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20世纪初,我国学者开始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范式研究先秦名辩学.在这一百多年的研究历程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不太适合做名辩学的研究范式.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理论体系由概念、判断和推理三大部分构成.“概念”仅是符号的“所指”,不包括符号的“能指”,而先秦名辩学中的“名”恰恰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是语词符号.“判断”和“推理”主要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属于语形学的研究内容,遗憾的是先秦名辩学中没有语形学的内容.名辩学中所讨论的推理都是语用推理,而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中又根本没有研究语用推理的问题.符号和语用推理在符号学中都给予了充分的研究,据此我们认为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先秦名学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

自十九世纪晚期始 ,我们已习惯将先秦的名学视为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在讨论先秦儒家的正名思想和墨家的名辩思想时 ,也总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思想去附会。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背景 ,本文试从思维的目的和方法两个方面将中国先秦名学的有关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作一比较研究 ,以期呈现出两者迥异的思维方式 ,由此质疑“‘名’是‘范畴’”的观点。     

“名辩”三义

:名辩之实在先秦即已存在,但“名辩”之名可能迟至1904年才为章太炎首次使用,而被引入中 国逻辑史研究领域则由伍非百在1916年完成。“名辩”一词的多重含义在其早期使用中已经表现出来,在最 近30余年的中国逻辑史和名辩研究中更被赋予了学派、思潮和理论三种含义。“名辩”三义以先秦名辩话语 为基础,代表了当代学者对于重构这一话语的不同尝试。     

中国逻辑史研究“五范畴”--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

“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记录着崔清田先生中国逻辑史研究历程,反映出其中国逻辑思想,即,研究中国逻辑史理应以“历史分析”、“文化诠释”的方法还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为“名学”、“辩学”、中国逻辑推理类型为“推类”。“历史分析”、“文化诠释”、“名学”、“辩学”和“推类”这五范畴构成了崔先生的整个中国逻辑史研究。     

庄子“辩无胜”思想的真理观解读

先秦时期是辩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其中尤以后期墨家的“辩有胜”为主要代表。但庄子却以其“辩无胜”的反调,弹出了一组反对名辩思潮的不谐之音。庄子与后期墨家关于“辨无胜”与“辩有胜”的争论,具有多重理论内涵。文章试图运用西方实用主义、传统符合论的真理观为框架,阐述争论双方在理论上的所见所蔽,以期能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庄子“辩无胜”的深层蕴含。     

论先秦智者学派的主要人物——惠施学说

先秦名家之学并非名学。先秦名家是先秦智者学派。他们讲的是哲学（方法论）而不是逻辑学（名学）。其中，惠施是典型。本文从惠施十个命题加以论证，认为惠施“合同异”学说，就是普遍联系的学说，“合”就是联系。分析中，作者见解有一些是独到的地方，比如，“大同异”和“小同异”的论证之类。对不能归结惠施为相对主义，作者也将惠施和庄子对比，作了评论     

从先秦文化特点看《墨辩》的“故、理、类”

我国先秦时期后期墨家建立了辩学,“故、理、类”是墨家辩学的重要范畴。它们是为谈说论辩服务的,有别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理论的三段论的前提,有其独特的内涵。这是先秦文化特点决定的,东西文化的差异,决定着“故、理、类”仅仅是立“辞”的准则、依据,立“辞”是为辩论服务的,辩的作用在于为社会政治服务,在于辩论取胜。     

略论中国名辩逻辑衰落的原因

中国名辩逻辑思想始于春秋末年的邓析和孔子。在经过了先秦时期的长足发展之后,它开始逐步走向衰落。虽然在近代,名辩逻辑得到“复兴”,但这只是针对它重新得到研究、并重新得到确认和阐发的事实而言。这期间,中国学者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大量译解国外逻辑,宣传和论证逻辑科学（主要是形式逻辑）,及近代科学方法的重要作用等等。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对形式逻辑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和论断,更没有提出过新的逻辑系统和逻辑理论。所以,此时期就名辩理论本身而言并没有得到发展。因此,可以说自先秦以后,中国名辩逻辑就开始日益衰…     

先秦礼学核心思想探微

先秦礼学的有序性是其获得生命力的支点。“仁”是礼学有序性的高度概括,“中和”精神是礼学有序的集中表现。故先秦礼学有序性奠定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基石,也构筑了中国人特有的人文理念和思维定势。     

刘基《拟连珠》哲学思想研究

刘基《拟连珠》思想理论的来源主要是孔子、孟子、苟子、墨子以及《易》学、名家、法家、兵家、老庄道家辩证法等先秦元典文献,充分体现了刘基作为“一代文宗”而有的“会通百家、兼容儒道”的为学风格与理论旨趣。《拟连珠》的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等一般理论原理,又涵括了人性论、修养论、治国论、人才观等中国传统哲学要义。刘基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是建构在先秦子学思想体系之上的,具有“先秦诸子学”的秉性与特征。     

谬误研究对传统逻辑的意义

逻辑意义上的谬误(fallacy)是不正确的论证。在古汉语中意义相近的词有“誖”、“谬”、“乱”、“妄”、“狂举”等。严复译耶方斯《名学浅说》中称作“眢词”(“目无睛者曰眢,井无水者曰眢井,凡皆徒有形似而误人者。故辩而无实,名曰眢词”)。王国维所译《辩学》(1959,三联书店)称之为“虚妄”(“所谓虚妄者,谓吾人因不守辩学之规则而陷入谬误之推理者”)。谬误研究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是传统逻辑的主题之一。但遗憾的是,章士钊《逻辑指要》(1961,三联书店)之     

名辩思潮与先秦诸子散文的美感特征

名辩思潮是影响先秦学术界的一次普遍性的学术思潮,以往研究名辩思潮多注意到其在哲学、逻辑学上的成就而鲜有人关注其在文学上的意义及影响。先秦诸子散文所取得的成就和文学价值与名辩思潮所倡导的论辩风、论辩术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名辩思潮这种影响在先秦散文的美感特征上体现得尤为显著。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评两汉对先秦名辩的评论

从历史上考察,如果说,先秦的名辩逻辑是我国古代逻辑发展的高峰,那么,两汉时期则是对先秦名辩的评论最为盛行的时期。为什么两汉时期会重视对先秦名辩的评论?各家评论的得失如何?对后世有何影响?这些,值得我们去研究,从而弄清我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资我们今天发展逻辑科学的借签。     

《学记》缘何名曰“学”记

《学记》之所以名曰“学”记，主要是由于：其一，汉字的“教”是源于“学”的；其二，先秦教育家“以学为本，因学论教”的学本论思想对《学记》作者所产生的影响；其三，从内容来分析，“以学为本，因学论教”是《学记》教学思想的精华。     

尹文子名学再论

尹文子在中国名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后人在其学术流派归属问题上有所争议,但是冠之以名家身份当无可非议。尹文子名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形名有别、形以定名、名实互检、以名定事、名实相符、名正则分定等方面,同时又与现代语言符号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之处。毋庸置疑,尹文子的名学思想对名家理论体系的构成、内涵的丰富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在战国时期"名辩"思潮中形成自身独立而有特色的景致。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尹文子名学的地位和价值,避免其遭受西方逻辑学的遮敝,从而令其光芒不灭。     

玄奘在中国逻辑史上的贡献

唐代名僧玄奘长期在印度留学，回国后继续研习讲述因明学，翻译印度因明学文献，发展了因明学理论，使唐朝成了当时世界上因明学研究的高峰和因明学东渐的源头。中国近代出现了世界逻辑史上罕见的逻辑、因明、名辩三个逻辑传统相互激荡、比较研究的现象，玄奘传入的因明是形成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必要条件。     

庄子的名辩思想及其意义

先秦逻辑学可分为两大派别 :正名逻辑学和辩者逻辑学。正名一派的名辩思想多将名、辩与政治、伦理相联系 ,肯定其在实际运用中的作用 ;辩者一派多从纯理论角度出发 ,拓展了名、辩的理论深度。庄子则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全面否定名与辩 ,使庄子的名辩思想与先秦逻辑学两大主要派别均不相同 ,不仅在先秦逻辑史上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 ,而且具有现代价值。     

说服学的源起和发展趋向──从亚里士多德的“信誉证明（Ethos）”、“情感证明（Pathos）”、“逻辑证明（Logos）”三手段谈起

说服学（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是近年热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从多种角度研究如何运用一定的战略战术，通过语言及非语言手段，以传递信息的方式影响他人的观念和行动。古典说服理论，西方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为代表，中国则有先秦诸子的“名”、“辩”、“言”之说。现代说服学从“枪弹论”、“潜隐说服”发展到“寻因理论”、“交互模式说”，呈现从偏重说服者主导力转向注重主、客双方交互影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