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视阈中的“合作参与型”激励机制批判性考察

长期以来，科层组织的负效应与组织成员真实、完整及多元化的人性之间构成了持续的张力。一方面，梅欧、马斯洛等人的理论形塑了崭新的人性维度；另一方面，针对科层负效应也涌现出诸多质疑与批评。然而，大多数科层组织实践中的制度建构却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制度的形式与激励机制具有内在关联性，保守的制度势必导致激励机制的探索流于空泛与失效。我们列举的“工作特性模式”（job characteristics model）也最终在科层结构负面影响下发生压缩、变形。正视完整与多元的人性，构建合乎人性特质的科层制度或许是未来组织结构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所提倡的“合作参与”承载着人性多维度的诉求，因此，“合作参与型”组织制度建设不但是科层制度环境改善的一种努力，其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有效激励机制。     

中国地方政府 "注意力强化"现象的解释框架 ——基于S省N市环保任务的分析

在完成环保任务过程中,中国地方政府出现了"注意力强化"现象。作为注意力分配的一种变化形式,在中国科层组织背景下,"注意力强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任务情境的影响。可以通过调整委托方、任务模式、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来改变任务情境的强度,从而影响地方政府注意力的分配结果。从条条求着块块做到条条块块一起做,再到块块带着条条做,条块在环保任务中参与度的变化更直观真实地反映了地方政府"注意力强化"的过程。"注意力强化"不仅是一种科层组织现象,也是科层组织进行有效治理的工具。强化地方政府注意力已经成为中央政府惯用的一种工具,而这种工具的使用可能会导致始料未及的结果。     

"制度人"假设与制度功能性分析

"制度人"假设不仅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也是人内生的对制度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人性应该是"经济人人性"、"道德人人性"和"制度人人性"有机结合的"完整人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性基础."制度人"建设尤为重要,应以人性体系为基础构建能使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最大化的制度体系.     

企业知识共享的正负效应分析

知识共享是企业实施知识管理的重点和难点,企业知识共享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这是由企业组织的特点、组织的内外环境以及知识的特点共同决定的.企业知识共享的正效应表现为:增强企业获取知识的有效性、防止知识流失、优化知识资源配置并提升企业组织的核心竞争力;负效应表现为:导致部分员工在知识共享过程中出现"搭便车"现象,影响企业知识共享的安全性.鉴于此,克服负效应的主要措施为:提倡团队精神和员工间的相互信任,建立完善、公平的知识共享激励机制,合理运用惩罚形式,制定内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限定知识共享的范围.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浅论异化的根源及消除

笔者认为,异化本质是一种囚徒困境,其深层根源是人性贪婪自私的欲望,其次是社会制度的不公平,二者共同作用导致人类陷入囚徒困境,最终导致人类发展陷入自身对自身的背叛中。如何克服异化,从人性角度看,我们可以通过改造提升文化品格来升华人性,核心是要建设一种合作文化,以此逐步解决异化问题。从制度角度看,核心是要坚持公平原则。公平是制度最大的善。     

论组织管理中的信任与合作

我们的社会是组织化了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的构成要素,也是社会的缩影。通过对组织中的信任与合作的研究,可以发现社会健全的正确路径。近代以来,组织的发展所走的是一条科学化的路径,在组织管理中更多地强调科学的制度、结构和行为模式的设计,这造成了组织信任的失落和合作的不张。在自觉地推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我们应从信任的重建入手,自觉地培育合作关系,并通过合作制组织的建构而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提供历史性的准备。     

公私合作困境的应对策略与制度分析

地方政府为了突破公私合作困境,先后采用了制度供给策略、合同约束策略、会议协商策略和报复策略,这些策略在实践应用中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制度成效。笔者通过制度分析发现,这一问题缘于制度建构的认同危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制度运行的"有组织的无序"。要突破这一困境,有赖于我们将研究焦点从静态的合作规范的制度建构转向动态的合作运行过程。     

普布利乌斯与荀子人性观比较——基于人性与制度设计的政治视角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荀子的"人性恶"观点与美国联邦共和制下全面的人性观,分析人性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动态关系。前者是专制制度下单一的人性观,并由此推演出"礼治"政治设想,后者作为当代西方典型的民主制,在全面的人性观基础之上进行了共和制度设计。通过比较,一则能明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人性假设,思想家或制度制定者在设计或制定制度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人性假设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石;二则能理解制度对于人性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某种制度如果付诸实施势必造成一种既定的事实存在,并对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体产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影响。     

民事主体人性基础的多重视角及中国价值

在民事主体制度实践中,人性基础在认识上展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状态。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性善恶假设奠定了"经济人"民事主体理论基础;认识论视角下"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理论假设让我们看到民事主体不仅仅存在于民事法律关系之中,也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理性抑或感性的动机成为支配其社会行为的基础;在关注人生存状况的社会学意义上,民事主体既是个体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存在,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成为民事主体的现实存在基础。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民事主体制度人性基础的价值取向立足于传统文化,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明确和合理调整。民事主体多重人性基础的理论审视对中国民事主体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深远意义。     

不同规制结构的理性人前提假定比较

本文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规制结构:市场、科层和网络,认为每一种规制结构对应于不同的理性人前提假定.本文对此进行了比较.新古典经济学中纯粹的"市场规制"是以个体的"完备理性"为分析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层规制",对应的理性人前提假定是"机会主义".而表现为多边关系的"网络规制",对应的理性人前提假定是"有限认知".     

“一带一路”与“中美经济博弈”

"一带一路"倡议既不可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也不会与TPP针锋相对。中美两国提出不同的区域经济合作方案:美国主导TPP、TTIP是"排他性的",是为了巩固其在全球的经济霸权,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共商、共建、共享,是包容、开放的方案,欢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和国际组织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中来。"中美经济博弈"围绕地缘政治、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话语权、TPP与RCEP竞争等领域展开。与TPP不同,"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政治制度和民族界限,中国以比美国大四倍的国内市场和经济潜力寻求全球的发展与合作。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存在地缘政治风险、传统安全风险、非传统安全风险、法律与道德风险、债务风险、中国公司自身管理风险等诸多方面的风险。为克服上述风险,本文提出"三两"政策建议,即"两容",强调"包容性";"两分",强调"共享性";"两轨",强调"共存性"。     

“中国体验”的意义和价值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中国体验”是一种时代精神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关注“中国体验”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海权演变与国际制度的运用

"二战"后,国际制度及其运用成为海权演变的基本方面。海权的国际制度"资源"包括四种要素:国际海洋法、利益协调制度、安全互信制度和海军军控制度。这些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实现国家间海洋利益的分配,或有助于国家对海洋利益的维护。海权中国际制度的"运用"包括两种模式,即"制衡"与"合作","制衡"模式是国家以制度抗衡他国扩大海洋利益的行为,包括直接制衡与间接制衡;"合作"模式是一国将其主张的规则与他国支持的规则相协调,包括法治合作、霸权合作和合作安全。     

矿产资源安全与“一带一路”矿产资源风险应对

矿产资源对于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大,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国和消费国,易受到资源贸易、价格波动和地缘政治经济等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矿产资源生产国,与中国资源合作进展迅速、合作潜力巨大。但存在着国内政治、法律、民族主义和大国地缘博弈等风险和挑战。对此,中国需要切实推进"一带一路"资源外交与相关国际制度、合作平台建设以及具体项目落实,通过资源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组织与个性发展——兼论人性管理

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各类规模庞大、结构完整、目标明确的社会组织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生活普遍的组成方式,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只要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些传统型的组织与人的个性发展存在着太多的冲突。现代组织的发展要依靠人,因此必须研究管理活动的前提——人性本身,使管理活动符合人性发展的需求。以“全面人”为理论前提的人性管理才能使组织和个性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互相促进。     

元治理:创新社会救助治理的实现路径

社会救助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多元主体对社会救助事务的合作共治,其主要特征有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系统性、方式的参与性和目的的公共性。"元治理"是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协同组合,旨在达成元治理参与者公认的最优化治理结果。"元治理"与社会救助治理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而"元治理"相对于其他治理范式或方法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主导模式下的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发展不平衡,并缺乏"治理的治理"层面的统筹协调。为此,应当借鉴"元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创新社会救助治理,既优化社会救助领域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功能作用,又促进三者之间的协同组合。     

略论罗伯特·基欧汉的“国家利益”观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把"国家利益"概括为"财富"和"权力",这一概括既包含了政治利益,又包含了经济利益;既包含了物质利益,又包含了非物质利益;既包含了现实利益,也包含了长远利益。"财富"和"权力"互相补充:两者互为目的,又互为手段;相互渗透,又相互包含。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国家利益具有自私性、自利性,决定了国家间不可避免存在着利益的纷争或冲突;另一方面,国家利益也具有利他性和互利性,决定了国家间存在着利益调和与合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