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逸斜出:重审俞平伯新诗

由于俞平伯在红学及古典诗词研究方面的耀眼成就,加之其散文创作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影响,作为新诗诗人与诗论家的俞平伯往往被遮掩了。古典的余响、在路上的“灰色马”、梦与忆、古典意味与现代面庞的裂缝正是对其诗歌再解读的旁逸斜出的文学感受。     

新诗的"亲"与"疏"

中国新诗从诞生之日起,至今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其命运之曲折坎坷在所有新文学样式中大概可算最为突出.她从开始时的态度最决绝、变化最彻底但成绩并不理想的初期阶段,发展到后来,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汇集和重演了西方诗歌几百年的演变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时至90年代,诗歌似乎又失去了曾有的辉煌和风采,成为了"在文学的诸样式中",环境"最为困难"的一个,"诗的地位日见窄狭和窘迫"[11].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我看中国新诗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成败得失自然与其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中国新诗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这场语言革命对新诗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新诗是这场语言革命的产物,新诗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语言革命的后果.我认为,要全面评价中国新诗,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视角.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成就估评

以前我们看待中国新诗的成就,只定位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上,对它们的评价,也多从思想内容上加以肯定,而对于新诗的重要一翼--现代主义诗歌,大都持否定态度.而80年代的新诗研究,对现代主义的认识则有了一些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是不全面的,存在很多误解.一些人对现代主义并不真正了解,甚至不少是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评价尺度去看待现代主义,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一半肯定、一半否定,即艺术性是可取的,思想情感内容是没落反动的.90年代以来,对现代主义的认识则较全面深入了,基本上是以肯定为主,而且能够从它与时代、与文学的现代性相联系的角度来看待它的价值和意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随着对现代主义认识的深化,我们一下发现新诗的成就了不起,它是那样缤彩纷纭,多姿多采,世界上有的,我们几乎有了.例如对穆旦的认识,几乎是一个发现--他忽然被推到所有新诗人的最前面,决非偶然.即使对像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卞之琳、闻一多、徐志摩、艾青等现代主义诗人或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的认识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了.     

"不像诗"与"像诗":新诗艺术发展的"钟摆现象"

1943年,闻一多在他的那篇热情而又严谨的学术散文《文学的历史动向》中,不无忧虑地指出:"但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你说,旧诗的生命诚然早已结束,但新诗--这几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诗,也没有生命吗?对了,除非它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但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也对.说得更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     

近百年新诗:几分成就,几分遗憾

回眸近百年来的新诗,如果让我以十分计的话,大概可以以"六分成就,四分遗憾"回答.自然,不同的评判者,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着眼点,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完全求同,实无可能,也无必要.还应看到,在新世纪之初考察刚刚过去的上一世纪的事,准确性往往因时间距离太近而受影响.莎士比亚、杜甫都是在他们逝世多年后才获得应有的评价.     

闻一多新诗学困境的语言学分析

闻一多的新诗学是中国新诗历史上第一次文体意识的自觉.他在诗学理论上提出格律论,在创作实践上引入十四行诗,他引领的新月派也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诗歌流派.闻一多的新诗学因为其内在的矛盾性,并没有实现其理想预期,这导致了他很快就离开新诗转向了古典文学研究.尽管其中原因众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新诗学忽视了现代汉语的语言特性,从而对新诗做出古典诗歌样式的拯救.有意味的是,闻一多还有借新诗"炒作"自己的嫌疑,这种非本体的选择,也决定了他的新诗学很难成功.     

标准与尺度: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

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问题一直是一个相当困扰人的东西.一方面,在千年诗史之末出现的中国新诗在并没有能够完全"推挤"开自身远古记忆的时候,似乎总是要被已经习惯了传统审美模式的中国读者置于被审判的境地;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在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行进中也不断积累着自己的艺术经验,它也不断试图作出关于自己的总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人们产生了不同的眼光与需要,因而关于这一评价的分歧的确也相当引人注目.     

试论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重要影响

惠特曼在美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开创写作自由体诗的先河。中国诗坛自五四前后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惠特曼,新文学的主将们从其有着饱满的民族精神和充分本土化的诗作中汲取灵感,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成功地建构起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此后,无论战争救亡背景下极具使命感的新诗创作,还是文革后重塑人文精神的新诗再生的历程,都有成就卓著的诗人从惠特曼处受益。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始终有着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     

城市诗的历史机遇

不言而喻,现代都市是伴随现代文明一起发展的.由于中国曾经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并且这种社会形态培养了与其相适应的文学情趣,所以鲁迅说:"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当新文学运动勃兴之时,虽然中国社会已经转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且真正具有现代都市形态特征的城市也已经出现:但是,现代城市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弱势,而且大部分新诗人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这一事实,使他们在观念、视角、知识、经验和文学情趣等方面,都没有做好接受都市文化的足够准备.这就形成了如文学评论家李长之所说的那种情状:现代文学"大部分是写实的,写实中又大半是写农村的,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已开其端".     

论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

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代笔记中关于明代词人生平行状的记载,如明代重要词人马洪的生平资料,就主要见于徐伯龄《蟀精隽》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两部笔记。二是明代诗话、笔记中多载明代词人佚作。《全明词补编》尽力网罗,仍有遗漏,如《蟑精隽》所载刘泰《点绛唇》,《六砚斋笔记》所载张铁《念奴娇》均为佚词。三是从明代学术性笔记中采摭词史佚闻,亦可构成对词史或词学接受史的补充。     

传统文学音乐质素的审美观照

文章以“天人合一”的深层文化精神为依据,从音乐对文学的“显性”“影响关系”和“隐性”“借比关系”两大方面,观照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文体的音乐神韵,并尝试对一些文学现象进行重新评价。     

优美地说出全新的诗意

中国当代诗坛焦虑和期望并存 ,从诗史角度客观地对这一现状进行辨析 ,提出诗歌振兴的思路是新世纪社会与时代的双重文化课题。第一 ,当代现实题材的开掘与主旋律崇高内涵的深化是构建诗歌新境界的本源和基础 ;第二 ,以语言构建的新姿态表述诗歌新境界能够达到理想的审美效果 ,也能够营造出优美的审美空间 ;第三 ,在汉语写作的前提下 ,必须对中国诗歌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进行积极审视与删汰 ,清除盲从与屈从意识。     

论司马迁的诗学观

自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问世后,诗学就成为文艺理论、美学的代名词,即以科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文艺、美学问题。梳理《史记》中司马迁有关诗、赋的片言只语的论述,参照《史记》的实际创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司马迁的主要诗学观点:其一,本质论:"诗以达意";其二,创作论:"发愤"说;其三,价值论与鉴赏论:宗经。     

以“匠人精神”,写“社会学的诗”: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之重估

在米尔斯诞辰百年之际,本文试图重估其社会学遗产。本文指出,米尔斯作为“智识匠人”的志业,即是从内外两个面向揭示美国文明自19世纪末以来的转型及其危机。就内部面向而言,本文聚焦于米尔斯及其同时代的批评者关于美国社会的不同判断及其分歧的实质;就外部面向而言,本文则以米尔斯关于古巴革命的晚期著述为核心,考察米尔斯对古巴问题的讨论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美国民主的外部批评。但是,对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的重估,并不止步于此。米尔斯关于社会学写作的文体和“风格”的想象,即其关于“社会学的诗”的论述,构成了其学术遗产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本文指出,“社会学的诗”所倡导的审美与人格意蕴,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人文传统的回归。最后,本文讨论了在中文学界的语境下,米尔斯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杨万里写景咏物诗的艺术开拓

杨万里的写景咏物诗占了其现存诗歌很大比例,他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开拓了写景咏物诗的新境界,对后世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主要艺术开拓表现为：用诗化心态体物察人,用细腻笔触写景咏物,用组接艺术创造意境,用通俗语言抒发情感。     

论李杜对清代蒙古族诗人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形成的影响

作为清初文名与科名俱显的诗人,学界对梦麟早有关注,研究内容涉及其身世、诗歌中的民族特点和诗歌风格,但俱是简单叙说,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颇不相称。对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体味其宦海生涯中的人文关怀、诗歌写作中的笔力思致及所表达的李杜式的生发感动之力量,而这些都为其后的蒙古族诗人汉诗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宋以降诗学批评视野中的政教之论

宋以降诗学批评视野中的政教之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诗歌教化功用的论说;二是对温柔敦厚诗教原则的阐说;三是对诗歌政教批评观念的消解。宋以降诗学批评中的政教之论,一方面展开、充实和完善了宋前诗学政教论的内涵;另一方面又对传统诗学政教之论有所反思、有所消弥,两方面相辅相成,共构出了我国古典诗学政教之论的对立统一格局。     

"诗言志"简论

“诗言志”观念的产生 ,其内在原因是 ,诗是与礼、乐、史三位一体地产生于华夏文明之初 ,而礼、乐、史的政治品质自然成为诗的文化使命。其外在原因是 ,由于诗的逐渐成熟 ,加之《周易》的思维方式以及时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诗逐渐与礼、乐、史分离 ,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诗言志、以诗观志的文化语境 ,由此涵养了先秦时代以诗言说社会兴衰、政治明暗、风尚优劣、道德良莠的特点。     

新诗解读方法说略

若想建构新诗解读理论,使自发阅读上升为自觉鉴赏,应该确立历史主义的态度与立场;把握新诗的艺术个性,破译其隐显适度的意象密码,品味其体现情绪律动的自由化语言,掌握其诗情哲思化的艺术趋势,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同时要多向拓展研究方法,如引进比较法、整体阅读与细读统一、进行创造性的“悟”读等,从而贴近文本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