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政治,还是非抗争政治——再论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移

抗争政治范式的一支独大妨碍了我们对农民上访的理解,农民上访研究呼唤新的理论范式。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自我解构为抗争政治范式的兴起提供了机会和空间,而抗争政治范式的局限则为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回归提供了可能。由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演化而来的非抗争政治范式要返回农民上访研究的中心,必须从自我解构转向自我建构,完成自身的社会科学化。作者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非抗争政治研究框架,包括利益协调、权利规制、分类治理、组织再造、农民幸福以及规则框架等研究议题,并以此作为理解农民上访的替代框架,以期实现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移。     

社会抗争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

近年来,社会抗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西方学者试图为世界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解释,建构了社会抗争理论。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心理怨恨理论、弱者武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到政治过程理论的演进。目前,政治过程理论的影响最大。受社会抗争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转型期中国社会抗争问题,形成了资源/条件视角、关系/结构视角、情感/意识视角、角色/性别视角。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解读倾向,未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社会抗争,尚有待进一步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基于抗争性质、动因与治理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有其必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在性质上是基于利益博弈的底层抗争,具有内在结构和正反功能。社会抗争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是抗争政治研究的重点。学界在借鉴西方概念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经验解读,适应了中国社会抗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特殊性。以上两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抗争的治理,使抗争达到有序化、有益化的效果。为此,要在治理的理念、主体和内容上进行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当前中国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下,必须探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联,建构以政党为中心、国家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社会抗争的政治逻辑。     

农民维权抗争的无效表达:流于过程的情感行动——对西安Y区征地抗争事件的解读

已有研究为农民土地维权抗争行为提供了较多理解和分析框架.通过考察西安Y区征地活动,捕捉到征地事件中农民维权活动中另样一番鲜活图景:村民"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抗争策略的无效表达导致了维权行动流向一个追求过程的情感行动,失效主要原因在于维权抗争过程中双方的组织性及力量悬殊、基层政府"正式权力实施的非正式运用"的运作逻辑、农民可供利用资源的缺乏和集体高于个人利益的潜意识.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从概念建构到关联性议题反思

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已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公民网络抗争动员"这一概念是基于既有研究概念的不足而提出的,希望能够统合不同形态的抗争行动,打破虚拟与现实社会抗争行动的僵化对立,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立体和丰富的解释性框架。对于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研究,还需聚焦关联性议题尤其是要对线上线下抗争行动转换、网络抗争形塑下的国家—市场—社会的内在关系、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网络协同性治理等议题作出理性分析和反思,不断拓展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的题域,以新的理论工具建构来寻求网络治理之道。     

媒体抗争的阶级化:农民与中产的比较

以往关于媒体与社会抗争的研究,多以中产阶级的成功个案为研究对象,并得出媒体对社会抗争有积极作用的结论。这些研究时常忽略了抗争主体的阶级分化,对农民、工人阶级鲜有关注。我们的研究发现,不同阶级所在的社会位置导致了其所掌握的媒体资源和媒体素养的差异,进而影响了媒体对社会抗争的报道。我们认为,阶级是影响媒体与社会抗争关系的重要变量。媒体"边缘化"或者积极报道社会抗争,与抗争主体的阶级身份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若干农民和中产阶级环境维权个案的定性比较研究,致力于观察两个阶级新媒体运用能力、传统媒体近用能力和策略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维权抗争的组织、诉求的表达、抗争合法化过程的影响。     

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概念、类型与性质辨析

本文从以政府相关表述的回溯着手,考察了"群体性事件"称谓的提出与被公认,并对这一称谓进行概念化界定。认为:作为民众表达意见、维护权利的政治表达行动,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在体制外抗争但不反体制、聚众但非正式组织化的抗争活动。当前国内群体性事件尽管其类型多元化,但其基本性质属于传统的地方性抗争;虽有含暴力和低暴力的非法抗争手段,但一般是谋求解决现实社会的抗争行动,属于工具主义的抗争,并未呈现出反政权反体制的特点。     

"微社群"中青少年"表演式抗争"的缘起

在诸多形式的抗争行动中,"微社群"中的表演抗争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抗争形式和剧目类型.它相较于传统抗争体系中种种抗争形式不同,"微社群"中的表演式抗争通过戏剧化、夸张化的表演,制造视觉"凸点",编织抗争话语,进行抗争内容的创作.借助于网络这一平台进行传播,吸引眼球,从而表达诉求,为底层民众的抗争行动提供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基于利益损益的预期、情感语境的渲染、道德正义的身份认同和意见领袖的引导推动下,于社交媒体上进行资源动员,构成了"表演式抗争"得以发生并持续下去的机制.它们不是分隔运行、独立运作的,而是相互作用,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微社群"中"表演式抗争"的发生和演进.     

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

在目前商会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在研究地域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上海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域商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是近代商会的起源、性质、组织结构与功能,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商会的捐税抗争则较少关注.通过分析厦门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抗税斗争,例如商会捐税抗争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效果,不仅可以从这一角度说明商会与政府之互动关系,也可考察商会在捐税抗争中为发展近代民族经济所起的历史作用.     

被害人抗争与压力型司法

当下中国的被害人抗争形态多样,有一种由弱到强的梯度变化,因具体案件性质、惩罚方式、犯罪的严重程度、对被害人伤害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影响与决定抗争力度的维度是多方面的.被害人抗争的用意在于给司法机关施压,一旦抗争产生效果,刑事司法的压力即明显升级,其直接后果是形成一种独特的司法形态——压力型司法.被害人抗争不能成为束缚司法运作的手段,现代司法应当理性对待与处理被害人抗争的问题.     

国外环境抗争研究述评

环境抗争是环境社会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国外的研究中,环境公正视角的研究重点考量了环境抗争的成功因素,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的研究把公民社会的成熟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标识来考察环境抗争的约制因素,社会文化视角下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重要发现.不过,国外的研究仍有一些缺憾,这些提醒我们在开展国内环境抗争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及某些努力方向.     

国家、社会抗争与政治机遇结构——基于文本的分析与评述

社会抗争理论假设国家是决定抗争兴衰成败的关键行动体,而政治机遇结构将抗争与国家关联起来。国家中心论假设抗争结果是由国家政体和国家力量所决定,但没有具体阐释国家力量是如何影响抗争的。本文从国家与抗争变迁的关联性问题出发,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指出在政体既定的一国体制内,国家将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处理社会抗争运动,从而进一步理解抗争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性关联。     

社会抗争与国家控制——基于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分析

抗争政治是由抗争、集体行动和政治的交集所构成。从抗争政治理论的视角,中国群体性事件明显带有抗争政治的性质,因此也遵循相似的内在复杂机制。群体性抗争事件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动力,推动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法治建设进程。国家在回应群体性抗争事件时应该制定正确的战略,采取恰当的处置模式,才能够化解其潜在的风险。     

市场转型进程中的收入分化与社会风险——基于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

收入分化和多数社会成员的低收入水平是市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也是导致社会不满的主要原因.当利益受损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具有颇为明显的针对政府的抗争倾向.相时而言,低收入阶层的抗争倾向更加明显.在进行抗争的时候,不论哪个阶层,都倾向于采取集体抗争的形式.防止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和建设"强政府、强社会"型国家是中国应对今后的社会风险的基本途径.     

网络赋权与环境抗争

近年来,草根民众的环境抗争行动日益增多,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崛起,使环境抗争呈现出“网络化”的趋向.但是,网络媒体有着自身的运作规律,随着抗争客体在网络空间中的霸权再造,以及网络媒体自身局限性的不断显现,草根民众的网络优势逐渐丧失,尤其在“网络幻象”破灭之后,草根民众的环境抗争将会产生诸多负效应.有鉴于此,各级政府除了加强网络舆情监控,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之外,还更应看到表象背后的利益表达及草根民众的无奈选择.而合理有效的治理之道,在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吸引公众参与环境政策生产,以环境正义为基本准则,构建正规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     

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中地方政府消解策略分析

农民环境抗争事件萌发阶段——有意忽视;农民环境抗争事件激化初期——惊慌失措;农民环境抗争事件激化中后期——严防死守;农民环境抗争事件结束后——问责算账。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还会以某种方式延续,用于环境治理的资本投入逐年快速上升。因此,政府需要转变观念,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与技术,以建立和谐的城乡关系、和谐的官民关系、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     

人与社会的抗争——罗亭与哈姆菜特形象之比较

人与社会的抗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永存的意识.本文试图从罗亭与哈姆莱特这两个相隔近两个世纪的文学形象比较中揭示出人与社会的抗争绝非易事,但只有为真理而不屈的斗争才是人实现自身价值之途径.     

中国业主集体抗争:起源、过程和结果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学术界围绕着"城市业主集体抗争"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讨论,形成了一系列不同问题导向的理论。这些理论大多涉及抗争的起源、过程和结果,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模式,本文就按照这三个角度将其大致归纳,从而使各种理论间的脉络更加清晰,以期对探索业主集体抗争的整体理论框架有所贡献。     

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

西汉初年,儒家的总体趋势是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服务,也体现一定的抗争精神:发挥天下为公观念以批评皇位传子的事实,宣扬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以警告统治者。西汉中期,这一抗争精神有了新的发展:从哲学上对皇权作出限制和对统治者提出禅让的要求。西汉后期,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公观念为依据,发挥天命无常的思想,对皇权提出猛烈的批评和严重的警告。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农民工的非正式利益抗争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太太讨薪队的故事”的分析

在农民工维权研究方面,无论是"对策法学模式"还是"民工维权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要是在正式的既定法律框架下来研究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这就造成现有研究成果无法解释为何中国农民工非正式维权行为的长期普遍存在.通过对"太太讨薪队的故事"的法律分析可见,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运行于非法律的社会机制之中,正式法律的作用极其有限.而这种非正式利益抗争成功与否,取决于利益的政治化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