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孔子的诗教与教诗

孔子提出的"温柔敦厚而不愚"的"诗教"命题,具有丰富的实用性和智慧性特点,它包含了"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与"不愚"的智慧之光。围绕作为诗教核心之"中和之美"的思想内涵,孔子的诗教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强调事物发展的适度性,提倡在矛盾对立中谋取适中的状态,强调在诗教、礼教的规范中实现政治、伦理的有序化等。反映在《诗三百》的教学过程中,孔子既重视对《诗》的政治化、伦理化利用,也坚持教学的基本规律,注重"雅言"的教学,并将讲授《诗》中的古义、本义与强调引申发挥的用《诗》精神相结合,从而体现了先秦《诗三百》教学的某些特点。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墨家思想与《诗》的关系

《墨子》大量引《诗》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其理论提供支撑。同时,其学说中以墨家的思想标准释《诗》,如《诗》中的上帝、鬼神观念以及“圣王之治道”思想。《诗》对墨家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魏源《诗古微》探微

本文由《诗古微》的成书过程，探讨魏源思想的变化，并对《诗古微》的主要内容进行全面分析，从发挥三家大义、驳斥毛说，及贯穿“以三百篇为谏”的观念等各个角度，全面展示《诗古微》的今文经学观点，从而扭转学界时魏氏的偏颇之论。     

得本通末开创新篇——欧阳修《诗》学本末论析探

在《诗》学史上,以本末论的观点论《诗》,为宋之大儒欧阳修所首创。其论《诗》,谓《诗》之义不出四类: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并依据各自的内容和特点区分为本和末。在他看来,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才是《诗》义之本,而太师之职则为《诗》义之末;至于经师之业则有本有末,能求诗人之意且达圣人之志者,则为经师之本,但若仅讲太师之职且妄自为说者,则为经师之末。这一精辟独到的观点,不仅为欧阳修的《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宋代《诗》学怀疑思潮的理论依据,并促进了宋代《诗》学诠释方法的转变。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正解新探－兼评诗序与朱熹淫诗说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后世大儒及其从者皆以经学解读《诗经》，故有美刺之说、邪正之辨、主次之别。其实孔子是站在仁政的立场，以王道与人性的观点甄选和评价《诗经》的。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     

敦煌一卷本《王梵志诗》儒释相谐的教化特点论析

敦煌所出一卷本《王梵志诗》共12个写卷,存诗92首.这些诗歌不同于其他卷《王梵志诗》,其诗皆采用格言形式,为五言四句,语言通俗,内容浅显易懂,偏重于对世人生活节仪、处世之法的训导,所以有学者将其归入教诲诗.一卷本《王梵志诗》也是反映敦煌民间教育的代表之作,具有俗世治家教育、佛家训化劝诫等方面的教化功能.其中72首诗歌强调对子女进行孝道、勤学以及个人修德教育的重要,重视手足之情的培养以及家长的榜样作用,这些内容符合儒家教育思想,是其教化功能的核心所在.另20首诗歌采用佛教格言劝导世人,这和唐代佛教的繁荣及世俗化有关系.通过一卷本《王梵志诗》可以管窥敦煌唐五代时期民间教育“儒释相谐”的特点.     

孔子删诗说

司马迁的孔子删诗之说,自唐代孔颖达开始怀疑之后,日趋否定,如郑樵、朱熹、赵翼、崔述、魏源等,皆否认孔子删诗之说。当代研究《诗经》者,几乎都认为孔子没有删诗,否定孔子删诗之说似成公论。依据有三:一是根据《左传》季札到鲁国观乐时孔子才八岁,而季札听到的诗歌分类及先后顺序,和今本《诗经》基本相同,以此论定孔子不曾删诗。二是根据《论语》,孔子自己说过《诗三百》,因而认为在孔子之前已有定型的《诗三百》。三是根据逸诗少。我们认为《左传》的记载不可信,《论语》中有删诗之证,逸诗少符合规律,《诗三百》成书于孔子四十六岁之后。     

以《诗》释《骚》--论王逸《楚辞章句》注释方式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在注释时采取了以《诗》释《骚》的方式,用两汉诗经学的解释方法来解释《楚辞》。这种依《诗》取兴的方法影响甚远,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学术从东汉末至魏晋的转变,在楚辞学史及文学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

汉赋用《诗》以词章解读经义,内涵修辞、讽喻、引述、经传四方面,彰显了一代文学之赋的时代特征与用《诗》的文学传统。汉赋用《诗》以文引言,通过直引、论诗、乐歌、取义、取辞诸方法,表现出修辞艺术由言词向文本转化的趋势;汉赋于《诗》兼取三诗,而以《风》、《雅》为主,体现其偏重言情、陈义而略于述德的讽喻功能;汉赋引《诗》由断章取义到取辞见义的转变、对文学意境空间的重构,也使文章的意义得以增强;汉赋用《诗》有着以传解经的意义,内涵赋词与《诗》义的互文性,决定了汉赋对《诗》的摹写特征。汉赋首次以文学文本形式用《诗》,其引诗、解诗、化诗的文学化表现,以及常见的公式套语与举一例百之法,既隐含了赋体中经义与词章的矛盾,又为《诗》进入后世文学创作领域奠定了基础。     

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变迁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先秦两汉时期《诗》义阐释体系的建立和解体均与礼制兴衰密切相关。《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在编辑、结集的过程中,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对《诗》义加以系统整合和重新解释,于作者意义之外首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春秋末至秦末,周礼衰败,乐官流散,《诗经》入乐传唱和《诗》义传播工作停滞,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解体。伴随汉礼之兴,汉儒重建《诗》义阐释体系,在儒家义理框架下,《毛序》视《诗经》为历史文献,常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主旨、训释字词,以从整体上把握诗旨,使超越个别篇章的系统化解读成为可能、由于《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层垒形成的《诗》的三重释义：先秦作者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形成对先秦作者之义的双重遮蔽：     

二重证据视野下的孔子删诗问题

“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的重大公案.传世文献的重新解读和出土文献的利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文献中的“诗三百”非实指其数,而是极言其多的一个“成语”.《国语》载《商颂》十二篇可证两周之际所存诗篇数目远非今比.一般认为,孔子整理《诗经》在其晚年,然据《孔子世家》,孔子47岁时已开始修订诗书.近年出土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诗经》类文献的公布,促使人们对历史上“逸诗”问题重新考虑.刘向校书时,以“中秘书”三百余篇去重留存今本三十二篇,从方法与数量上皆与孔子删诗相类.     

《诗·秦风·蒹葭》内涵新探

1 《秦风·蒹葭》这首诗给读者以一种"朦胧美"的艺术享受,对它的训释至今仍异说纷纭.我想从民俗学的角度,尝试解释.对《蒹葭》最早作出解说的,大概是古文《诗序》.《诗序》谓:"《蒹葭》,刺(秦)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话说得不太清晰,也好象和诗的内容对不上号.今人另觅新释,或作"怀人的诗"("是男是女,则不能确定"),或作"一个痴情的青年,正热烈追求着心爱的姑娘,想去找她,却难找到"等等.然细加品鉴,似非确诂.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