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

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     

“五帝新说”引发的困惑——向“五帝新说”诸位老师请教

"五帝新说"有两种说法。其一曰:所谓五帝,实际只是"尧舜二帝"。其二曰:根据对《山海经·海经》的研究,认为五帝不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真正的五帝是: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所谓五帝时代与唐虞时代是同义词。由此引起笔者许多不能理解的困惑。     

三皇五帝解读

根据古籍记载研究，三皇及其顺序应该是伏羲、燧人、神农。伏羲是渔猎时代的代名词，燧人主要是由于钻木取火、击燧取火而得名，神农是早期农业的代名词。五帝当以《史记》所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较为合理，它们都不是原名，而是代表部族、邦国的名称，把邦国名称人格化，成为世袭领袖的名称。五帝之名是人名、是世袭首领名、是部族、邦国名，也是一个时代之名。《纬书集成》中的《易纬稽览图》和《春秋命历序》把五帝视为若干世的时代名称，或者说是一个族团、一个邦国的名称，是比较合理的。五帝分别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对应，可考虑：黄帝时代文化为庙底沟类型文化、大河村类型文化；颛项时代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帝喾、尧舜时代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黄帝的年代当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年代范围之内。     

颛顼出生地及相关史迹考论

司马迁《史记》载颛顼于《五帝本纪》,时代排序第二。据史实考证,颛顼生于若水,若水即今雅砻江,为金沙江第一大支流,由北而南蜿行于川西山谷间。颛顼生地具体位置,约在今四川荥经县。颛顼乃黄帝直系苗裔,经若干世代而至于禹。据考禹生于西羌,其地在汉之广柔县,约当今四川北川、汶川等县。我中华人文初祖炎、黄及其后代,渐进而成华夏族群,其始则蕃衍生息于西部（今陕、甘、川）,后乃移主中原,奄有广阔中华大地。     

论“五帝时代”

五帝从无到有 ,从不确定到固定下来 ,本是人为安排 ,并非古说。五帝说是战国秦汉士人的假设 ,只是历代学者落实“五帝”称谓的尝试 ,本与中国历史无关。五帝本是先民原始宗教中的神 ,是文化现象。“五帝时代”这一提法不具有科学性     

治气与教化:《五帝本纪》读解

《史记》从黄帝开始,其义与孔子删《书》始自尧舜并无二致,都是以天人合一的人文教化为华夏文明的开端.通过细读《五帝本纪》对黄帝、颛顼、帝喾和尧、舜的叙述笔法,可逐渐展现阴阳二气与鬼神之义、五行气运与圣人行教、三才通贯与王者建国的关系.     

《史记·五帝本纪》五帝谱系合理性探究

《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五帝谱系,历来是学者争论的焦点。从现存文献记载归纳出的四种五帝谱系来看,其基本框架是一致的,只是个别世系略有差别。从民族学的角度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五帝之间并非直系血缘的父子、子孙关系,而是氏族、部落发展过程中的分裂与分化。五帝谱系不是五帝的家谱,而是对于中国上古氏族部落乃至民族历史发展轨迹的反映。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试论五帝传说的多元价值取向

关于五帝的传说,不同学派各执一词。儒家尚德治而重仁礼,把五帝时代渲染为王道时代,希望借助五帝传说改变春秋时礼崩乐坏的局面;道家持回归自然的历史观,企图回到五帝之前无为而治的时代,或者把黄帝改造成道家的典范;法家持进化的历史观,认为五帝的“德治”在当今是行不通的,只有法治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直到司马迁继承儒家的传统,把五帝世系写入《史记》,儒家的价值取向才占据了历史的正统。     

《海经》“群帝”考

通过对《海经》中所载"群帝"或"众帝"的名称及其谱系的分析,认为黄帝、帝喾、帝俊、帝舜实为一人,乃是上帝;帝鸿即帝尧亦即太皞、昌意;少皞即帝挚,亦即《海经》中的戏,他应该是帝尧之弟继帝尧为帝者,《世本》《史记》中说他是帝尧之兄的说法不可靠;韩流为《竹书》中的帝乾荒,曾继帝挚为帝;帝丹朱即驩兜、驩头、讙头、讙朱,是帝颛顼之子而继颛顼为帝者。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是唐虞时代的五位帝王,一代为兄终弟及,其余为父传子,先秦所谓的五帝时代、唐虞时代是相同的概念。"五帝"传说是真正的古老史传,并非战国时人的杜撰,也可以证明战国时代儒、墨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     

《海经》“群帝”考

通过对《海经》中所载“群帝”或“众帝”的名称及其谱系的分析,认为黄帝、帝喾、帝俊、帝舜实为一人,乃是上帝;帝鸿即帝尧亦即太皞、昌意;少暤即帝挚,亦即《海经》中的戏,他应该是帝尧之弟继帝尧为帝者,《世本》《史记》中说他是帝尧之兄的说法不可靠;韩流为《竹书》中的帝乾荒,曾继帝挚为帝;帝丹朱即驩兜、驩头、讙头、讙朱,是帝颛项之子而继颛顼为帝者.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是唐虞时代的五位帝王,一代为兄终弟及,其余为父传子,先秦所谓的五帝时代、唐虞时代是相同的概念.“五帝”传说是真正的古老史传,并非战国时人的杜撰,也可以证明战国时代儒、墨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     

从《史记·五帝本纪》看司马迁的学术研究方法

《五帝本纪》作为《史记》开篇之作,被誉为“中华正史第一本纪”,历来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史记·五帝本纪》体现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资料收集的广博性、田野调查的广泛性、甄别选材的严谨性、研究思考的深入性等方面.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秉笔直书,更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现,对于当今学术研究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汉民族五帝时代的族群态势

在五帝时代,天下有许许多多的"邦",统称为"万邦"或"万国"。这个"国"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性质的族群。在这个"族邦"天下五帝时代的黄帝时期有122个族群,颛顼时新增加27个族群,帝喾新增加了42个族群,尧舜时期新增加了61个族群,合计252个族群,加上《山海经》等书记载100个族群,总共为352个族群。这种族群态势不仅说明五帝时代并不是空穴来风,还是汉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起点。     

汉民族五帝时代的族群态势

在五帝时代,天下有许许多多的"邦",统称为"万邦"或"万国"。这个"国"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性质的族群。在这个"族邦"天下五帝时代的黄帝时期有122个族群,颛顼时新增加27个族群,帝喾新增加了42个族群,尧舜时期新增加了61个族群,合计252个族群,加上《山海经》等书记载100个族群,总共为352个族群。这种族群态势不仅说明五帝时代并不是空穴来风,还是汉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起点。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一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时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迺贤生平考略

迺贤(1309—1368),《四库全书》作纳新,字易之,别号河朔外史,葛逻禄人,元时将葛逻禄译作。“合鲁”。葛逻禄或合鲁,都是汉语“马”的意想,故乃贤又称葛逻禄易之,合鲁易之或马易之。乃贤祖籍是“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危素《金台集跋》)北庭即今之新疆吉木萨尔,金山即今之阿尔泰山。《四库全书总目·河朔访古记条》载:“郭(口罗)洛(即葛逻禄)者,以《钦定西域图志》考之,即今塔尔巴哈台也”。塔尔巴哈台,即今新疆塔城地区,其地理位置是和危素的跋文相符的。由此可见,乃贤祖籍即今新疆塔城。     

汉语东巴经《五方五帝经》的发现及其价值

经本文考证,《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15卷《延寿仪式·送龙》前半本经书正是李霖灿所说的《五方五帝经》。经书的内容与汉族道教文献《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灵宝五帝官将号》比较接近。经书记录的语言是纳西汉语,与普通的汉语相比,纳西汉语在语音、语法上发生了变异,深受纳西语的影响。该经书的语言文字关系密切,行款布局规整,为了更加精确记录汉语还产生了一些特殊字。这本经书在文献、语言文字和宗教研究上都存在重要价值。     

《群书治要》中的用人思想初探

管理目标的实现是管理有效性的重要指标,在管理活动中,人是最为重要和核心的因素,在国家治理中,识人用人是国家治乱与否的关键所在。管理的核心和基础在于＂选贤与能＂,贤与不肖之别首要在于道德。《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时期,由著名谏臣魏征等人组织编写的治世宝典,集合了自上始五帝下迄晋代历朝治国理政的方法和经验,是修齐治平的资政大观。其中＂以德为本＂＂行道修德＂的用人思想,在当今社会治理及各种管理活动中都极具借鉴意义。     

尧、尧文化与现代文明

尧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长期以来与舜、禹一起被视为古代圣王政治的典范。我国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列尧为“五帝”之一,将其看做华夏文明的开创者。尧的时代,在中国的古籍中被列为信史的第一章。今河北唐县,相传就因为是唐尧封地而得名的。《尚书》首篇即为《尧典》。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虽然记载了尧以前的黄帝、颛顼、帝喾,但文字简略,篇幅不足全文的四分之一;而且内容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率然轻信。对尧以后的记载,却具体生动,涉及广泛。司马迁在篇末指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     

古史新辨

华夏民族殖民东亚揭开了五帝三王时代的历史序幕,"中国"为其本部而"四夷"则代指四方的殖民地。从前期的炎黄争胜以至后期的殷周对决可以看出殖民者内部分化为不辨华夷以融于土著的一派以及恪守传统用夏变夷的一派——周人封建之成功标志着后者全面驾而上之。土著的蛮夷戎狄在开化后逐渐混同于古华夏族,自居中国之人而以周边为四夷,此即汉民族之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