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与家庭储蓄行为CSSCI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和2017年两期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层面研究了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对其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对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程度越深,抑制效应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商业人寿保险的边际效用大于总的商业保险,而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果还显示,家庭幸福感在商业保险对家庭储蓄的抑制作用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商业保险对于家庭储蓄的抑制效应在东中部地区、农村地区、户主拥有中高等教育、偏好风险的家庭中作用更大。     

偏远农村地区社会保险制度的调查研究——以宁夏彭阳为例

我国是农业大国,50.32%的人口是农业人口,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会使整个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有显著的提升。笔者利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调查了宁夏彭阳县社会保险制度的现状。调查结果表明,彭阳县农户对保险的认知水平较低、农村保险供给主体较少、商业保险购买比例较低、社保制度宣传不到位,但农户参保率、满意度及续保意愿都较高。年龄、家庭净收入影响农户的商业保险投保行为,对农户的社会保险投保行为影响不明显。     

技能匹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吗?——基于就业质量的视角

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推动作用。文章使用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就业质量的角度分析工作的技能匹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从事技能匹配的工作能够显著地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并能够提升个体获得幸福感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和女性个体技能匹配所带来的幸福效应要强于东部和男性个体。机制分析表明,工作的技能匹配是通过影响个体情绪和自我认同感来影响其幸福感。     

农村宗族网络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助OLS和Probit模型,探索了农村宗族网络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并将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考察了两者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宗族网络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存在积极影响;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在性别和家庭规模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正式制度在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间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社会保险虽然实现了全覆盖但是待遇可携带型差,反而减弱了宗族网络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而商业保险弥补了社会保险的不足提升了宗族网络对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积极发挥传统宗族网络关系的现代生命力,在构筑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险基础上,开发更多针对流动人口的商业保险,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质量。     

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配置的传导机制及效应

商业保险兼具风险管控与财富管理双重功能,是家庭安稳和家庭幸福的重大选项。基于社会互动视角,根据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探讨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配置的传导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总体看,社会互动与家庭商业保险配置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变换度量指标以及变换回归样本之后,结论依然稳健。分样本看,社会互动仅对处于一线（准一线）城市、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较高（受教育时间不小于15年）以及位于东部沿海区域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显著正效应。金融素养在社会互动促进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地,内生式社会互动显著提升了家庭的金融知识水平,情景式社会互动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二者分别提升了居民对于商业保险的信息知晓度与信任度,从而推动家庭参与商业保险,金融信息传递与金融产品信任是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重要传导机制。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创造良好的社会互动氛围,提高社会互动质量;提升商业保险产品与家庭保险配置决策的适配性;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强政府对社会互动的推动引领作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对社群经济的智慧监管与约束。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商业保险参与——基于CHFS2017的实证研究CSSCI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Probit模型、Ols模型、Sobel检验法以及KHB分解法,分析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通过财富效应与风险效应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并提高家庭商业保险保费支出以及家庭商业保险总保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信息渠道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间起到中介作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在非农业户口家庭、中东部地区家庭、资产水平较高的家庭中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普及大众金融知识教育、推动相对落后区域金融发展、加强信息渠道建设等建议。     

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边界及其机制

对国内外有关金钱与幸福感关系实证研究成果的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金钱和主观幸福感（SWB）的关系是一条呈边际递减趋势的曲线;金钱和幸福感之间有显著但微弱的相关;收入增加并不能保证幸福感的增加;影响个体幸福感的主要是个人的金钱欲望和社会比较（收入排名,社会地位排名）、物质主义、适应水平、品味能力以及消费方式等;金钱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有时可以起到社会支持作用（如镇痛效应）,可以影响人的自尊水平,但也会增加对他人的排斥感,减少助人行为。     

超时工作会挤出居民家庭消费吗？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收入约束对消费的影响,忽视了时间的稀缺性也会影响消费。本文考虑消费的耗时性,将时间约束引入个体效用最大化模型,由理论推导提出工作时间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说。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工作时间对居民家庭消费的边际影响。结果发现,工作时间与消费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工作时间较少时,工作时间增加能够通过收入效应机制增加消费,而当工作时间较长时,超时工作挤占消费时间从而显著挤出家庭消费;相比于低收入、非富裕家庭,超时工作对高收入、富裕家庭的消费挤出作用更明显;超时工作显著影响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对家庭在交通和文娱两类时间密集型消费上有显著的挤出作用。进一步分组回归表明,超时工作显著挤出了抚养比低的家庭、城镇家庭、青年家庭和老年家庭的消费支出。本研究对激活家庭消费、推动家庭消费升级进而扩大内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隔代照料孙子女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

利用201 1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构建序次Probit模型研究隔代照料孙子女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运用工具变量估计缓解内生性,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孙子女能够提升老年人生活幸福感,但较强的隔代照料强度会降低老年人幸福感;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隔代照料对幸福感的提升更大,有子女代际支持的老年人隔代照料对幸福感的提升更小;隔代照料会通过改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提升生活幸福感,其中通过心理健康改善幸福感的效应更大。     

个人收入、家庭资产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基于CGSS2013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为研究基础,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从个人收入和家庭资产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个人收入方面,农村居民个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对收入的高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在家庭资产方面,拥有住房、汽车等家庭资产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在所得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重视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购房购车补贴覆盖面等政策建议.     

社会比较、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甘肃、宁夏2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基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972份农民调查数据,利用二元离散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政治信任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指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593个百分点,政府信任与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政策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政策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334个百分点,政策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公职人员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614个百分点,公职人员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破除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心理防线,降低农民对政策的误解及疑虑,弱化农民与公职人员之间的隔阂将是提升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重要策略。     

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21数据

本文使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建立有序Probit回归模型,检验了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收入的居民相较于低收入的居民,其幸福感更高。本文通过加入省份固定效应以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更换Logit回归模型、采用不同指标衡量居民幸福感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方式,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以期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幸福水平有提升作用。     

略论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

对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概念、联系和区别进行了分析、比较和论证,并就我国现阶段如何做好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工作提出了可资借鉴的建议。     

美德幸福观:一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话题

美德是被人们认可的能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好处的思想及行为,幸福是人们所追求的快乐、充实并且有意义的生活状态。爱好美德和践行美德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这样一种美德幸福观在中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成为人们理解幸福的重要的心理成分。实证研究表明,希望、爱、感恩等美德与人们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相关,积极地践行这些美德能够显著地增加人们的幸福感。目前研究者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文化的影响及美德的分类方面,即有没有能够普遍提高人类幸福感的核心美德,文化因素在影响和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的美德方面又是如何起作用的。     

技术进步偏向对城市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

要素合理配置不仅能够提高要素效率,还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测度城市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和要素再配置效率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技术进步偏向对城市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技术进步表现出资本偏向型的特征,无论是城市的技术进步还是城市要素配置效率均存在空间相关性;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会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而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则会导致要素配置效率的损失;技术进步偏向对城市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还会受城市初始发展水平的影响;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会显著提高富裕城市的要素配置效率,而对贫困城市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小。据此,建议城市在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过程中应根据自身要素禀赋,充分发挥技术进步的作用,进而形成技术进步与要素效率提升的良性循环。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研究生人格特征、金钱态度和幸福感的关系

对人格特征与金钱态度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可以考察金钱态度是否能够中介人格特征的作用。采用金钱态度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397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人格特征对总体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显著,加入金钱态度后,人格特征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金钱态度中只有维持—保留和不信任两个指标对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因此,人格特征能够预测总体幸福感和金钱态度,而人格特征对总体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会部分的被金钱态度所中介。     

影响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研究

已有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会削弱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能否保持稳定,还是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获得的问卷数据的分析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1.不同群体的非农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而社会经济地位是导致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2.工作家庭冲突会对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3.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观念的高度认可,能够缓和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程度。因此,应有针对性地提升非农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