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抗抗作品主体意识的流变

张抗抗的文学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初。在这三个阶段，体现在作品中的主体意识也有所不同。本文按照三个阶段，结合该时期的作品，对主要文学形象进行详细解读，对张抗抗作品主体意识的流变做了初步的探讨。     

文学作品解读及其审美超越

文学作品解读所得到的审美信息，由于在艺术传达过程中，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各自不同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人生理想等因素的作用，表现出鲜明的审美创造欲望；于是文学解读有消遣性解读、知识性解读、创造性解读。但文学解读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审美的精神超越     

论当代文学的“中间人物” 与“人学”话语策略

"中间人物"是"十七年"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特殊存在,作为一个文学族类,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但从现象形态与创作主体角度审视,反映了那个时代作者的一种言说与形象表达,也是当时有见识的作家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客观认知与艺术解读,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作家感知生活、表现文学"人学"思想的一种话语策略。重新审视这一现象,或可使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历史时段文学的创作价值。     

中西文学邪恶妻子形象的文化比较分析

“恶妇”和“妖妇”分别是中西文学中各具文化特色的邪恶妻子形象。这种创作认知的产生,既源于中西父权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红颜祸水论”的共性认识,又源于各自不同的伦理文化价值根基。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邪恶妻子形象的创作样态可以发现,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儒家伦理与宗教伦理在对待女性的统治上出现跨越时空的父权制话语共谋。在现代社会,这种权利话语共谋分别遭到中西不同文化视野下女权主义的批判。由此,邪恶妻子形象获得新的创作和解读,展现出中西女性共同的主体意识觉醒潮流。     

文学作品的生成——《文学创作美学纲要》片断

当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各自分别存在的时候,它们都还是处于文学之外。这时它们仅仅是潜在的文学因素,仅仅具有进入文学之中,成为文学内容的可能性。犹如H和O在它们化合之前并不就是H_2O(水)的构成因素一样,处于各自孤立的静止状态的主体或客体本身,也不就是文学内容的构成因素。然而,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各自孤立的静止状态仅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事实上是维持不住的。所谓文学创作,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运动,意味着它的各个因素的转化、结合。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一旦结合,文学作品的生成过程便开始了。那起点我们称之为“受孕”。     

盛世之音——两汉文学刍议

两汉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献纳辞赋的风气,以及乐府等文化机关的设立,促进了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两汉文学呈现多元的发展态势,文人的独立和依附,作品的浪漫与现实,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构成壮丽的文学景观。汉代文学和经学双向互动,作家群体中不乏经师儒士,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风气交相辉映,文学的重摹拟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互为表里。文学和经学都经历了由繁入简的演变过程,汉代文学思潮亦深受经学影响     

章克标对谷崎润一郎的接受和借鉴

以章克标的创作为研究对象,以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特别是谷崎润一郎对其影响为研究视域,并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对其进行解读。从中发现章克标借鉴了谷崎润一郎在形象塑造、创作技巧和风格方面的特点,并探究其原因。     

文学解读方式的审美形态分析

无论是作家或读者 ,他们在参加文学活动时 ,都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文学解读方式来实现审美情感的传达和沟通。于是 ,依据不同的文学活动特点和创作心境而设定的显性、隐性等文学解读方式便随之发生     

文学“误读”的原因探析

接受美学认为,读者是使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一维因素,读者的阅读是文学的再创作。文学的“误读”是文本解读的常态。“误读”现象的产生既受社会与时代因素的影响,又有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个体性差异,其原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沈从文孙犁笔下女性形象的比较

沈从文、孙犁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乡土小说＂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体现了明显的女性化倾向。通过对他们女性形象创作文本的解读,可充分认识他们的思想、审美选择与创作个性的独特。现将两位作家笔下女性形象进行比较,探讨其相似性和不同点,及其不同的女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