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官报

清末"新政"时期,在统一舆论、开通风气的目标下,各省督抚兴办了不同类型的官报,并对官报的具体运作做了适应性的变通.地方政府兴办官报的主观目的虽有消极的一面,但官报的兴起在客观上有利于风气的开通和民智的开化,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清末审判厅理案模式下的华洋诉讼及观审之争

20世纪初,清政府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其重要目的开始进行司法改革。1907年,天津设立地方审判厅,开始受理华洋诉讼,遂产生了一种新的理案模式。为维护法权,天津、奉天等地方审判厅进行了抵制外人观审权的初步尝试和努力,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审判厅理案模式的产生以及地方审判厅抵制外领观审权的斗争在司法实践层面对领事裁判权形成了局部冲击。     

清代伊犁人口变迁与人口结构特征探析

本文对清代新疆伊犁人口变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人口结构特征,主要包括经济结构和民族结构特征。清代伊犁地区人口变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迁移人口对伊犁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人口经济结构特征的形成以清政府治新政策中的人口布局思想为主导影响因素,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游牧业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尤其是建省后人口再聚集和恢复发展时期,牧业人口恢复较快,这进一步表现了自然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所决定的经济形态对人口经济(职业)结构的深刻影响,也表现出各民族社会生产形态的惯性发展。人口民族结构变迁的主要因素是受到了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及战乱的影响。     

官民合办:南宋时期湖南乡村社会保障事业初探

南宋时期,移民文化,尤其是湖湘学成为湖南的核心文化。到南宋后期,在湖湘学派及其同道朱门弟子的积极推动下,在深受湖湘学影响的地方大族的积极响应下,湖南一些地区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湖湘学经世致用精神的体现,也反映了南宋后期湖南地方精英的兴起和公共领域的出现。     

晚清"笔受"译员群体的职业走向

作为晚清西书中译的重要力量,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笔受"译员在离馆后,积极投身近代文教事业、政界或其他领域,不仅对中国文教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应和了中国由洋务自强、维新变法至辛亥革命的近代变革全过程.其职业走向显示,晚清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为其职业选择提供导向,爱国情怀是其动力源泉,译书经历为助力铺垫,知识结构系重要基础,传统主流价值观则使他们存在强烈的纠结心态.而"笔受"译员群体的职业走向亦体现出近代知识分子在晚清中西冲突、新旧更替中的抉择与纠结,以及他们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转型中的积极探索.     

“庚款兴学”新探

“庚款兴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未被深入研究的课题。1900年,八国联军兵临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并向十四国赔偿本息合计980,000,000两白银。在此后的岁月里,庚子赔款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是进一步刺激爱国志士探求振兴中华之道的重要因素。但在1908年后,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被陆续退还中国,用于派遣留学生和兴办国内文教事业,史称“庚款兴学”。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只注意到西方列强利用退款办学实施文化侵略的阴谋,忽视了中国人民在“庚款兴学”中所起的作用,影响了对“庚款兴学”的正确评价。本文对此作一点新的探讨。     

条约框架内的维权努力:清末民初华洋诉讼双轨理案体制之构建

20世纪初清政府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其重要目的开始进行司法改革,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审判厅设立后开始受理华洋诉讼,遂产生了一种新的理案模式。为抵制领事裁判权、维护法权,清政府构建了一种双轨理案体制,但尚不完善。民初的中国政府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加以发展和完善。清末民初华洋诉讼双轨理案体制的构建,是中国政府在条约框架内抵制领事裁判权、维护法权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起到了迫使外人逐渐放弃观审权,从而形成对领事裁判权的局部冲击的积极作用,其意义不容忽略。     

乾隆后期河南的灾赈与番薯推广

乾隆后期,河南自然灾害频仍,清政府采取了蠲免、蠲缓、缓征等赈灾措施,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为进一步有效地防灾减灾,清政府在河南大力推广番薯种植,成效显著,对地方经济结构与民众生产生活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门湾事件"述论

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意大利以武力为后盾,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浙江三门湾为海军基地的要求.清政府出于种种原因拒绝了意大利的要求,并表示出一种强硬态度.这既出乎意方的意料,也有违中方的外交路线,给扑朔迷离的东亚国际局势增添了几分诡谲.由于中方的抵制和受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牵制,意大利侵略中国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一事件无论是对中国还是意大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乾隆后期河南的灾贩与番薯推广

乾隆后期,河南自然灾害频仍,清政府采取了蠲免、蠲缓、缓征等赈灾措施,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为进一步有效地防灾减灾,清政府在河南大力推广番薯种植,成效显著,对地方经济结构与民众生产生活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新疆道制建置沿革探析

清统一新疆后,实施军府制统辖下多种行政机制并行的边疆管理体制,仅在东部地区实行与内省相同的道、府、州县制度,即镇迪道的建置及其管辖下的各府厅州县,对于清代新疆东部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清末新疆建省,设置四道,以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州县制度取代了"因俗施治"的军府制下多种行政制度并行的间接统治体制,使得新疆内部地方行政制度划一,并与内地省份划一.这同时也是与清政府加强边疆地方民政管理的需要是相适应的,对新疆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以及政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其他边疆地区的地方行政建置提供了范本.     

刘铭传“重商”评议

洋务运动主要人物刘铭传,在首任台湾巡抚的六年(1885—1891年)时间里,他的“重商”思想言论、措施行动,对于推行清政府及其洋务派的“求富”政策,发展台湾地方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评议刘铭传“重商”,可以从区域的角度,认识洋务派人物及其主持下的洋务活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刘铭传“重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从"深闭固拒"到"依法力争"——晚清山东矿权交涉的两个片段

同治年间洋商在山东进行了猖獗的私采盗挖矿产活动,地方官员不得不藉"深闭固拒"以应对。《胶澳租界条约》签订之后,为了帮助德商山东矿务制造公司圈占山东大片矿产,德国驻华外交机构不惜死缠硬磨,步步紧逼。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员则尽可能地进行了抗拒,其策略也从"深闭固拒"上升到"依法力争",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清政府官员在国际化趋势下涉外办法与理念的演进。     

"恋母情结"与哈姆雷特

"恋母情结"(又称"俄狄普斯情结")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对20世纪的艺术理论、艺术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佛氏著名弟子欧·琼斯运用"恋母情结"理论对哈姆雷特形象给予解释.本文对佛氏"恋母情结"理论作了阐述,介绍了琼斯的主要观点,并对"恋母情结"理论和琼斯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     

五凉的“崇尚文教”及其影响

十六国时期,发达的中原文化遭到极大摧残,但河西地区却“学者埒于中原”学术文化空前繁盛。那么,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最近,施光明在《兰州学刊》八五年第六期上撰文认为,五凉的文化繁盛,主要是因为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崇尚文教”的措施。首先是兴办学校,倡导儒学。统治者企图借助儒学,推行教化,而儒学的传授又需要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因此,五凉政权始终把教育作     

浅析张之洞对海南文教事业的贡献

张之洞在出任两广总督期间,关心和重视海南的文教事业,通过客观分析海南的文教形势,他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文教事业发展的措施:兴办义学,奏请增设科举名额,访查李德裕遗物及后裔、整修苏东坡遗址,捐资建立祠堂等。虽然这些措施最终未能持续实行,但是它们具有近代开发的意义。     

试论隋代前期的文化教育政策——兼评隋文帝"不悦儒术"说

隋代前期的文教政策与相关制度建设,建树丰硕且影响深远.从制度层面讲,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国子学的独立;专科学校书、算学的创办;有关业务部门设博士招收学生进行职业性训练等,均由隋开其端并形成制度,对唐、宋及以后王朝产生重大的影响;从社会政治层面讲,该政策培养了大批的治国人才,树立了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气,传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奠定了此后的治国方向,为隋代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文化方面的保证.     

张之洞与清末军事早期现代化

在清末编练新军的艰难历程中,张之洞大力推进各项军事改革,成为地方督抚西法练兵的楷模。张之洞由改造山西旧军到组建广胜军,逐渐由一介清流而历练为"知兵"大员。张之洞创练自强军,在饷章制度、新军训练和军事教育等方面积极效法西方。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将湖北新军编练成为规模仅次于北洋新军的一支现代化的劲旅。张之洞的军事思想及其实践,对清末军事早期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汪楫奉使琉球看清初中琉关系

康熙二十二年,清帝有意加强藩属国及海疆管理,命汪楫出使琉球。汪楫一行与琉球国的交流集中反映在汪楫所撰《使琉球杂录》和《中山沿革志》中,其交流活动包括:关心琉球安全问题,向琉球国王提出加强兵防的建议;部颁谕祭、册封仪注不备,重为酌定,仪注详备,且显有变革,为后来琉球使臣效法;对出使旧例与琉球风习进行改革;与琉球能诗之士往来酬唱,将赠答诗汇编成集;鼓励琉球兴办教育,归来代为奏请琉球生入监就学。汪楫出使琉球在清代中琉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强化了清政府对琉球的交往,而且大力促进了中琉政治文化交流,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谈判是清末清政府积极修约实践的重要事件.这次修约涉及中英关系的诸多方面,并对晚清中外关系的整体格局有所影响.在这次谈判中,有关外人参与中国口岸米谷转运出口的问题,成为修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英双方几经会谈,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使清朝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在这次议修商约谈判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在清政府积极修约态度的变化之中,还可以看出其中对外交涉与内政变化的密切关联,外交观念的转变中有对外国势力逼迫下政治经济主权利益的切实诉求.这种努力虽然不能改变屈从列强的大格局,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清末政府外交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光绪末年显露的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成为国人外交观念转变之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