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苏州文人园解读

园林是历史的“物化”,也是“人化”的历史,明代苏州园林的质和量已臻颠峰,文化格调高逸,熔文学、哲学、美学、建筑、雕刻、山水、花木、绘画、书法等艺术于一炉,也创造了中国文人“隐于市”、“隐于艺”的环境和生活模式,是我们研究明代文人人格建构和审美雅尚的重要物质实体。本文对明代园林物质建构中凸显的人格理想等进行文化解读。     

乡官与明代政治生活

明代乡官作为在野官员是官僚统治集团的一部分。随着明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及官僚集团内在构成的变化,乡官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露,并逐渐成为明代政治生活中一支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明代乡官的政治活动一般集中于地方,在积极地辅佐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同时,也表现出把持地方官府、左右地方政府政策的倾向;且明中叶后乡官利用地方官员来对抗中央政权中某些势力的倾向也在增强     

论明代俸禄制度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俸禄制度是古代职官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制度之一,俸禄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官员的廉洁状况.明代官员的俸禄是典型的薄俸制,历来有"最薄"之说.明代的薄俸制,严重影响了明代的政治生活,造成廉吏难支、贪风不息等恶果,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论明代宦官专权的文化程度因素

本文从文化程度的因素对明代宦官专权进行分析,指出明代宦官的文化程度高对宦官专权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是明代宦官专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科举制度使官员的思想受到禁锢,死板化,而宦官通过一些途径知识化,思想灵活,且奸诈,使宦官与内阁争权时,有了知识储备,可以相抗衡,甚至压过内阁。     

试论明代对官员的俸禄处罚

本文对明代的俸禄处罚作了考察,认为明代的俸禄处罚运作的已较为规范。而且通过俸禄处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改善了其行政不作为的工作态度,所以这一制度被清朝承袭,并加以完善。但由于明代官俸很低,实施俸禄处罚使得一些官员生活拮据,因此又导致了其趋向贪污和受贿,从而对明王朝的政治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代官员进谏模式及其特点

明代官员敢言之风盛行,在传统"五谏"说的基础上,明代官员主要采取婉言讽谏、敢言直谏、犯颜强谏的方式进谏.其中,官员在婉言讽谏时,又往往借灾异、古训、先贤、祖制、史官以及自劾不职等方式进行.明代官员的进谏实践,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进谏理论.与前代相比,群体性的直谏、强谏成为明代官员进谏的显著特点.明代虽谏无专官,由言官掌言责,但进谏的官员不限于言官,层面广泛,进谏风气浓厚,且传统的进谏戒律多被打破.明代官员的进谏模式及其特色,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明代文官集团的成长.以及士大夫为维持士人政治所进行的抗争和努力.但进谏官员多下场悲惨,反映了士大夫政治在膨胀皇权的挤压下日薄西山的态势.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代官员在进谏方面的努力,可视为中国古代士人政治的挽歌.     

从《金瓶梅》看明季城镇私园

我国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中的园林描写有许多精彩之笔,明确提到园林的即有十四处。这说明私园的构筑在明代已经相当普遍。本文着重从园林的实用功能和文化功能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明代文人与文学

明代的青楼文化有着独特的乐籍制度、历史文化与时代背景。青楼是行院与女妓的统一体,代表着明代庞大而混杂的乐户体系与悠久历史的女妓传统。乐籍体系的建立为明代青楼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与制度上的保证;而女妓与文人的交往传统则为青楼文化注入了生机与灵魂。青楼文学反映了在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明代文人情态及文学传统。由于明代文人的生活境遇与价值观之不同,使青楼文学呈现出繁荣而复杂的文学风貌。     

浅析明代的督抚

明代的总督、巡抚,属中央派遣的督察官员,自明中期开始,其体制及权力逐渐向地方大吏 演变,它不仅为清朝正式成为地方大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明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举足 轻重的作用。     

《还书图》发现前后

著名国学大师段凌辰所作朱批点评《昭明文选》,抗战时遗落散佚,民间藏书家陈中灏于肆间发现、购买收藏,并于抗战结束后将其悉还原主。段以诗馈谢,中原文坛诸儒踵以诗文、书画赞襄记之,画家魏紫熙精心绘出《高士还书图》。＂文革＂浩劫,段公生前藏书、著述再遭劫难,先前曾失而复得的段批《昭明文选》亦不知所踪,唯《高士还书图》画品及诸儒题咏诗文由其长子段佩简完好珍藏。记叙《高士还书图》发现过程,对所题诗文进行时序链接,对20世纪这一文坛盛事发生背景、文化意义进行初步探讨,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     

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中的“尚奇”趣味

“尚奇”审美趣味在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是其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合力的美学显现,更从晚明的一种生活样态升华为时代美学精神。具体表现为“厌常喜怪,喜新尚异”的时尚追求,“新之有方,异之有道,不失情理之正”的品位推崇,以及“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的审美个性。晚明的“尚奇”美学精神突破了儒家的“温柔敦厚”之美,而立足于个体感性生命与日常生活,是对自身力量的全面开发,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体现了审美的进步。然而,这种趣味还未得到充分发扬和开拓,就被随着改朝换代而来的假古典主义所湮没和扼制。     

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美学思想的历史价值

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富有浓郁的文人色彩,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实用理性主义园林思想新特点。其摆脱了传统园林美学思想之束缚,勾勒和创建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并对清代人们的造园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商业文明的发展与晚明士林风气的嬗变

晚明时期,商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四民观的转变,唤醒了士人阶层的理性精神,一股新异的思想解放之风在士林中鼓荡。对自由个性的张扬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构成了晚明世俗社会生活的一道靓丽风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的影响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为李渔具有不定于一尊的怀疑精神、疏狂和倨傲的性格以及鲜明的创作个性。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清之际的实学两方面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李渔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心学为体、实学为用的性质。李渔热心治史,说明他受实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他建立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也大有裨益。     

明代长篇小说"人性模式"的精神分析

明代长篇小说构建了系统的人性模式:明初肩负着回归传统的重任,便以“历史演义”构建“超我”的“君子人格”模式,表现“神性”美,并向现实生活渗透,以“英雄传奇”构建“自我”的“世俗人格”模式,显示“人性”美;明中叶后变异传统,以“神魔小说”,构建“兽、人、神”三位一体的“完型人格”模式。其后“世情小说”构建了“本我”的“原始人格”,体验“兽性”,以反叛现实的理性。     

论山水审美中士人的主体建构与人格完成

山水诗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灵境界。山水审美参与士人主体的内在建构和心灵完善,是对传统政治人格的极大补充。这一参与建构的过程呈现出历史阶段性：晋宋山水突出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士人打开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朝廷、政治的审美境界,为个体人格注入了非功利的审美因素,山水的审美品貌和依托形式也大致确立;唐人山水突出了情理的和谐交融和感性生命的自由舒展,创造出壮阔雄浑的山水兴象和秀逸明净的山水诗境,但中唐的文化转型造成传统人格的萎缩,也使山水境界从荒野林泉转向都市亭园,启迪着宋人的山水新路向;宋人山水突出了对宇宙人生之理的关注,将山水也纳入人文精神的范围,宋学中理学标举的天理本体与苏轼蜀学所提倡的情本体,使士人在山水中定位的理想人格朝不同方向发展,并对明清以后的山水美学与人学产生深刻影响。     

黄道周与宋明理学及朱子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大儒,他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以人品气节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由于家乡漳州的朱子文化氛围以及父亲对朱子的崇敬,黄道周早年受到朱子学的很大影响,这使他终生都对朱子非常尊敬。但黄道周身处明末的复杂思想格局,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朱子学学者,由于他对朱子甚至宋明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有过尖锐的批评,黄道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成为一位兼具汉宋风格又有突出特色的独立思想家。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到诸儒学案。     

论高启对李白的接受

高启作为＂明代第一诗人＂,以博学工诗的聪明才智与兼学众家的创作追求,卓立于元明易代之际。其诗一改元末诗坛绮靡缛丽之诗风,展现出超凡脱俗之意趣。高启的个性与李白颇为相似,其诗风亦相类。高启不仅接受了李白的人格,更是通过创作实践来接受李白的诗歌。     

明代的荐举取士与陈白沙的拒试南归

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的陈白沙仕进愿望一度强烈,后因科场失利,回乡潜心学问。朱英、彭韶荐之于朝,乃属明代科举选士之外的特拔方式。陈白沙拒试吏部是恪守儒家关于在位者＂执礼＂的原则,以维护人格与＂道＂的尊严。     

莫友芝《黔诗纪略》逃禅出家人物述评

莫友芝《黔诗纪略》从拟议到出书整整花了20年（1853—1873）,是书资料丰富、内容广泛、体例特殊、重点突出,其中大量记录和保存了明末清初在黔地逃禅出家的明朝士大夫的生平事迹、诗文作品,为我们研究这些明代遗民提供了难得而又系统的文献资料。据是书记载,其时黔地士大夫出家为僧有姓有名者达数十人,其中著名者有钱邦芑、郑之珧、陈起相、郑逢元、黎怀智、谢国檄、孟本淳、朱文、谈亮、眼石等。他们作为明代遗民,在国破家亡之际毅然选择了逃禅隐居,寄情山水,放浪形骸,遁迹空门,不仅要在生死困境中挣扎,而且还要在儒释的思想困境中自我救赎。为排遣心中的愤懑、哀怨,他们的诗歌多有感时伤怀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