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体"诗学的政治意识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理论,在源头处就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两重性: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并生关系.因此,"声音之道与政通"、"诗缘政"等观念,就成为中国文学发生或解析的重要维度.本文以晚清至民初的宋诗运动(又称"同光体"诗学)为考察对象,简要勾勒该派诗学所表现出的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脉络.简言之,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自觉的主体意识通过文学表达对政治的想象、期待以及挫折,客观地再现了此时作家的心路历程.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中的"文学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属于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范畴.在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建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在此基础上文学逐步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关系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理想模式,文学公共空间应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广泛参与的,自律、理性而又多元、宽容的交往对话空间.它是发表作品的阵地、文学传播的载体、争论的讲坛、作家聚集的核心,各种思想、观点、主张借此进行多元、理性、批判性的对话和讨论,进而,以此空间为核心的文学群体、流派得以凝聚壮大,新的文学思想观念得以产生,从而促进了文学整体上的发展.     

"事"、"理"与"势"、"理"探讨的深入

对历史发展的"事"、"势"、"理"的探索,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显端倪,而司马迁汲取前代认识,提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史记·平准书》),其撰史目的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即寻找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事理和法则.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用"势"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变化、更替之故,认为社会的进步"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宋朝以后的史学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家提出的"事"、"势"与"理"等范畴,并以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来揭示历史变化的法则,凸现历史理性精神.     

论多利莫尔文化批评的"文本间性"特征

乔纳森·多利莫尔是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史家和社会学家,作为英国"文化唯物论"的重要开创者和积极实践者,多利莫尔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和左派政治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他强调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权力、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多重复杂关系,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这也鲜明地体现了其文学批评的"文本间性"特征,并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启发意义.     

试构"文学政治学"

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之间存在着由历史构成的关联,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文学和政治文化的关系,所以,从文学理论与政治学相交叉的角度来看,应当建构文学政治学,从而充分地解释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文学表现政治是文学对政治的想象,文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文学想象政治的一门文学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安文学研究述评--以"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建安"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问题研究存在着较大分歧.原因在于其一,学人们对"文的自觉"所依据的标准不一.其二,起源于鲁迅与铃木虎雄的话语.其三,起因于学人们对"文学"之内涵和古人之文学观念的理解.其四,缺乏对建安之前文人之文学观念演进历程的脚踏实地的梳理与厘清.我们认为,处理好当代的文学观念与古代的文学观念的关系问题,从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的关系入手对建安文学进行新的审视是推进建安文学乃至魏晋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有效途径之一.     

文学“再政治化”批判——兼论文学与政治的深层融通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致沿着从文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从"再政治化"到"泛政治化"的路线进行。然而,学界在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研究时,却基本忽略与搁置了文学究竟与何样"政治"有何样深层关联的问题。检视目前学界拿来作为文学再政治化知识建构前提和指归的"政治",无外乎来自于两个系列:一种是事关政治实践性的"政治学"、"政治科学";另一种则是各种"主义"性的"文化政治"、"政治文化"。那么以这两种"政治"为前提与指归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的知识建构是否"自然正当"?文学又究竟该面对何样"政治"并与何样"政治"在何样层面上融通呢?     

"他者"视域下的美国艾滋文学研究述略

美国的艾滋文学研究,虽然或侧重其疾病隐喻,或分析其愤怒情绪,或强调其精神启示,或探寻其传记意义,但贯穿其中的一条主要脉络,却是作品中的"他者"话语.与之相关联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探讨殖民地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同时,更为关注在后现代语境中,西方文化内部的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关系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疾病现象背后,总有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隐喻强调了社会对艾滋病人的异化和排斥,直接表明了艾滋病人和"他者"的对应关系.美国艾滋文学研究涉及疾病文学、同性恋文学、传记文学以及社会政治诸多层面,涵盖了隐喻、意象、情绪基调、矛盾冲突、结构等文学元素.但这其中一脉相承的是从不同角度对作品中的"他者"身份的解读.美国艾滋文学研究展示给我们的,是在现代社会的全球性话语中,艾滋病患者作为弱势群体,被社会蔑视和抛弃、被人们疏远和排斥的生存困境.可以说,艾滋文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新视角,另方面,通过"他者"身份的构建,艾滋文学呼吁全社会对该病患进行理解,做出接纳,给予帮助.或许这正是艾滋文学存在的价值所在.     

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的批评

冷战期间,美英读者在不同阶段.随着政治文化语境的变化,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作了别样的审视与言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世骧、白之、李祁等人率先考察了新中国诗歌、小说的形式特征,重点论析了它们与民族传统文学形式的联系.70年代,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的关注度较上一时期有所提升,蔡梅曦、黄胄、约瑟·威尔金森等的言说具有代表性,他们重点考察了文学修辞、政治意识形态和艺术价值的关系,整体评价较上一时期有所提高.80年代至90年代初,马若芬、赫格、许芥昱、戈茨等人以新的批评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作了颇具特色的解剖,深化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认识.     

浅谈宋代文学与苏轼辛弃疾词之异同

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盛行,是文学会社发展的成熟期,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而宋代文学的辉煌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风貌,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的。浅谈宋代文学的文化地位、文化发展,以及文化文学繁荣的原因和研究的现状。以及苏辛两位豪放派词人的词之异同与原因。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问题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须从既往的历史积淀中反求诸己.过去我们没有把全世界读者看作是"服务对象".对外国平民百姓来说,并不都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而拒斥中国文学,主要还在于我们的作品所描写的内容和题材,是否具有更广泛的全人类性,是否能让他们通过观赏文艺达到一种相互了解和心灵沟通.当前文学失序的状态和创作群体的多极化、多元化,是这种大视野的"全民文艺"观的明证.也是文学大获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可以简化为一种法律,如作家所写的题材和内容不违法,艺术性就上升到衡量该作品标准的第一位了.我们要求文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当这种最高标准难以达到时,一种急功近利的捷径,常常代替艺术创造的艰苦努力.今天有些作品"思想大于形象",主题设置模式化、概念化,迷信"题材决定"论,重思想型写作而轻艺术型写作,都可能与受"政治标准第一"的曲解和误导有关.     

道、禅之"心"的美学意蕴

道、禅哲学都重视"心",中国美学也有以"心"为美的思想,二者之间应当有内在联系.道家哲学中,老、庄首先突出"心"的重要性,嵇康、阮籍则首先在文学中体现这一思想.禅宗对"心"的重视使其获得"心的宗教"之称.道、禅之"心"也有很多不同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禅宗之"心"是对道家之"心"的继承与发展.在道、禅哲学的影响下,审美之"心"在唐代成熟,意境的形成与此密切相关.     

论文学话语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新转向

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学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权力"已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话语突破语言学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政治权力的意义,文学话语权在文学转型时期的价值取向就在于其政治权力的转向.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当文学发展到后现代主义阶段,出现了代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文学话语权与代表帝国主义企图继续独霸世界的西方中心话语权抗衡的新局面.这一文学转向,为发展中国家战胜帝国主义的"软权力"而赢得了民族权力,这是其进步的一面;但是,过分强调民族话语权,又极易滋生狭隘民族主义,这是其危险的一面.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使文学达到"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之目的,坚持多元文化的共存、共通与共融,在多元文化碰撞与整合的基础上发展民族文学,进而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才是其可取的途径.     

从"意识形态"到"艺象形态"——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三种解读策略之反思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决定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主要出现了三种解读策略,分别是意识形态高浮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与意识形式论.这些观点忽略了艺术起源在文学性质上的发生学意义,未能认识到起源即性质的重要性.其实,文学首先是艺象形态的,其次才是意识形态的,前者是第一性质,后者是功能性质,它们的统一表征了文学在起源以后进入阶级社会发展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由此可知,确认文学首先不是政治,其次又能够参与政治活动,这是把握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辩证态度.     

论王莽"内圣外王"政治理想的形成

王莽以实现"内圣外王"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这种政治理想的形成和社会现实是密切相关的.他作为西汉皇室的外戚,深刻认识到"内圣外王"对当时社会的重要性;西汉时期新的政治信仰的出现也为他形成理想提供了历史背景;而西汉社会存在的弊端,激发了王莽作为儒者的社会责任感,促进了他的政治理想的形成.     

论宋人"扬陶抑谢"之"自然"观

陶渊明、谢灵运之诗名,在中国诗歌史上熠熠相照、争辉千年.观其接受历程,颉颃当中还存易位,而宋代正是变之关捩.宋前陶、谢接受范型未存轩轾之争,但张力运动中已蓄分庭之势.入宋以来,陶诗更宜宋型文化之孳茂,使得谢灵运降至次要位置.宋代"扬陶抑谢"现象可从"自然"维度进行解读:谢灵运修睦"辞巧"与"才性",而陶渊明融通"辞达"与"平淡",互映"自然"而致谢落陶起.宋代"扬陶抑谢"现象是"世情变文"规律的昭显,世情与文学之变导致陶谢"自然"接受之变.     

古代中国"王霸并用"观念及其近代形态

孟子秉持以德服人的仁政立场和王道政治,立场鲜明地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荀子则认为"王"、"霸"概念在政治理想与目标层面,并不存在根本差异,所不同者只在于前者表征一种纯粹的王道政治,后者体现现实倾向的政治治理.韩非子王霸论的核心,其实在于内政治理以增强自身实力从而在列国兼并过程中求得一席之地,最终目标仍然在于王道.荀韩王霸并用的观念,在秦汉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不仅长期获得认同,而且在近代亦为中体西用观念提供了理论资源.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文学的焦虑

中国文学潮流与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有着非常明显的同构关系,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我们可以清晰的画出文学思潮受社会政治思潮影响的清晰图谱。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学越来越感到一种焦虑,过去那种处于社会思想中心的优越感随着这种转型正一步步走向边缘,那种对社会政治、民族生存、生活价值等等的宏大诉求本应成为理想的一部分,却在当下的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显得高、大而空,给人一种虚无的感觉,同时,那种"文以载道"的传统却被某种经济价值的语境逼到了某种可笑进而可怜的程度。文学的生存面临极大挑战。同时,网络的出现使社会思潮以另一种形式演绎当代的政治自由与思想狂欢,文学在走向边缘的时候,另一种生存姿态正悄悄降临。当今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与网络政治的兴起无疑给文学另一种启示,只是,这种发展趋势还在初期阶段,很多作家只是处在尝试阶段,但另一批不为严肃文学认可的网络写手却已经在茁壮成长了,从这一点看,文学的生存焦虑倒是无足轻重的,相反,那种传统的表达方式是应该自我反思了。     

曹溶"浙派先河" 辨

关于曹溶与浙西词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曹溶的词风豪迈.在遣词用句上流露出模仿辛弃疾的痕迹;在词学观上步武明人后尘,崇北宋、抑南宋,与浙西词派均有着明显的不同.曹溶虽然与浙西词人有着较密切的来往,但在浙西派成立过程中没有太大的贡献,并不隶属于浙西派,难当先河之誉."浙西先河"称谓的产生有着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是朱彝尊的有意误读.     

"文学终结论"批判——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文学终结"问题

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文学终结论"的现有阐释呈现出三种向度:一是黑格尔从艺术与"绝对精神"的关系出发得出的艺术终结论;二是米勒等从文学与电子媒介的关系出发得出的文学消亡论;三是朱国华等从文学与权力资本的关系出发得出的文学末日论.在文学发展的现实面前,所谓的"文学终结论"是禁不起推敲的.从生态批评的视角看,文学属于"生命文化",当代文学虽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甚至"终结"的危险,但根本原因不在于"绝对精神"的演化、电子媒介的进步或权力资本的转移,而在于生命的危机和自然的终结.文学要走出"终结"的魔咒,实现自救与救赎,就必须与捍卫自然与生命价值的生态运动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