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摊贩治理述论

明清之际,松江府一带商品经济发展全国领先,开埠以来的上海更一度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贸易城市。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摊贩治理问题逐渐提上日程。清朝末年,上海地方当局借鉴租界西方市政管理经验,开始局部性整顿摊贩,到20世纪20年代已出现比较完备的专门性摊贩治理规章;进入30年代,政府对摊贩组织管理加强,对摊贩活动限制亦趋严格;抗战胜利后,当局对摊贩的干预空前强化,政府厉行取缔摊贩,导致摊贩与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终于酿成暴力事件,地方当局对摊贩的治理进入弹性化的轨道。     

流动摊贩与中国近代城市大众文化

在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市民日常生活所需为摊贩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摊贩则成为城市的流动风景,装点了城市之声、城市之味和城市之乐.流动摊贩花样百出的叫卖声、招徕生意的器具声宛若城市的交响乐,滋润着五味俱全的城市味觉,形塑着城市品牌与市民品味;流动摊贩售卖货品,又身怀生存绝技,表演街头艺术,丰富了城市大众娱乐,增添了都市的草根色彩与平民精神,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与城市大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论苏州早期近代工业的先天不足——以上海工业近代化为比较

鸦片战争后,中外经济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逐渐为部分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认知,发展近代工业,以对外御侮、对内震慑,走入了历史进程。作为新兴口岸城市代表的上海和作为江南传统都会城市代表的苏州,先后迈出了近代机器工业的艰难步伐,但是发展的结果却有天渊之别。本文以近代上海早期工业化的发展为比照,检视苏州早期近代工业发展的曲折道路。     

城市文化视野的摊贩管理

摊贩与城市的历史紧密相关,是城市社会生活环境的反映,是城市文化的一种特殊符号。摊贩不仅能传承城市传统历史文化,而且能够创造丰富城市文化内容和形式,有序的摊贩经济能够营造城市文化独特的景观。在城市文化视域下,要形成城管与摊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需转变观念,认识到摊贩的合理存在有助于城市文化的传承发展;要改变管理行为方式,让关爱和服务成为城市管理的新文化。     

浙江商人与上海经济近代化

1843年上海开埠后,浙江商人及时切入上海近代商业经营,并逐渐向近代工矿、金融等业发展,在上海经济近代化初期就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辛亥以后,沪上浙商在许多行业出现资本集中趋势,形成诸多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在上海经济近代化演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浙江商人还基本控制了近代上海最具影响的同业组织钱业公会、银行公会及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这是浙商在上海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反映.     

试论外商与近代上海房地产业——以塞法迪犹太人为例

房地产是近代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它的兴起和发展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近代上海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外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塞法迪房地产商人,他们对近代上海房地产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近代上海房地产近一个世纪的活动,使他们参与了上海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对这个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房地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成为近代上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     

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

在近代中国先后存在的二十多个外国租界中 ,上海租界设立最早 ,面积最大 ,历时最久。租界的存在 ,为西方文化比较系统地、迅速地、少受约束地输入上海提供了便利条件。近代上海因中国文化传统的边缘性特点和近代性因素 ,弱化了对西方文化的排拒力。同时上海社会移民人口特点 ,传统士绅角色缺位 ,使得近代上海文化呈无霸权状态 ,有利于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近代上海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是中西不同文化共存、交流、融合的状态 ,是上海被称为文化熔炉的原因所在。     

简论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20世纪初形成的"江浙金融财团"是江浙财团的核心,在近代上海经济以及全国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其所依托的上海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远东金融中心地位,为江浙金融财团的崛起提供了优越的地利条件;二、近代金融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三、著名的"宁波帮"的形成和发展为其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近代上海口岸市场对内地市场的辐射和制导

清末民初上海内外贸易一体化市场体系大致成型,形成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市场网络。由于口岸化市场体系中心城市与广大内地城乡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质量"差异:一方面上海中心市场的辐射刺激了内地城乡的商品化,另一方面也对内地市场产生了深深的制导作用。在国内统一市场缺失的条件下,上海口岸市场体系的运作机制存在着利益"向心力"倾向,中心市场辐射蕴涵着的不平等市场关系不仅没有化解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反而加深和固化了二元结构。近代上海口岸化市场辐射还存在着一定的阶段性和不对称性。     

我国流动摊贩制度化规范方式研究

我国流动摊贩问题频发,根本原因在于其存在和监管缺少制度化的规范方式。制度化规范方式指的是将流动摊贩的存在和监管纳入法制化的路径,最恰当的方式是建立登记备案制度。登记备案制度既能够满足保障流动摊贩生存权利和工作权利的要求,又能够使行政主体合法合理地介入,取缔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经营行为进而对流动摊贩进行有效地监管。制度化规范方式的实现不仅需要在《个体工商户条例》中明确规定对流动摊贩采取登记备案制度,而且需要各地方政府在实践的各个环节操作中始终坚持保障流动摊贩基本权利的宗旨,不能变相压缩其生存空间。     

试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

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杂志以商业利润为目的,推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从而出现多种文学流派、文学样式共生的现象。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并指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在30年代现代文坛的意义。     

现代人的发展风险及其预防

人的发展风险的生成,是与其所处的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与快速多变的社会,因而也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社会.不断制造、生产与分配风险,不仅成为现代社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成为现代社会人的发展风险生成的重要根源.现代社会,人的发展所面临的风险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也具有极大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人的发展对风险把握和预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选择与辨析——以中国1980年代具有现代派性质小说的命名为考察对象

中国1980年代的现代派小说曾经有过许多命名,如"新潮小说"、"探索小说"、"实验小说"、"先锋小说"等等,但是,这些名称自身的瞬时间特征使它们难以涵盖十年间小说的发展动态。"现代派小说"曾经被用来专指1980年代中期以刘索拉、徐星为代表的文学创作现象。无论在西方,还是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派小说"都不是一个内涵狭小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广义的"现代派小说"概念是对这一创作现象比较合适的命名。     

“三个代表”与新闻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对推进新闻事业的创新和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舆论要做先进生产力的促进者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 ,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要做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坚持党性原则和与时俱进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要做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者 ,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成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喉舌。     

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的想象大体是在两个话语体系中进行的。一是作为启蒙话语的五四想象,二是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在现代中国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倡导革命文学的上海时期,一是确立工农兵文艺的延安时期,它们对五四的想象虽同在革命话语中进行,但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内容。这为革命的左翼现代作家在新中国后的艺术选择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上海服务业供需非均衡与江浙沪服务业关联——基于非均衡模型和跳跃式回归方法的分析

本文在非均衡模型框架下,采用跳跃式回归方法,探讨了上海服务业的总体供需非均衡状况以及上海与江浙两省在服务业发展上的相互关系。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上海本地工业的发展对其自身服务业发展具有负面效应,而江浙两省的工业发展对上海服务业的影响却都是正面的;上海与江浙两省在服务业方面的关系是合作与竞争并存,但相对而言,上海与江苏的竞争更为明显,而上海与浙江的合作则相对突出;上海与浙江之间以及上海与江苏之间在服务业方面的结构差异程度远高于江浙两省之间的结构差异程度;上海服务业供过于求的趋势日益明显,预示着上海产业结构的特色与优势正在偏向“都市型”经济。因此,上海应坚定不移地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上海的“都市型”经济功能不仅要服务于其自身,而且要服务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全国。     

全球化与文化产业发展

全球化带动了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使得每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孤立的状态下单独发展。全球化对我国文化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参考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在确定我国或某一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对策时,必须注意把握以下三点:第一,坚持以发展为主线。第二,要有一个既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又能防范和控制风险的开放性的文化战略。第三,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再谈"寻常词语艺术化"

“寻常词语艺术化”是张弓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虽然限于当时修辞的发展水平,这一课题在提出之初有其缺陷性,但是瑕不掩瑜,“寻常词语艺术化”这一理论终究在汉语修辞发展史上发出璀璨耀眼的光芒,指引后来者继续前进。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孙中山与上海关系新论

孙中山相关研究成果多、起点高、难度大。但或许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战斗几乎都发生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南中国地区,学界对上海这个通商大埠之于孙中山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乏人问津。以上海为入口,走进孙中山的世界,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孙中山,审视这一对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人一城之间的关系模式,实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