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动员”失效的制度逻辑——一个“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的民族志研究

"城中村"改造的个案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延续了计划体制下的"组织化动员"方式.一方面,地方政府是一个结构完整、联系紧密的组织系统,上级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压迫"方式来动员"体制内"的下级政府或部门,但是,表面上按科层制规则运作的地方政府内部实质上存在明显的"自治区"现象,让政府有关制度的产生或执行过程变成了不同部门之间"讨价还价"的利益竞争过程,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行动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同样用"体制内"的"组织化动员"方式来动员"体制外"的村集体组织,但村集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已不存在计划体制下的权力依附或资源依赖关系,其不仅不屈从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反而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内部的"自治区"现象来扩大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机会空间,导致地方政府用"体制内"方式动员"体制外"资源的能力明显弱化.如此,地方政府自上而下不支付经济成本的"组织化动员"走向失效.     

“帕累托优化”与“城中村”拆迁创新

城中村与周边的城市化区域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始终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城中村的"负功能"大于"正功能"时,应打破村中村的空间格局,进行城中村拆迁、开发。但其悖论在于:村民和村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代理人,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能主导城中村的拆迁、开发过程,而是将主导权交给城市政府,可能会使自身利益遭到一定程度的侵蚀。城市政府如能遵循"帕累托优化"原则,结合实际,创新城中村拆迁开发模式,可以创造出令多方"共赢"的方案。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过渡型城中村的矛盾内部化与治理困境

将城中村问题放置在村民自治视角,探究过渡型城中村围绕利益分配展开的集体与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及其治理困境。在边缘性兜底区位中,城中村改造处于搁置过渡期,由此带来利益矛盾的内部集聚。依附性乡村关系带来矛盾的内部转移,利益显性化的冲击与结构性失衡进一步激化内部矛盾,村级组织进而从生产转向分配,被成员权福利依赖所绑架的分配型村级组织与博弈期变动分配规则的张力导致矛盾的内部循环。矛盾的内部化不断激发私人利益的攫取,冲击集体组织的公共性,导致村级治理失序与治理的内卷化,但在维稳压力与改造预期下,村级组织只能维持底线治理。城中村问题通常是城市发展所引发的社会治理问题,村级组织内部利益矛盾的平衡是化解这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过渡型城中村内部复杂机制的梳理,可以为城中村问题的顺利解决提供参考。     

基于参与式发展的“城中村”改造研究——以云南省昆明市F村为例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现象,解决"城中村"问题,让"村民"融入城市生活,是城市发展必须面临的一个课题.目前"城中村"的改造研究主要集中于解决普遍问题的对策层面,并未考虑"村民"的个体发展及其实际参与程度.本文结合"城中村"改造中社会工作的作用,通过对云南省昆明市F村的调查,剖析该社区的特征和改造需求,提出参与式发展视角下的改造理念和实践建议,并探索适应我国"城中村"改造需求的社区社会工作模式.     

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前后居民体育的状况及发展策略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田园调查法、观察法、数据分析法等,对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前后,村民的体育锻炼意识、体育消费能力、体育投入热情度等进行分析探讨。调查结果表明:(1)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忽视了新社区的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2)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后村民的体育需求量增大,但社区供给能力却相对滞后;(3)昆明市"城中村"全民体育锻炼热情较高,但缺乏专业的指导和组织。本研究旨在为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与建议,为政府在改造城市景观、美化春城的同时,能更好地推动大众体育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二元结构制度变迁与“城中村”改造——兼论西安市“城中村”改造

在城市化过程中,二元结构制度是城中村产生的根源,村民是二元结构制度的直接受益者,由于利益的驱使,这种既定的制度安排产生了路径依赖,村民存在抵制城中村改造的情绪,但二元结构制度存在非效率的状态,政府为了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必须由政府作为行动主体对二元结构制度实行强制性的变迁,变迁中要维护农民的利益,避免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发生。     

对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的若干问题的思考

城中村改造的实质是改造城中村的产权,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集体经济组织的变革和集体资产的处置是改造的重点和难点,妥善解决村民的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是城中村改造的关键,要实现资产和人的双重改造才能真正实现四个转变的目标。另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与城市产权改革的不同在于农村社区受传统社会网络影响大,所以在改造中既要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和特点对接,又要尊重城中村中村民的实际,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     

“城中村”问题初探

"城中村"现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因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化管理制度的障碍而产生的特有社会现象."城中村"给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带来了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任务是改革现行与农村城市化不相适应的法规政策和管理机制,从源头上避免大量新的"城中村"产生.其次,对已成型的"城中村",应从物质形态改造入手,以关乎村民根本利益的房屋清理确权为切入点,均衡各方利益,多渠道筹资,统一征地拆迁、规划建设、落实安置,推进"城中村"改造.     

城中村改造基本法律问题研究

城中村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大障碍。城中村的存在既妨碍城市的建设规划,也妨碍城市治安和城市居民生活。目前城中村改造缺乏国家统一的立法,而地方立法对改造中利益补偿和分配实行模糊的处理方法,只能暂时掩盖矛盾。城中村改造的法律问题涉及农民身份的转换、集体经济性质的转换和农民利益的补偿、安置,也涉及村委会或居委会与由村民组成的城中村改造建设发展公司的法律关系的认定。     

“城中村”应该进城了

“城中村”问题多多 近几年来,随着浙江宁波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城市建设发展较快,规模不断扩大,五区及各县(市)政府所在地城乡结合部的大量土地因建设需要被征用,使得这些村已成为“市区里的村庄”。据初步统计,全市人均土地在0.1亩以下的村43个,还有不少村的土地也将被征用。这些村的村民居住比较分散,有的分布在一个街道或者几个居委会之中,村民大部分以经商为职业,村级组织(党支部、村委会、村经济合作社)对村民实行的是松散型管理。随着城市发展的迅速,“城中村”的存在弊多利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调查--以民族杂居的云南芒乐村为样本

本文对民族杂居村庄村民自治中的选择机制、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村民在利益权重之下,主要以能力和品质而非民族等因素为取向选择自己的"代理人",这是村民自治走向理性和良性的基础;村治的动力和积极性受到村集体、个人经济以及村委会自身运作状况的影响;村委会作为国家在农村基层新的政治设计,它与各组织的权力分配格局和关系协调程度,是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城中村”向“城市社区”转制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实现城中村区域的城市化,必须完成农村体制向城市体制的转制。转制过程主要涉及农民变居民、集体土地变国有土地、村集体经济变股份制经济、村委会变社区、村民变股民五个方面的转变。转制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它可能导致村民身份权利明升暗降,集体土地未经补偿变国有化,集体经济解体、股份制公司经营家族化,社区公共经费靠股份制公司支出,"民主"剥夺股份合法化等一系列问题。要化解这些问题,原村集体、村民和政府部门一定要对转制的功能有清醒的认知,权衡利弊,创造有利条件,切实维护好各方利益。     

撤村建居，如何实现“返迁期”的平稳过渡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全国各地撤村建居或城中村改造工程都在大张旗鼓地进行。不论是撤村建居还是城中村改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新居还没有正式建成时，原来居住的房屋已拆迁，居民以租房的形式进入返迁过渡期。在返迁过渡期，这些居民居住分散，流动频繁，原来村集体的集中服务管理模式被打破，     

“镇改街道”进程中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处置的个案研究——以X市Q街道S社区为例

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把一部分乡镇改为街道办事处,其所辖区内的村庄随之实行"村改居"改造,即村落规划为城区,农民变成居民。"村改居"后所面临的集体资产虚置和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已影响"镇改街道"进程的因素,甚至成为制约"镇改街道"进程的"瓶颈"。为了解决原村集体资产产权虚置这一难题,最大程度地来保障原村民利益,X市Q街道S社区在"村改居"改造后对原村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化改革,如此一来,既可以实现原居民对原村集体资产产权的人格化占有,又为我国"镇改街道"进程中如何处置农村集体资产产权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注意力视角下地方政府多重冲突目标治理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中村改造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本文以长沙市后湖片区城中村改造为例,通过构建“科层规则—外部压力—官僚利益”政府注意力分配框架,分析长沙市岳麓区政府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面临的多重目标冲突以及在城中村改造不同阶段的行为逻辑和行动策略,进一步总结和归纳地方政府在面对多重目标冲突时注意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和目标优先级选择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动态性确定目标优先级、建立注意力负外部性的补偿机制以及敏锐识别社会问题等建议,助力地方政府行动策略的优化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的管理机制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城中村改造包括政府主导、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开发商主导三种模式.其中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的功能有扩充资金、优化管理和完善技术.由于政策不完善、政府监管不力、开发商的经济理性驱动及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城中村改造存在增大容积率、忽视公共设施建设、中断项目建设、忽视外来人员的居住需求等风险.为此,要优化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的准入机制、法律机制、监管机制和应急机制.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民自治权力关系

以"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村民自治权力关系时,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村民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能够得到较好的阐释:集合意义上的村民作为宪政体制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下的当然权力主体,因自身的知识水平、民主意识、信息能力、组织能力等方面的缺陷,将乡村自治的权力委托给村民委员会行使。集合意义上的村民是委托人,组织形态上的村民委员会是代理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形同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村民委员会受托对村庄的公共事务进行决策与管理。     

村民自治的主体与性质——读《宪政的法理言说》引发的思考

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又是宪政制度的创新与民主政治的进步。村民自治是法治之下的由村民组成的“村共同体”之治,强调村民自治主体的宏观性、概括性与相对性。,村民自治的主体是集体行使自治权的全体村民,村民自治的性质是具有特定内涵的“基层自治”。基层自治的特殊性是自治主体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充分实现自己的权利,是在国家权力之外法律之下的权利自治。村民自治既不同于国家主权之下的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也不同于同一社会制度下国家权力有限让渡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同级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博弈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利益的表达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最大限度地获取、维持地方利益就成为政府行为的目标。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对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以市场保护和污染治理为分析对象,对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展开分析。虽然在博弈过程中,同级地方政府难免陷入“囚徒困境,但是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对市场认识的加深,在地方长短期利益的权衡以及上级政府激励惩罚机制的约束下,同级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突破“囚徒困境”,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将趋于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