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对古希腊伦理学的理解和批判

康德在1784—1785年秋季学期的《伦理学讲义——科林斯》中对古希腊伦理学做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古希腊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是至善的问题，并且对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做出批判性解读。犬儒学派夸大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至善的联系，忽视了至善的艺术性。康德赞同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把至善看作艺术性的，但是不赞同它们把幸福和德性看作是同质的，从而片面地理解至善。康德对斯多亚学派有诸多论述，称赞它保持德性的纯粹性，但由于其缺乏意志自由的概念，导致德性缺乏现实性。这些解读有利于理解康德同时期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结合其他文本，可以看出，康德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尤其德性概念继承了斯多亚学派。但是康德把自由意志的概念加入进来，摆脱了斯多亚学派德性概念的现世性，使得伦理学具有了超越的维度。     

作为可能世界的至善——康德的文化哲学和体系建筑术的关系

康德的至善学说长久地受到批判伦理学争论的冷遇.这个概念在唯心主义者吸纳康德思想的过程中以及在德国唯心主义的体系筹划之内曾经还是起着一种关键性的作用,但在新康德主义对批判伦理学的复兴框架中,却几乎完全失去了它作为哲学问题的意义.     

康德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对康德而言,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宗教哲学问题。至善是联结道德与宗教的桥梁,至善不蔑视幸福,但在至善中,配享幸福的德性具有优先性;而德性只有在预设自由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因此,在本质上则是自由具有优先性。自由作为康德之道德与宗教的最高精神,实则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伦理学中,自律伦理学取代了他律伦理学;在宗教哲学中,一种理性的、给予人自由和尊严的道德宗教取代了传统启示的宗教。     

康德的“物自身”概念何以有价值意涵?——为牟宗三的诠释进一解

“物自身”是康德哲学中引发最多争议的一个重要概念。牟宗三对这个概念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诠释,即认为这个概念不是一个知识论的事实概念,而是一个具有价值意涵的伦理学概念。但他强调:康德并未明言,而只是暗示此义。因此,有些中国学者批评牟宗三的这个诠释是对康德哲学的误读或曲解。这里根据康德的著作说明这个概念在康德思想中的发展,藉以证明:康德本人已明白地表示此义。同时也引述三位德国学者卡西勒、克隆纳与考尔巴赫的观点,来左证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的诠释。     

自由:通向人类希望之路——对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辩证论的一点思考

本文对于把康德伦理学看作信仰主义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作者由至善概念及其中包含的道德和幸福的二律背反入手,分析了至善与实践理性的三个悬设的相互关系,认为自由是至善成立的充足条件,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是至善成立的必要条件,应该把道德的神学与神学的伦理学区别开来。     

对康德哲学中至善理念研究的再思

在康德哲学中,至善概念源初的涵义是纯粹实践理性之对象的无条件的总体,其派生的具体内涵是道德和与之一致的幸福相结合的整体。在更具体的层次上,宗教的至善和尘世的至善这两种至善概念贯穿在整个康德思想中,都是富有实践意义的理念。至善的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的理想,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指导;作为一种信念,至善能够促进道德意向,对持久的道德生活起必要的作用。     

青年施莱尔马赫的康德伦理学研究

＂现代新教神学之父＂施莱尔马赫早年在发生信仰危机之后转向了当时的哲学,尤其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与当时的学者专注于康德的第一批判不同,施莱尔马赫主要考察康德的第二批判,严厉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学说,尤其是其至善理论和先验自由学说,并提出了自己的尚未成熟但在随后的年代发展完善的至善学说和决定论。     

论共同体观念的语词生成与理论建构

本文运用发生学的方法，揭示共同体观念的语词生成和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建构。第一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这个语词在西方语言中源于共善和公共，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二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政治学的重要概念，在哲学形上学和伦理学的语境下，共同体与共善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在政治学的语境下，共同体是公共的名词化和实体化，共善则是建构人类社会的纲领和目标。把善提升为至善是一条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而把善提升为共善，则是哲学政治学的通道，与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并行不悖。第三部分，作者指出，奥古斯丁批判地吸取了柏拉图和西塞罗的相关思想，然后以公义为纲，建构了他的理想共同体———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对共善的探究，直接导致对理想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他的理想共同体以信仰为核心，以伦理为共同体成员的守则，以秩序与和谐为共同体的特色，以普爱为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动力。     

论亚里士多德的善观念

善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柏拉图善的理念的批判建立起了自己的伦理学,他的伦理学主要探讨的是属人的善,而最高的善是幸福。幸福涵盖了不同的善,但它们也有层次之分,首先,最重要的是理论的沉思,其次是实践德性的善,再次就是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思想非常丰富,反映了古代伦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哲学,而不是狭义的道德哲学,为了克服现代以义务规范为核心的伦理学的狭隘化,有必要恢复古代伦理学对于善的更广泛的思考。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康德道德律奠基: 从善良意志到目的王国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找寻伦理学最高原理的出发点,他认为善良意志是理性的真正使命。定言命令是康德道德律的最高法则,具有普遍必然性。目的王国是康德伦理学体系的最高点,是康德的道德理想。康德伦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性主义的价值观,指引我们追求目的王国,追求至善,这无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筑中国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康德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影响——兼谈哲学史对于当代哲学研究的启发意义

康德的道德哲学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具有重要影响。首先,罗尔斯证明正义原则的纯粹程序正义方法正是对康德定言命令程序的运用与发挥。其次,罗尔斯正义论的人性论基础,即自由平等的人的理念,来源于康德通过定言命令的目的公式和自律公式所表达出来的理性存在者的概念。最后,罗尔斯正当与善一致的论证以康德德福一致的论证为原型,这两个论证的结构体现了康德与罗尔斯所共享的正当优先于善的理论模式。康德对罗尔斯的深刻影响表明:哲学史作为启发当代哲学思考的源泉,具有重要意义。     

康德“物自体”概念之再考察

关于"物自体"的理论贯穿了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大量谈及了"物自体"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关于"物自体"的理论既是其认识论止步的路标,也同时开启了其通往伦理学的通途。对康德而言,这个概念的界定最终也决定了形而上学的命运。本文试图阐明康德对"物自体"概念的界定,分析康德从何种意义上得出"物自体"的概念,并试着说明这一概念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提出的意义。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意志概念

意志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和康德伦理学说的方方面面牵连深广;同时它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概念。本文展示了康德意志观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康德意志概念的起源、性质、层次、划界以及区分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地剖析。意志概念不仅在康德道德哲学体系的建构中发挥了作用,而且,它根本关涉康德道德学的核心内容,只有细致入微地检视康德的意志观,我们对康德的道德哲学才能既作出全景式的总体把握又有对局部问题的透彻理解,从而避免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种种误读。     

自然的道德化——康德对自然与自由的沟通

为了沟通自然和自由的鸿沟,使至善在自然中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康德凸显了人的情感的作用,并把《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对知性的系统统一性原则赋予了反思判断力。在人的情感中,康德为合目的性的先天原则找到了来源,目的性原则在批判哲学中有了独特的位置。康德以艺术的概念连接审美判断和目的判断,解决了目的论运用于自然的合法性问题,从而说明:我们是以艺术的眼光看待自然,自然具有实现至善的可能性,其终极目的是至善,我们需要一个上帝。     

从康德道德哲学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康德以其道德实践原理,深刻地批判了先前哲学在伦理观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第一个建构了先验自律的道德哲学体系,使西方近代伦理学史又一次得到升华。同时在其体系内部,又包含了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黑格尔扬弃了康德,使其伦理学说距历史唯物主义更进了一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彻底改造了黑格尔的学说,同时也是对康德的进一步扬弃,从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伦理学说的优秀遗产的真正继承者。     

康德哲学物自身概念的几重含义

物自身概念是康德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中扮演着一个核心的角色。由于康德哲学的复杂和广博,这个概念也具有多重的含义。理解这些含义,分清它们之间细微但却重要的区别,对于深入了解康德哲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政治的至善--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与当代世界

永久和平是贯穿整个康德哲学及其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主题。康德在政治 -法哲学领域完成了一场哥白尼革命 ,用和平的国际法代替了战争的国际法 ,永久和平从而成为判断和衡量人类的道德进步和现世幸福的最高尺度 ,它是政治的至善 ,是康德政治 -法哲学的拱心石。尽管康德的许多提法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做出修正与拓展 ,但他所确立的原则与精神在今天愈发显示出特别的理论生命力。     

康德与施莱尔马赫至善学说评析

至善问题或者说德性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康德和施莱尔马赫伦理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二人对该问题的看法却迥然不同.康德论证了德性和幸福虽然具有不同性质,但是仍然可以作为至善的两个要素达到协调一致.施莱尔马赫严厉地批判了康德把二者联结起来的做法.他认为德性与幸福是相互冲突的,至善只有排除经验性的幸福要素,与道德法则相一致,才能真正有意义.康德和施莱尔马赫的至善学说都既有深刻的洞见,又有明显的缺陷,比较二人观点的得失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德性与幸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康德何以步安瑟尔谟的后尘?

安瑟尔谟以从观念到现实的巨大跳跃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康德曾给予其彻底的批判。但康德在伦理学中，同样以从观念到现实的巨大跳跃提出了至善概念，并由此推论出了上帝的存在。这种逻辑错误的重复既说明了康德本人在上帝存在问题上的宗教态度，也说明了以理性思维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之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