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残缺、断限和增补

我们知道，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这个问题最先提出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的《史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     

从《游侠列传》到《水浒传》

《水浒传》虽是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其思想倾向却和《史记·游侠列传》有类似之处.这一点前人评论《水浒传》者曾经讲到,我以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司马迁著《史记》的思想倾向,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游侠列传》里面.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史记》,说“是非颇谬于圣人”,主要即指《游侠列传》这类文章.汉明帝说司马迁不是“谊士”,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也都是指司马迁写《游侠列传》这类传记而言.在司马迁以后,历代的史书就很少再有《游侠列传》这样的文章了.特别是到了元明文化专制严酷的时代,官家的史书更不可能再有《游侠列传》那样的文字.但《游侠列传》这样的史家传统,却被小说家所继承了.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就是《水浒传》.     

《史记》所载周霸事迹考

关于周霸其人其事,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其中《孝武本纪》《封禅书》《卫将军骠骑列传》《儒林列传》等篇章均简略记载了周霸这一人物和其相关事迹。此后,史书对周霸的记载均沿用《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并无增补,以至于周霸其人其事在后世多有未明之处。现遍考《史记》等文献,钩稽分析现存史料,从周霸的仕宦经历、交游情况和学术成就三方面加以论述,以期摸索出周霸相对完整和真实的生平事迹。     

纪传体产生的原因问题

在我国古代史书的体例上有编年、纪传之分,前者以《春秋》、《左传》为代表,后者以《史记》为代表。《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通常所谓的纪传体,主要指本纪、世家、列传,特别是纪、传。整个二十四史都有本纪和列传,体例上都属纪传体。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在历史编篡学上可以说划出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其文学价值也历     

貴在真实难在通变——从《史记·陈涉世家》所想到的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他那部不朽的名著《史记》里,把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涉列入“世家”,又将“号为霸王”的项羽编入“本纪”,表现了其卓越的史识。可是历代史家,多不识太史(?)的苦心,他们纵然对《史记》不乏褒扬之论,但对司马迁这一有心的安排颇多微词。班固因《史记》撰《汉书》,武帝以前之事,多录《史记》原文,却把陈、项归进列传;刘知几撰《史通》,大兴问罪之师,怪《陈涉世家》其称不当,     

浩浩其志通千古——《史记·屈原列传》“悲其志”探微

本文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入手 ,对屈原和司马迁作了某些方面的对比性研究 ,从而阐明了司马迁在写作《史记·屈原列传》中的一些独特用心。     

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独尊孔子”

人们长期以来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子”或“独尊儒术”,是误记了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臆说的。司马迁和武帝同时,他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实事求是地说:武帝信方士、搞封禅大典,“而颇采儒术以文之”。但群儒的意见不能使他满意,他就“尽罢诸儒弗用”了,这是实录,并无“独尊儒术”或“独尊孔子”之措施。 班固说的“罢黜百家”,系指武帝初即位那一年,选拨了一部分“贤良”来京,丞相卫绾发现“贤     

《史记·孝武本纪》探賾

本文辩析了关于《孝武本纪》缺补的几种说法,试图通过时本篇创作动机、创作时间的论述,分析司马迁重录《封禅书》作《孝武本纪》的内在原因,说明今存《孝武本纪》是司马迁的创作而非后人所补。     

《史记》的结构特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由“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等五部分组成。研究《史记》的学者已经用大量的材料证明,《史记》的“本纪”与“世家”是有所本的,“列传”则是司马迁所独创;而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即“纪传体”)来表现历史的面貌,则是司马迁一大创造。《史记》这五部分;既各有各的作用,又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关系极为密切。“本纪”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兴衰和帝王的     

《史记》为什么把陈涉列为世家

有的读者来信问:《史记》为什么要把陈涉列为世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简介一下《史记》的分类。司马迁的《史记》一书叙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天汉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括:十二本纪,是以一个朝代或帝王等统治人物为中心的事记;三十世家,主要是诸侯国的历史;七十列传,是重要的人物传记,也有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十表,有世表、年表或月表,作为本纪的补充;八书,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是重要的典章制度、天文现象、政治设施和社会经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说:“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讽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大汉家之“明圣盛德”。关于刺讽的一面,他没有直接谈,但是实际上正由于他在《史记》中对汉天子多有刺讽,才这样辩说的。他又在《匈奴列传》评语中说:“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     

《史记》五体的关联

司马迁撰《史记》,正式创立了纪传体.他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体各有规格,又相互关联配合.其中,本纪只叙大要,提供统一的空间与纵贯的时间;世家、列传、书以本纪为纲要,拓展其记载范围,细化其记载内容;表体则囊括本纪、世家和列传所载重要史事,整齐其年差,补充其遗漏.由此,综合性的纪传体才得以确立.     

试谈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

司马迁是一位才识卓荦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史记》中充分运用文学描写方法表现历史人物,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形象地显现出历史面貌。《太史公自序》:“夫《春秋》,……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虽是就春秋说的,实际也是他自己写作《史记》所遵循的准则。《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专写人物的。由于司马迁对人物的事迹作过多方面的了解、调查,又能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并于其中倾注着自己饱满的感情,因此在     

《信陵君窃符救赵》简析

本篇节选自司马迁《史记》中的“魏公子列传”,题目为编者所加.这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传记文学作品,也是一篇传统的语文教材.《史记》是司马迁以毕生精力写成的一 部巨著.它概括了上下达三千年之久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释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赵翼:《廿     

司马迁遭李陵祸及受宫刑之真相辨析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潜心于他的不朽巨著《史记》撰写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如晴天霹雳,突然降到了他的头上,这就是“李陵事件”之祸.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司马迁坦诚地向汉武帝陈说了他对李陵败兵匈奴一事的看法,而独断专横的武帝听不进逆耳忠言,便以“沮贰师”、“诬上”的罪名将其下狱,处以宫刑(又称腐刑).事过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分析这件不幸的遭遇,觉得事情的发展并不就是如此简单,而是有其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所谓“诬上”、“沮贰师”只不过是汉武帝利用李陵案件玩弄的幌子和借口,其真正目的在于教训司马迁,因为司马迁作《史记》实录史事,在许多地方揭了汉武帝的短.在此之前,武帝早已怀恨在心,但是碍于司马迁位居史职的身份,无法直截了当地给他点颜色和厉害,适逢此事,于是阴险的武帝计上心来,演出了这幕遮人耳目的丑剧.下面试论述之.     

霸王别姬：真实抑或虚假？

文章就《史记·项羽本纪》所述＂霸王别姬＂的真实性进行了论述,认为司马迁的记叙真实可信,不存在＂虚假报道＂一说。     

爱奇思想与细节描写——读《史记》管见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在《本纪》、《世家》、《列传》里几乎篇篇都是精采纷呈,究其因,各篇都有极其突出的细节描写,而其共同特点,就是“奇”。西汉大文学家扬雄说过,“仲尼多爱,爱文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司马迁爱的是奇人奇事奇文奇功,各类人物、事件,不论正反,在他的笔下,都有一种不同凡响的奇     

《史记》的史学特点之成因

治史学史者,无不将汉代史学作为一个重要视城。司马迁的巨制（史记）,千百年来一直为治史者所瞩目。笔者不揣浅陋,将《史记》的史学基本特点之成因作一初步的勾勒、描述,以请方家指正。1在历史编纂学中,司马迁创纪传体,此后”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1]。“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2]这种体裁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君主为中心来组织材料编写史书,即将一代代君主在位期间按年月的顺序编写成“本纪”．其他相对次要的人物则列入“世家”或“列传”。关于“本纪”,《史记正义》云：“本者,系其本…     

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形象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刘邦其人着了大量笔墨,除《高祖本纪》以外,还散见于《项羽本纪》、《留候世家》、《吕太后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它们相互映衬、补充,为我们再现了汉高祖刘邦敢作敢为、足智多谋、善得民心、任人唯贤的高大形象,同时作为直史又再现了汉高祖形象中的另一个方面：虚伪、奸猾、残忍。     

司马迁两个断限之重探

《史记·太史公自序》涉及两个断限,有人认为此分别为司马谈父子作史断限,言之凿凿。我们认为：司马迁父子并撰《史记》,而《自序》中的两个断限当为司马迁撰史过程中修改的结果,是其对现实反思及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