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时代观比较研究

在对时代问题的认识方面 ,毛泽东邓小平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础和立场观点 ,但在对世界战争问题上他们又有着不同的观点。在把时代观运用于中国国家战略和外交方针政策方面 ,毛泽东邓小平都强调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但对于哪些利益和矛盾更为重要的问题 ,他们有着不同的认识     

当前德美矛盾解读

伊拉克问题引发了德美关系危机,双方矛盾集中在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域。德美关系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冷战后德美双方在外交利益和外交战略等方面的差异。当前德美两国正经历双边关系的一次实质性调整和定位过程,对欧盟建设和大国关系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壬辰战争中朝鲜对中日议和立场探析

壬辰战争中,中日双方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和谈,和谈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朝鲜李朝政府出于与日本的尖锐矛盾及自身的民族利益,对和谈是坚决反对的。但在和谈过程中,基于当时的战争态势、和谈进程的曲折及中日双方的矛盾,其立场又不断进行着游移、变化和调整,表现了其外交策略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紧密结合,即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实用主义态度。     

伊拉克战争前后法国外交“三部曲”

2003年,美国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支持恐怖主义为借口,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组建联合部队,对伊实施"斩首行动",发动了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在这场战争前后,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法国并没有像英国一样追随美国,而是在立场上与美国相左。在这场战争前后,法国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三次调整,每一次都体现出后冷战尤其希拉克总统时期法国外交的独特魅力。     

1942年美国借款使用中的中美之争

1942年,为挽救中国经济危机,共同对日作战,美国向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财政借款.但是,在借款使用过程中,围绕着黄金运华、借款的具体运作方式、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等问题,中美双方产生了诸多分歧.这些争执反映了美国作为援助国和中国作为受援国的不同立场和认识,也体现了双方在经济援助与合作领域的矛盾与冲突,这些争执又和两国在军事政治领域的矛盾纠缠在一起,相互发生着作用,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引发相互之间的不满.     

从甲午前后中日电信争端看两国政治关系变迁

甲午战争对于东亚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中日两国的战略格局和外交态势在战前战后发生了较大改变。作为两国争端与交涉的组成部分，中日电信之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争对于中日战略地位的影响，也见证了甲午前后中国对日态度由对抗转为妥协的历史进程。     

战争责任问题与革命外交遗产

战争责任问题在20世纪末已进入跨国司法程序。但由于它与战后中日关系和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渊源,作为政治遗产的战争责任问题和作为思想遗产的革命外交,在后冷战时代与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复杂的互动、共生关系。日本学者从历史、社会学、国际政治学等视角对战争责任问题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对战后中日关系和中国外交的再探讨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国际法院关于核武器使用合法性研究

国际法院是明确反对核武器的使用和威胁使用.但是由于政治原因,核武器未被列为禁止制造生产的武器,尽管如此,却仍然可以认定核武器不是一种可以合法使用于战争中的武器.     

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土耳其的毒品外交(1965—1975)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吸毒问题,美国政府积极游说盟国土耳其放弃罂粟种植,从而揭开了两国长达10余年的外交纷争。美国的冷战战略是影响和制约两国关系的关键常量,而美国对土耳其展开的毒品外交常常与这一战略纠结在一起,对两国的同盟关系构成了一次重大考验。由于土耳其在禁毒问题上采取的"不合作"态度,美国政府的毒品外交呈现出了阶段性变化,即从单边施压到构建多边体系,继而以经济补偿的方式换取土耳其制定鸦片禁令。然而,通过外交施压换取的这一禁毒合作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性",合作关系因此变得异常脆弱并难以维系,而冷战格局和土耳其国内政局的变化最终导致两国的禁毒合作发生了转轨。这一变化乃是毒品消费国与生产国矛盾与分歧的重要表征,也是冷战缓和年代美国与盟国关系变迁的缩影。     

缓和与1973年中东战争的爆发

缓和是冷战时期的特定阶段,美苏对缓和的认知影响了双方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及解决中东危机的进程。1973年中东战争的爆发,既与美苏对缓和的认知与推动有关,也离不开埃及对缓和的追求。美苏缓和虽缓解了彼此间的紧张关系,但由于美苏对缓和的追求漠视了埃及的缓和努力与阿拉伯国家对被占领土的诉求,这成为促发战争爆发的外源性因素。美苏缓和对阿以僵局的维持,埃及缓和外交的失败与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使萨达特放弃了外交努力而发动了斋月战争。     

美国霸权、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

冷战后国际体系的两个突出特征是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世界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既存在着结构上的战略矛盾,但由于美国霸权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国内面临的种种困难,特别是中国经济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又使得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至于演变成为无法控制的大规模冲突。由于中美关系之间这种矛盾与合作并存的复杂性,两国关系近年来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周期性的起伏不定的突出特点。从近期来看,中美两国在各自的核心利益上并不存在根本冲突;从长远来看,中美两国避免冲突、加强合作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国际政治中权力本质的变化也将改变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动必然导致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传统认识;另外,外交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和平方式促进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     

统一问题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方向

以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为中心,从统一外交的视角重新审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首先对朴槿惠政府的统一外交战略进行说明,其次对朴槿惠政府对华开展统一外交的目标策略进行跟踪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分析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复杂性,评价中国政府对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基本立场,最后以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与统一问题为中心探讨未来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武器装备研发的伦理原则——从核武器的“无用”说起

核武器的出现使人类能源性杀伤武器的发展达到极限,它足以将地球毁灭多次。正是核武器过分强大的毁灭力使它超出了设计和研发的军事目的,核武器对战争本质和战争伦理的违背决定了它在现代战争中被“束之高阁”的命运。核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无用”,警醒我们在武器装备的研发中必须遵循三条伦理原则:人性原则、生态原则和后果可控原则。     

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对新中国的"矛盾"外交政策探析

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加入了美英主导的针对新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在涉及新中国国家主权、国家核心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巴基斯坦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呈现出矛盾性的特征.究其原因是由于巴基斯坦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其在外交战略、外交政策上追随美国的大方针决定的.巴基斯坦的这种"矛盾"的外交政策对中巴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试析1943年宋美龄访美访英之取舍

二战期间,中国为争取西方国家的援助,积极开展各种灵活主动的外交活动.其中,宋美龄在美国开展的"夫人外交"极为成功,进一步拉近了中美关系.但同时,宋美龄取消对英国的访问计划以及拒绝与丘吉尔在美国会晤,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英关系.宋美龄的"夫人外交"之所以产生如此迥异的结果,主要是由于两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不同、中国对两国的依赖程度不同以及宋美龄个人对两国的感情和认识不同.     

试析晚清外交礼制的困境

我国传统外交礼仪制度在晚清时期第一次真正遭遇到了外来力量的冲击,在外力作用下,被动地与国际外交礼仪接轨.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主要表现为:一、外国使臣觐见清帝时的跪拜之礼不能坚持;二、由于对国际外交礼仪缺乏必要的了解,使得我国晚清外交使臣在国际交往中遭遇了一些尴尬;三、我国外交使臣兼顾两种身份引起一些外交礼节上的冲突;另外.夫人外交也为当时国人所不能接受.     

中国宪法中的战争规范及其意涵

一国宪法为战争的发动、和平的维持预设了基本条件和制度，在中国宪法中也规定了多项战争规范。事实上，中国历部宪法文本勾画了战争与制宪的关系：即制宪作为战争的结果和目的，而战争成为制宪的必要手段与方式，连接二者是人民在革命和制宪中的主体地位。军队在中国宪法中处于关键且特殊位置，因为军队不仅事实上主导了建国战争，而且从法理上参与了建国制宪。宪法强调公民效忠与保卫国家的义务，但此义务也恰恰是公民政治地位的体现。宪法在战争权的分配方面形成了复杂的宪制安排，意在保证战争权高效审慎地运作。概言之，宪法中的战争规范指向“为谁而战”的问题，体现为“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的双重宪法逻辑。     

论明神宗与援朝御倭战争

16世纪末发生在明、朝、日之间的援朝御倭战争是东亚朝贡体制下的重要事件,对明、朝、日三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过程中,明神宗的决策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其在战争、议和之间立场的摇摆不定与他的外交理念、对形势的把握、个人性格特征是分不开的;战争进一步恶化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形势,但对明神宗的作用应该加以肯定。     

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交涉若干问题论略

在华盛顿会议上,中日关于"山东问题"交涉所采用的"边缘谈判"方式,是当时中国唯一可行的选择,也是中国代表团努力争取的结果,"边缘谈判"同"会外谈判"或"直接谈判"有着本质区别;胶济铁路解决方案也是在英美调停下,中日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是当时形势下唯一能够达成协议的解决办法,因而是旧中国外交史上一次"得多失少"的胜利,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上的艰辛努力和出色表现应予肯定,山东问题的解决与美英两国的调停及对中国的支持也不无关系.     

论1949—1969年间英美对华政策分歧的主要原因

在1949到1969年中美全面对抗的20年里,英美之间在对华政策的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分歧和矛盾,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两国在华利益差异较大;两国对华认知以及对中苏关系的认知极为相左;两国决策过程中的国内、国际制约因素存在很大不同;两国外交理念和外交决策传统具有明显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