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骏马》中被架空的“爱情”

张承志的代表作之一《黑骏马》描写了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在离去九年后重返草原,寻找往昔恋人的爱情故事。在对爱情的描写中,凸显了索米娅的两种角色以及白音宝力格对这两种角色的寻找,但这种爱情并没有落脚于具有个性的个体之上,因而是被架空的,不是真正的爱情。     

“动物化”描绘 精细化抒写——柏杨《旷野》比喻赏析

长篇小说《旷野》的比喻特色,主要是采用"动物化"的描写,用动物的生态、形貌及本能,来形容书中人物的动作、姿态,乃至心理活动,出神入化,惟妙惟肖。这种"动物化"描写是中外作家中稀有的写作风格。     

自由人的“房子”: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创作理念与实践

艾丽丝·默多克的两个核心概念是"好的艺术"和"自由人",她认为优秀的小说如同一栋房子,能让小说中的人物自由地生活于其中,"好的艺术"在于能把艺术形式与千奇百怪、偶然不定的现实结合在一起。《网下》、《黑王子》、《书与友谊》分别代表着默多克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创作特点,其中的人物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艾丽丝·默多克通过编织复杂的人物关系使得小说中人物的自由生活成为可能。     

马克思“实证科学”之“实证”概念解读

要正确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实证科学"概念的内涵,必须把握马克思对"实证"的理解和态度。在《博士论文》阶段,马克思把"实证"理解为"实证哲学"流派所指的"神的启示"而予以否定;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他把"实证"理解为是基于理性的体现之事实研究而予以肯定;1845年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明确地把"实证"理解为从现实本身出发,通过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得出对现实的认识,现实是思维真理性的唯一根据。马克思肯定"实证科学",却不否定对世界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活动,马克思的"实证科学"不是孔德所说的"实证哲学"。     

言志与抒情:《长恨歌》与《桐壶》外貌描写比较

通过比较《源氏物语》首卷《桐壶》和《长恨歌》中人物的外貌描写,可以发现有别于通过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来寄予作者批判现实、抒发志向的中国文学,紫式部并不关注对现实的批判,而是意在"物哀"、抒情,同时又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因此对外貌描写着墨不多,着重刻画的是人物在恋爱中的内心感受。     

马克·吐温与“美国神话”

蜚声国际文坛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对马克·吐温推崇备至．他说："所有现代美国文学来自一本马克·吐温写的叫《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以下简称《哈克》）的书。"①在《哈克》一书中,他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美国生活中悲惨的现实．马克·吐温自己的论著,如《费尼莫尔·库珀的文学罪责》、《威廉狄恩·豪威尔斯》,表明他是非常了解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并通晓美国文学史的．"在《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马克·吐温学会运用大结构、悟力．这种悟力,早期的幽默大师们在他们的奇闻轶事中曾反复使用过．"②马克·吐温充分意识到文学潮流和…     

对《野性的呼唤》中的“人性”与“野性”的思考

《野性的呼唤》是杰克·伦敦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的是一只名叫巴克的狗从文明社会回归原始荒野的故事。杰克·伦敦赋予狗以人性,通过描写狗的"人性"和"野性",来揭露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残酷争夺。     

“补天石”在古代小说中的发展印迹

女娲氏是中国人的始祖神、创世神,女娲神话是中国的创世神话,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女娲补天的故事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产生持续影响。＂补天石＂在古代小说中出没幻化,在《豆棚闲话》、《红楼梦》、《五色石》、《新石头记》等书中一再现身,从五色之石到幻形入世,＂补天石＂经历人化的过程;＂补天石＂故事在小说中不断发展,反映出时代变化,也反映出人对自身生存对文明认识的发展,更反映出小说的演变。     

《红楼梦》吸烟小考

《红楼梦》一部大书 ,书中吸烟描写仅有两处 ,但《红楼梦》中贾府人物其实是吸烟的。书中没有对吸烟作太多描写 ,其中既有主观原因 ,也有客观原因。弄清个中原因 ,有助于加深对《红楼梦》理解。     

“戒毒青年”角色矫正机制研究——基于戒毒青年JH的改造经历

该研究以戒毒青年JH的改造经历为材料,呈现了戒毒青年从面临角色困境到实现角色回归的角色矫正技术与过程。矫治过程中的角色适应主要是让戒毒学员认识到自己被强制隔离的现实并接受这一现实然后去应对与适应"戒毒者"角色,这是引导戒毒青年适应隔离戒毒所环境、顺应矫治方案的前提。角色体验的主要实务是让戒毒青年体验亲情角色、友情角色等,通过角色体验为戒毒青年树立角色榜样和角色理想,并产生角色期待。通过角色期待为戒毒青年构建新角色、重建自我。通过实务分析表明,戒毒者作为犯错的"学员"角色进行矫治是积极有效的而不应该对之进行指责式教育;同时,对吸毒人员进行社工干预实务应该从生活细节入手进行心理认知的转变进而走向行动改变,而不应该宣讲政策条文或空洞地讲毒品危害,这与普遍公众对待人员的非专业境遇形成鲜明对比。     

没有“茴香豆”,就没有《孔乙己》——试析《孔乙己》的细节描写

鲁迅在《孔乙己》中对"茴香豆"展开的细节描写,虽然表现了孔乙己迂腐可笑、死要面子的性格特点,但同时也展现了孔乙己的天真善良、乐观慷慨,以及内心深处的柔软和温热,将社会对孔乙己的冷淡,不慌不忙、很有风度地写了出来。这一细节描写在艺术上取得的诸多成就,是小说能够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茴香豆"这一细节描写,就没有《孔乙己》这篇佳作。     

“我感兴趣的是性格”

对特里丰诺夫塑造的那些给人予强烈印象的“卓越的性格”,苏联国内历来评价不一。例如,有人指责作者局限在一个密闭的世界中,没有表现出可以打破某些令人绝望的命运和处境的力量,有人则由衷地称赞他:“莫斯科在您的笔下清晰可见”。从特里丰诺夫在苏联不大受青睐的事实,可认定前一种意见占主导地位。西方评论家们也认为,他的小说是在“描写贫穷、社会不公正和道德腐朽”,甚至是在“鼓吹消极情绪”。本文试图就《交换》、《初步总结》、《滨河街公寓》和《老人》中主要人物性格的描写提一点不同看法。     

“渡船”与“商船”——论《边城》牧歌形象的裂隙

"渡船"与"商船"是《边城》中多重意义的交汇点,它们是湘西社会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是翠翠、天保或是傩送的欲望对象的替代物,也是这些主人公各自所处社会地位的象征物,同时还是小说文本内部的结构性因素。论文以文化研究的方式,通过对这两个意象的分析,试图揭示《边城》中"牧歌形象"的裂隙。文章最后认为,这两个意象构成了小说内部幻景与小说外部社会现实之间的一条隐秘通道。     

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迷信”和超越——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曾经历了一个对费尔巴哈的"迷信"即费尔巴哈派的阶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借助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等术语,表现了对费尔巴哈的热烈赞扬,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哲学立场研究现实和理论问题。同时,由于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中也萌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但是,从马克思当时的总体思维范式来说,马克思还没有离开费尔巴哈的哲学基地,马克思还不是马克思。     

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的嬗变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唯一正确的"统治形式是"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其他四种政体(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是上述这种"唯一正确的"政体没有得到很好维护而逐步退化的结果。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将"唯一正确的"政体称作"第七种政体",认为这种政体应与其他六种可能出现的政体完全分开,就像神与人要分开一样;与《理想国》的另外一个不同在于,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是否根据法律实行统治成为决定除"第七种政体"之外其他各种政体优劣的主要标准。总之,"第七种政体"这个概念的出现,表明柏拉图已基本放弃在现实中实现"圣人之治"(人治)的幻想,而把"依法治国"(法治)看作明智的、务实的选择。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表明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经历了从推崇"人治"向倡导"法治"转变的过程。     

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探讨

"总体性"范畴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具有核心地位的范畴。卢卡奇把这个范畴贯穿到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当中,认为它是马克思方法的本质。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主要具有整体性、现实性、具体性以及历史性等特点。卢卡奇的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恢复了"总体性"的重要地位,重新引起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问题,背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路线。     

“飘”向旧体制还是“飘”向新文明

小说《飘》由于书名和书中大量篇幅关于南方种植园主阶级对往昔生活的眷恋追忆和对北军解放黑奴的仇恨描写，曾引起评论界广泛争议，认为小说是在维护旧的奴隶制度，否定资本主义新文明。通过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及书中主人公在历史潮流推动下从行动的不自觉向思想的自觉的转变过程，揭示《飘》的思想主题并非历史的反动，而是在蓄奴制烟雾笼罩下升起的实力前进的灯火。     

《石头记》“记”何事——《石头记》旨在为曹家“辩冤”

甲戌本的"凡例"称:《红楼梦》《风月宝鉴》《石头记》,"此三名则书中曾已点睛矣",然而我们在目前的书中,只看到了《红楼梦》《风月宝鉴》的"点睛"处,并没有看到《石头记》的"点睛",为什么呢?我们认为,《石头记》的"点睛",见诸于八十回之后的文字,而这部分文字,旨在为曹家"辩冤",势必会有"碍语",曹家不允许其"问世传奇",遂就称其在被人借阅时"迷失"了。     

西汉“中书”“尚书”考

尚书,汉承秦置;中书,武帝时初置。两官并见于汉史。这两者在西汉职官系统中是怎样的关系,古来治史者作过一番考证。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汉书》、《后汉书》记载互异所致。《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官有尚书”,“又有中书谒者”诸令丞。《后汉书·百官志》却不列中书谒者,     

从《水浒传》中的吏胥描写看梁山起义的必然性

《水浒传》自成书至今 ,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中 ,人们从不同的视角 ,用不同的方法对《水浒传》进行着自我阐释 ,但不论结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看到《水浒传》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通过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描写 ,客观地反映了官逼民反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以下仅从《水浒传》中吏胥的描写谈谈对梁山起义必然性的认识。一宋朝官吏之间存在着矛盾 ,这可以从宋朝特殊的官吏制度中看出。从历史记载上看 ,宋朝的吏和官都是不同流品、不同身份的两种人。第一 ,官是科举或恩荫出生 ,吏则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 ;第二 ,官有罪 ,脸上不刺字 ;吏有罪 ,则刺字 ;第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