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澳门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澳门并持续发展。这一时期,澳门主教区成立,天主教各大修会耶稣会、方济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等纷纷驻足澳门。澳门天主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澳门成为各修会对中国及远东地区传教的基地,使远东地区天主教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明清之际天主教艺术传入中国内地考略

西洋美术传入中国是伴随着天主教的在华传播而来 ,本文借助于大量的中西文材料 ,探讨了天主教艺术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史实。西方传教士直接将海外的宗教艺术品带入中国是天主教艺术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方法 ;而在中国内地刊刻和复制天主教艺术品 ,则是西洋美术在中国内地更为普遍的传播方法。同时 ,在天主教美术作品广泛传播的同时 ,西洋美术理论也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     

缺乏理性主义精神是明清之际中国社会转换夭折的根本原因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已经呈现了近代化转换的种种表现 ,转换的夭折在于缺乏转换的充分条件 ,尤其是理性主义的缺位 ,使中国缺乏转换的文化支撑点 ,传入的西方科技文明被中国传统所同化 ,科技进步而造成的社会转化终于未能够在中国发生     

明清鼎革之际杂史编纂探研

面对明清鼎革之际目不暇接的各种事变,一些官员或士人纷纷拿起笔来,或记录亲身经历和见闻,或编辑奏疏、塘报、邸报等官方档案,或对最初的记录进行再加工,或考证史事,或对时事和人物发表评论。这些杂史或记甲申之变、清军南下的暴行及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或记南明史事,或追记万历以来党社活动及党争的历史,或总结明亡及南明速亡的原因,以达到以史经世的目的。由于史料来源不一,这些杂史中往往出现"一事而甲乙互异,一人而彼此夐殊"的情况,又由于作者政见歧异,杂史中对人物、事件的评价也往往悬殊较大。     

清入关前满洲民族联合过程与满洲对索伦部的政策

明清之际，满洲崛起于东北，以居住在辽宁东部的建州女真和吉林松花江沿岸至南部的海西女真为主体，联合东北其他少数民族形成满洲共同体。满洲的民族联合过程属于聚合过程，血缘、文化相近的民族或部落、部族汇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在满洲民族联合的过程中，索伦部一些人员加入满洲，成为新满洲，融入到满洲共同体中。对于满洲民族联合过程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满洲对于仍居住在黑龙江北的索伦部，实行朝贡赏赐、联姻、编旗设佐政策，淡化其民族认同，加强其对满洲的政治认同。     

明清之际儒学与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对话

明清之际儒学与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对话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如何看待基督教的灵魂不灭说和上帝赏善罚恶说;二是人的真正的家园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三是人是否应该“面对死亡而生存”.基督教经院哲学从灵魂不灭论出发,告诉人们家在天上,教人做“天上人”;儒家哲学则告诉人们家就在现世,教人做“人上人”.由于这一分歧与现实人生密切相关,这就使这场人生哲学对话格外具有震撼心灵的魅力,并对明清之际中国哲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清之际儒家文化与基督教的碰撞

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国得到较大规模的传播,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神学之间产生了剧烈的碰撞.西方传教士们认为,上帝(天主)是世界的真正本原,上帝是唯一的创造者;新儒家则认为,太极乃世界的最初动力,阴阳的律动和动静的和谐是世界生成的根本机制.这样,儒家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和基督教神学对世界本原的认识,便有了巨大的差异.新儒家的思想对基督教神学基础有着颠覆性的威胁,传教士便把新儒家看做自己的劲敌.不过,双方诉诸笔墨的论辩方式,对跨文化交流具有启示性意义.     

黄宗羲的理学品格

生活于明清变革时代的黄宗羲,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具有理论形态上的典型意义,他无疑是中国传统道德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的突出表现。从其生命指归的最终意义上看,黄宗羲首先是一名自觉的穷究天理的理学主体。正是理学家的知行品格,才真正造就其现实的人格展现。而特定时代的学术主体表现出独特的理学品质:自觉的理学话题(理气心性)与学术总结,独立的理学反思与时代呼唤,高洁的理学气节与道统追求以及作为理学命运代表的现实展现。     

从知识史的视角看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

对明清之际西学影响的评价 ,分歧的焦点在于 ,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是否真正传入了中国 ,它与19世纪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知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 ,能给我们较大启发。 15至 18世纪 ,中西知识差距表现在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知识的巨大差距导致中西之间缺乏沟通的桥梁和对话的基础 ,加之传教士特殊的身份和使命 ,也决定了不可能指望他们传入系统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因此 ,明清之际西学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 ,与中国的近代化没有直接的关联。     

台湾女学者华玮的中国古代女戏曲家研究

华玮是当代台湾著名女学者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戏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2 0 0 3年内 ,她点校的《明清妇女戏曲集》和她的专著《明清妇女戏曲创作与批评》在台北出版 ,这两项成果在资料考证和理论分析方面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     

张岱:传统与新潮融会的智者

晚明城市文化与思想新潮,明清易代之际血与火的历练,浙东学派与家学渊源,造就了张岱这位节义之士、文学天才和渊博学者.他涉足诸多文艺和学术领域,其人、其思、其学、其文均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洋溢着活泼泼的创造能力.张岱文化品格的独特性和包括散文、诗词、戏曲在内的文学创作的独创性仍值得深入探讨.     

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报刊

辛亥革命时期曾出现过妇女办报刊的热潮 ,创办的妇女报刊数量达数十种之多。此时期妇女办报活动具有明显的特色 :妇女报刊成为民族民主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强有力的舆论宣传工具 ;办妇女报刊与创妇女团体紧密结合 ,以团体为阵地 ,报刊为工具 ;妇女报刊编者与作者合二为一 ,女报人、女作者、女社会活动家三位一体 ;妇女报刊内容丰富、涉及面广 ,文字浅显易懂。此时期创办的妇女报刊 ,既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又对近代中国民族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还为我们研究妇女生活史、妇女运动史、妇女教育史、新闻出版史以及社会发展史提供了详实而珍贵的原始资料     

明清之际岭南的“教堂文化”及其影响

天主教教堂作为宗教意识的物化形态 ,其中蕴涵着西方文化多种形态的要素。本文通过明清之际教堂建筑在“东方梵蒂冈”澳门的登陆、教堂文化中的洋乐和洋画、教堂文化中的钟和酒制作技术等的分析 ,揭示了岭南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要津 ,最先在那里登陆的教堂不仅仅只是一个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同时也是展示西方知识的最直观的一个窗口。教堂文化不仅给岭南人带来了西方的艺术和民俗景观 ,而且也成了明清之际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岭南成功引进的教堂文化 ,后来随着西洋传教士的北上 ,而沿着交通线推向了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京城 ;把包括其中的音乐和绘画艺术等在北京扎下了根 ,为清代艺术发展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都是所处时代风尚的折射 ,汉晋之际妇女的精神风貌的转变 ,即与时代风尚的转变特别是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较之两汉 ,魏晋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显著的特征 ,这些特征与魏晋名士风流极相吻合。两汉和魏晋妇女风貌的不同特征 ,显示出中国历史时期妇女精神史上的一段艰难轨迹     

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都是所处时代风尚的折射,汉晋之际妇女的精神风貌的转变,即与时代风尚的转变特别是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较之两汉,魏晋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与魏晋名士风度极相吻合。两汉和魏晋妇女风貌的不同特征,显示出中国妇女精神史上的一段艰难轨迹。     

明清同性恋文化的诠释与思考——以明清之际男性同性恋为例

同性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中国历朝历代皆有，但明清两代达其极盛。本文将这一现象置于明清之际的时代背景下，以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士陈维崧为个案，通过对陈维崧及其时代之同性恋“现象”的深入考查和剖析，挖掘出这一文化奇观的终极根源在于明代中后期所形成的反儒学、反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从而诠释了明清时期同性恋作品空前繁荣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贞女群体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在一些地区出现因奉教而守贞不嫁的女子,她们被称为"贞女".这些贞女多出自数代信奉天主教的老教友家庭中,彼此间互为亲属关系.因女性在家清修守贞不嫁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相悖,当时贞女受到了教外人士的指责.中国百年禁教时期,一些贞女逐渐走出家门,开始从事教会工作.     

明清之际伦理学三问题的儒耶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伦理学的影响

晚明西方传教士将基督教伦理学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爱上帝之心爱人、要爱你的仇敌等观念带到中国,促进了有新思想的中国哲人对尊卑贵贱等级名分是否合理、等差之爱局限性何在、为什么对恶人也要宽容甚至还要爱仇敌等问题的思考,并就这三个问题与传教士展开了深入的对话。对话使中西伦理学的异同得以呈现,显示出两者在相通之处的微妙区别,在表面上的相异之处又有某种深层次的相通,从而促进了相互理解。中国哲人以多元开放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借鉴西学,汲取墨学,改造儒学,综合创新,从而推进了中国伦理学的新发展。     

20世纪清学史研究范式之历史审查——兼论清学本质与新视野下清学史的书写问题

清学史在书写过程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难度.必须在重估清学各派总体规模、流变的基础上,在探讨清学经学本质的过程中,打破以汉宋学之争为骨架来阐释清学史的桎梏,从而在反江南中心论、反考据学中心论、反西欧中心论、反中西比附的方法论中重建清学史话语体系.     

明清之际三种人性论与中国伦理学的现代转向

明清之际有三种人性论——以李贽、顾炎武为代表的基于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人必有私”论,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继善成性”、“习与性成”与“性日生日成”的辩证、发展的人性论,以颜元、戴震等为代表的“气质之性一元”论。这三种人性论为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现代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新伦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一切伦理原则必须奠基在人的感性生活基础之上,只有通过符合人性的伦理的规范与引导,人性的完满与光辉才能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