人工君。既官司工,称君,必周之方国首领。以为君字西周中期以前皆不作王君解,而作女君解,即后妃也,殆不然。此君为散勘定田界,必为男性无疑。     

论《中鼎》及其铭文虎方的相关问题

《中鼎二》、《中鼎三》是北宋时出土的西周重要器物,其铭文与我国南方地区古代历史密切相关。历来对《中鼎》制作的具体年代、历史背景、铭文内容及所涉史实,学术界的认识存在歧异,至今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尤其是器铭中之“虎方”问题,更为南方地区古代史研究者所关注。笔者前曾就先秦荆、楚、巴及“虎方”的有关问题撰文陈述已见,承蒙学者们议论。其中批评者的意见更促我思考,今以此文作答。     

释“汋”

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鼎中,有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蒦其汋于人也,宁汋于渊。”“汋”字音义,说家纷纭,迄无定论。张克忠《中山王墓青铜器铭文简释》云:“古书汋、酌通用.意为斟酌,衡量、审识。”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云:“‘汋’当读为‘溺’,‘勺’与‘弱’古音相近可通。”罗福颐《中山王墓鼎壶铭文小考》云:“‘汋’字殆是‘没’字省文。”容希白先生《金文编》四版稿本亦释“汋”为“没”。     

“鼎”“铛”到底如何活用

对"鼎铛玉石,金块珠砾"的解释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铛""石""块""砾"是名词活用作动词,"鼎""玉""金""珠"是名词作状语;还有一种认为"鼎""玉""金""珠"直接活用作意动。实际上,这两种注释都是不够妥当的,应是"铛""石""块""砾"活用作意动。     

春秋“志”、“语”及其文化意蕴

西周至春秋时期,社会上流传两种重要文献——“志”与“语”.它们先口耳相传,而后“书于竹帛”,是先秦社会中重要的“语”类文献.在经典文献结集的时候,成为《左传》、《国语》的素材,得以流传至今.在西周至春秋社会,它们承载社会的理性价值判断,成为当时重要的话语资源,是前诸子时代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