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考据与文学之争的源起考辨

考据与诗文之争是乾嘉时期一个突出的话题,这一论争往往被汉宋之争所掩盖。考据与文学之争最早发生在袁枚与惠栋之间,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文学与考据的优劣问题。袁枚与惠栋的争论发生在考据学发展初期,这场争论强化了后世文学和考据学的学科意识。     

略论宋代的考据笔记

宋代是考据学发展的兴盛时代,考据学作为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学术史上据有一席之地.其间宋代学者还撰写了一系列考据笔记.笔记因创作形式具有体例随意、不拘篇幅大小的特点,受到宋代知识分子的欢迎而被广泛采用,作为记录学术成果的载体.宋代考据笔记具有考证繁杂、不只专注于经史、考证中夹杂议论、考据与实证相结合、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相互之间多有学术共鸣与争鸣等特点.宋代考据笔记对中国古代考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考据笔记之先河.     

国难之际的史学遭遇——以1931—1937年的“通史”编纂为例

新式“通史”的书写是二十世纪初期“史界革命”突破的一个关键点。既有章太炎、梁启超等时代巨子的积极倡导,又有由清末学堂改制所催生的编纂新式教科书的大量需求,“通史”写作由此走向学界中心。然而到了三十年代,学风为之一变,以史语所为代表的考据势力开始主导学术潮流,通史的编撰随之退为边缘。但在此期间,伴随日本入侵危险的日益加重,国难笼罩下的民国史学界的通史书写,实际上呈现的是一幅更加多元的图景。     

戴震学术思想的诠释学解读

在戴震的诠释视域里,考据的核心是通过厘清文字来还原儒家经典以达到对"实体实事"的正确认知;义理的精要在于对"实体实事"所具有的结构秩序与生命活力--"生生而条理"的体认;而诠释主体"心"则是驾驭考据与义理并使诠释活动得以规范展开的枢纽."心"的高扬使戴震可以摆脱考据学因缺失主体性而盲从权威和程朱理学因脱离客观现实而流于主观独断的倾向,这也使戴震能够揭示出宋儒对儒家经典的误读所可能引起的社会危机,因而具有深沉的社会批判力.     

同异相济：杨慎对朱熹的评议

在朱子之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杨慎仍然坚持真理,一方面对朱子的文章、卓识表示肯定,甚至推崇,同时又指出他从性格到人品、学问到思想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并用考订的方法,给予了客观认真对待和求实创新的讨论,体现了“君子和而不同”“敢冒天下大不韪”的儒者风格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徐复观的考据观和考据方法述论

徐复观对乾嘉汉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在治学上的态度立场、价值关怀等持批判态度。徐氏认为考据虽可解决细微局部的问题,但崇尚考据的学风,使许多学者丧失思考力,造成思想上的贫乏,导致学术经世功用缺失,无益于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想问题的解决。他以思想史的路径切入到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主张思想与考据相结合,在治学上反对悬空立论,强调以考据作为治思想史的起点。在考证方法上,他提出文献线索考证法和思想线索考证法,而此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穷其思想源流、发展演变的视角基础上的。     

传统考据的现代阐释--古典文学考据方法论述略

考据作为研究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考据作为学风,是以求真崇实为特色的学风,对于蹈虚浮薄的学风具有纠偏扶正的意义;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精神,具有科学的、批评的、开放的和人文精神诸层面.古典文学研究应当在"实学求是"的精神原则下,既提倡严谨的学风,又鼓励自由的思想,其最高境界是理性与诗性、文献学与文艺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     

编辑·考据·文字--兼谈编辑的职业道德与学养

清人治学,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善为用,影响深远.后来,学界视考据、辞章为小技、末道之风渐盛,以致空疏学风泛滥成灾.编辑,特别是文史哲编辑应加强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及学养,在审稿和编辑加工时,应正确对待和认真查考核对论者所用材料、引据以及文字表达方面的问题,以努力编出精品.     

"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轿夫”和“大人”——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之学

戴震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考据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之学,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今天,研究戴学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清代文体学的考证倾向及其成绩

清代考证学兴盛,这股思潮波及各个学科,文体学亦出现考证倾向.清人于数百年疑难,发覆纠谬,破难解惑,在释名以章义、原始以表末、敷理以举统三个方面辩识考核,多成定谳,被后人接受者所在多有.清代文体考证突出,堪与六朝文体学的整体建构、明代的辨体批评鼎足而立.     

论清代朴学对儒家经典解释方法的重构

面对明末儒家经典解释陷入空谈流弊,文本解读空间日益萎缩的现实,清代朴学家们对盛行于前代,以"心学"为主导的"诠释"方法提出了质疑。他们以"考据"替代"诠释",复原"本经"与"本义";以"新义理学"替代"理"、"心"本体论,消解解释形上学;建构语言哲学,拓展文本解释理论。重构出的儒家经典解释方法,使儒学重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它将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不仅影响了清代史学的治史观念,更成为20世纪"新考据学"方法范式的直接来源。当然,该方法内部存在着无法回避的理论缺失,这也成为其在清末走向衰微的重要原因。     

乾嘉学派与清中叶曲学——以扬州为中心的考察

扬州既是乾嘉学派崛起的大本营之一,也是清中叶南方的戏曲活动中心。乾嘉学者与扬州曲家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焦循、凌廷堪等以治经手法治曲,促进了学术研讨与戏曲创作的互动,推进了该时期的曲学建构。具体表现在:将考据精神渗入传统曲学,推动了肇始于元代的历史学曲学蓬勃发展,开启了近代王国维等的治学路径;在曲学观念上,主张戏曲要攸关风化,因此推尊元曲,当行、本色、谨遵曲律等成为传奇创作准则。     

追寻佛学的中国之路——中国文化与佛学文化通融之法器木鱼考据

佛学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东汉初期开始进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力宣扬,得到了较突出的发展,并从此走上了"中国化"之途径。木鱼一词意义的发展变化与佛学世俗化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说木鱼的产生发展见证了佛学中国化、世俗化的历程。从早期的的宗教法器到后来的名族乐器,木鱼与佛学一样走了一条世俗化道路,这个过程中由于宗教、文化、音乐的相互渗透与作用,使其逐渐出现了一部分形式与宗教脱离并最终与艺术融合,另一部分形式仍附属于宗教的格局。探讨木鱼的形成发展历史,可以追寻还原佛学的中国之路,因此是研究佛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王铚著述考

王铚是南宋初年重要的学者、史学家,一生著述甚丰,其中《默记》和《国老谈苑》不仅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也是今天研究宋代文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文根据现存史料,对王经现存7部著述,17部失传著述,5部曾被认为是王铚所作的“伪书”逐一进行考证,又对照《全宋文》和《全宋诗》,辑得佚文8篇,佚诗5首.这些著述及诗文作品,较好地反映出王铚的思想,也是王铚学术及我国南宋文化学研究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论方东树的学术渊源

方东树作为桐城第二代中坚作家，潜心于宋明理学，著《汉学商兑》极力批判汉学流弊，对道光以下学术风气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意在从方东树的家学、师承、桐城理学风气及清初致用学风的影响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方东树学术思想的渊源及其思想特色，对方东树的学术品格有一个总体的掌握和描绘。     

《论语》章句学诠释——以“君子不重则不威”章为例的讨论

章句学是被遗忘的学问。章句学与考据学同属于经典诠释学,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章句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章―句―字来表示,考据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字―词―道来表示。前者由大及小,步步深入;后者由小及大,由字词直接明道。对于章句问题尚未解决的《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章来说,运用章句学作详细的梳理分析,第一步解决其分章问题,第二步解决其句读问题,第三步做些简单的文字训释工作,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袁枚批判乾嘉考据诗风的反封建意义

袁枚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态度与他对乾嘉考据学风的态度紧密相联.他没有主张诗歌要绝对排斥考据,认为只要适量和切入得好,考据可以入诗,考据诗也是诗歌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他反对将大量考据内容放进诗中,反对以考据家的眼光来评诗、注诗.他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不仅维护了"诗本性情"的审美传统,也是对以"经术"和"文治"相标榜的封建专制文化的鲜明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