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侦查贿赂案件的特点及其原因分析

我国检察机关办理贿赂案件无论是采取由供到证还是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所围绕的核心都是被查对象的口供和证人证言,即言词证据.贿赂案件的基本特点、法律法规对侦查机关侦查手段的规定以及我国现行的案件证明标准、证明责任三个方面是构成侦办贿赂案件对言词证据依赖的主要原因.     

刑事诉讼中口供刍论

口供在诉讼证据中的地位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再逐渐降低的过程,反映了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由愚昧到科学、从野蛮到人道的不断发展进化过程。各国关于口供可采性的规定大体分为两类:其一、确认口供为法定证据,但必须加以限制;其二、认为口供不是法定证据,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我国应加强对口供证据地位及建立口供可采性规则的研究。     

非法口供的比较与述评

各国虽相继确立了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却存在诸多不同。文章采用比较法中差异选择与具体诠释相结合的方法,对比了各国立法与实践中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通过对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解构,从内涵、外延、非法取供的主体认定、非法取供的行为认定及其证明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评述。发现我国非法口供的内涵界定尚未包含任意性标准。非法取供主体的认定未将“因果关系”作为考量因素,非法取供行为的认定也对犯罪嫌疑人受到的精神折磨重视不足。口供合法性的证明尚未将被告方提供证据或说明的证明标准明确为足以引起法官怀疑。      

试论口供证据价值功能的五大原则

要想突破口供是证据之王的传统法律思维,在我国建立起审查口供的原则势在必行。该文立足于本国的实际,合理借鉴国外的证据制度的经验,大胆地构建了在刑事诉讼中审查判断证据是否具有证据价值功能的五大原则,即相关性原则、法律真实性原则、程序合法性原则、人权性原则、补强性原则。     

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研究--刑事诉讼法证据研究

我国目前关于口供补强证据的规定十分笼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实现该规则所预设的价值内涵。本文在研讨国内外的立法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从公正和效率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对口供补强证据的范围、证明程度以及资格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以期有助于我国口供补强证据制度的完善。     

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内涵与外延

在科研院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是我国科研院所制度改革的两种基本取向.现代科研院所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组织制度,其内涵是由其协调的各种经济关系诸多发展方面的"现代性"所决定的,具体表现为现代科研院所体系的"现代性"等五个方面.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外延是指作为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的独立的组织制度,具有可移植性,对于主要采用现代企业制度的科研院所,在某种特殊情况和特别环境下,仍然有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发挥作用的余地和空间.准确阐释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内涵,相应拓展其外延是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并推进传统科研院所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口供证据价值功能的五大原则

要想突破口供是证据之王的传统法律思维，在我国建立起审查口供的原则势在必行。本文立足于本国的实际，合理借鉴国外的证据制度的经验，大胆地构建了在刑事诉讼中审查判断证据是否具有证据价值功能的五大原则，即相关性原则，法律真实性原则，程序合法性原则，人权性原则，补强性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与刑事错案的防范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司法证据制度的核心原则,要求在对证据资格进行审查判断时应当遵循相关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和意见证据规则,在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时应当遵循证据补强规则。刑事错案产生的证据原因包括口供本位主义、案卷证据中心主义的盛行以及庭审质证的缺失等。从证据裁判的角度出发,刑事错案的防范应当由口供本位走向物证本位,完善直接言词原则,提高必要证人出庭率,同时还要确立被告人质证权,完善质证规则,证明标准下的疑罪从无应坚持"次优选择"。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山水情结”与景观设计

中国是具有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每年巨量的景观建设工程中,能够体现我国文化精神的设计是很少的。一方面认为现代景观设计应该是"国际化"的,而另一方面也仅从表面符号表现中国文化特征,很少有从文化精神层面来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设计。文章从分析中国传统自然观与相关的艺术特征为切入点,探究传统自然观的成因与中国文化的"山水情结",分析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文化内涵,以便从内在精神层面来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更好地指导现今的设计。     

“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走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刑罚制度的演变、法律原则的演进以及司法理念与司法价值取向等方面都体现了鲜明的"人文精神"的内涵.     

论清末民初的人证制度

人证制度是清末民初时期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同传统的人证制度相比 ,清末民初的人证制度出现这样一些变化 :证人不再是依法可以拷讯的对象 ;证人若具备特殊情形 ,其拒绝作证完全是一种权利 ,而非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证人若具备特殊职业身份亦可以免予作证 ;证人依法享有一定的物质补偿权 ;对证人伪证行为的打击不再限于众证定罪案件中的作伪行为 ,并且应以证人被告知伪证的后果为前提。这些变化适应了清末民初司法审判由口供裁判主义向证据裁判主义转化的要求     

论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由“陷阱取证”引发的思考

自从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以来,证据制度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倡导摈弃"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理念的同时,证明标准也由"客观真实"向"法律真实"转变;随着中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化,收集证据之义务逐渐由法院转移到诉讼当事人,力量相对薄弱、能力相对有限的当事人为获取有利的证据,所采用的取证方式有时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这就需要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取证行为进行有效规制。     

现场勘验与神明裁判

现场勘验与神明裁判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取证方式,前者是现代的法律术语,后者则很自然的让人联想起阴森的中世纪法庭。然而,这里所指的没有时间上的差别,只是空间不同。本文试将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证据制度做一比较,从中剔出精华,以飨读者。封建时代办案,偏重犯人口供,因此,刑讯逼供便成为封建法律正式认可的一种审讯手段。一旦口供到手,便可定     

试论我国“好法官”的司法标准

目前,人们对"好法官"的认识依然停留在"马锡五式好法官"层面,过分强调法官的品德、调解能力与群众满意,这与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不尽一致。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传统之间的冲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明显,只有坚持强调制度、审判以及法律至上,才能根除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顽疾,树立人们的法治意识,真正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证人拒证权的理由--一种历史文化的分析

本文着重从历史的角度对证据制度的证人拒证权的理由进行讨论和分析.认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建立的拒证权制度不仅有道德的一般证明,也有历史传统的根据;中国在建立这一制度时不仅应当积极地吸取外来的经验,更应当对本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有所继承和发扬.     

司法理念的重构与改革裁判文书的制作

中国古代"重口供、轻证据"的司法理念,对古代裁判文书制作产生了只写口供,不写证据的影响。近代"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理念,又导致裁判文书只写出事实、证据而忽视对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采信与及裁判结果形成的表述。在"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现代司法理念下,我国裁判文书应改革目前状况,加强对证据采信、裁判结果形成与诉讼情况的表述与反映。     

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以黑龙江省为例

通过对黑龙江等地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研究发现,虽然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但是却面临着国家立法空白,法律保护衰退的问题。在探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内涵外延和法律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得出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要重点采取私法保护的模式,特别是以著作权保护和商标权保护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     

论我国的证人拒证权制度

建立证人拒证权制度 ,其目的在于保护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 ,同时 ,它也符合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要求 ,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刑事诉讼法的“惩罚犯罪”与“保障权利”两个价值目标的平衡 ,有利于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在我国 ,设计证人拒证权应从本国国情出发 ,享有证人拒证权的主体范围包括亲属特权、职业特权和拒绝自证其罪的特权 ,其权利范围不宜宽泛。证人能否行使拒证权应由合议庭最终决定     

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以黑龙江省为例简

通过对黑龙江等地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研究发现,虽然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但是却面临着国家立法空白,法律保护衰退的问题。在探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内涵外延和法律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得出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要重点采取私法保护的模式,特别是以著作权保护和商标权保护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