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批评的审美变异

在"媒介即信息"的消费社会中,电子媒介带来的技术变革不仅影响到文学形态及其审美的变化,还带来相应的文学批评的审美变异。随着媒介地位的提升,文学批评的标准从艺术性、审美性向技术性、商业性转移。信息交互带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加强,打破了传统学院派对文学话语权的掌控,使得文学批评的主体得到扩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批评的对象——文学文本也发生巨大变异,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学、话本小说、微文学等批评对象的审美特性及运作机制与传统文学相比差异较大。由于学院派、媒介、读者、作者等不同批评主体秉持的传统审美理念,不能有效地对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文本进行有效阐释,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不及物、空洞化、批评标准的模糊性、批评实践的以偏概全等问题。我们呼唤建构一种立足于文本自身的本文诗学,以应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批评的审美变异。     

泛文学时代与文学的媒介化脉动

在泛文学时代,文学的媒介化脉动十分明显。这种脉动由媒介的文学化与文学的媒介化合力形成,它不仅导致文学性的外流与他用,而且也导致文学深度或意义的淡化与丧失。但媒介并非只是解构,它也在建构着新的文学寄寓方式与表述系统。文学的媒介化是拓展文学生存空间的一种策略,媒介的文学文本是泛文学时代的新文本。     

介质:文本媒介的意义言说

媒介时代的文学文本必须在媒介性的讨论基础上,开始言说文本的审美文学性。文本媒介作为"介质"的媒介出现,它具有一种特有的媒介综合性质:"物的物性"以及显现性。文本媒介的物质性因素参与到文学文本的构成当中,此物质性将融入文学价值的运行程序之内,成为审美价值载体的感性形式。文本媒介的介质性主要通过媒介的表义和可感两方面体现。     

从物质媒介到文艺媒介——媒介与文学关系新探

文学作品的物质媒介是人类无机自然、有机自然和社会三大存在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奠定了不同文学形态的指意实践。从内部研究而言,媒介与文学形式具有深刻关联,任何艺术形式都是在媒介中的形式,媒介依靠形式才能被觉察,媒介与形式构成整体并重新整合为进一步的艺术内容。从外部研究而言,媒介决定文学情境,新媒介文学情境中,文学活动通过文本建立艺术的想象空间和文化的衍生产业。如今媒介从物质媒介演变成文艺媒介,文艺媒介分为物质基础、指意符号和文化属性三个层面,这是沟通传统文学与新媒介文艺的关键点。     

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多媒介性研究

当文学的发展走向了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文本也由单一的媒介性走向了多媒介性。这种转变让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电子媒介载体下,多媒介性文本的出现让文学从创作到阅读再到审美都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因此对电子媒介文本多媒介性的探讨和研究有助于了解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早期商业传媒消费语境中的文学叙事——以《申报·自由谈》为例

晚清民初,我国传媒业发展出现了从单纯的政治鼓动向文艺性、趣味性、娱乐性转变的倾向.文学格局在新的生存处境下也发生了变化,文学与大众传媒相结合,开始成为具有经济性质的大众娱乐产品.为娱乐读者、扩大报纸销售量而诞生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不仅让娱乐文学在现代大众传播格局中占据了独立席位,它也标志着媒介文化消费品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即兴创作,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开始进入规范化、工业化的文化产业运作轨道,并由此形成了鸳鸯蝴蝶派文学和现代传媒的特殊文化关系和消费形态.     

当代数字媒介场中的文学生产方式变革

在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演进变革和积累叠加之后,今天新媒介文学生产方式已经生成。新媒介文学生产方式依托于当代数字媒介场而运作,它既受一般媒介场生存法则制约具有他律性的一面,又遵循文学性生产原则而保持着生产的相对自主性。新媒介文学生产力在生产工具、生产对象、生产技术和生产者生产能力等方面都体现出了被当代媒介建构的特点。新媒介文学生产关系主要展开为当代媒介参与形成的打破传统垄断性的文学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去等级化的文学分配关系和当代媒体组织的文学交往关系。     

论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跨媒介性

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媒介的重心也正在经历着从非电子媒介向电子媒介的转变,媒介自身主体理性慢慢开始觉醒。文学开始呈现出在不同媒介间转换的现象,文本由单一的媒介性走向了跨媒介性。在不同媒介下的文本发展,必然会产生新的文学样式、新的文学审美,为文学未来的发展产生新的助力。因此,如何看待文学文本的跨媒介性转变,将会成为研究文学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文学理论的观念性误区

<正>观念是人们通过概念对于世界对于社会生活的把握,它属于西方人所说的理性范畴。毫无疑问,人文科学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其理性的概念逻辑言说的性质,使它本身就是观念性的。不过,观念从社会生活进入人的头脑落入一定的理性构架之后,却有了独立运作的力量,成为康德所说的理性主观自生的"先验概念"或黑格尔所说的"自在自如的真理"。于是文学理论的观念性误区便由此而生,即沉缅于远离文学实践领域,在观念的逻辑运作中自满自足。多年来国内文学     

媒介文化理论的意义符号阐释

文化研究理论的媒介文化分析,将研究重心放在大众媒介的文本生产和文本传播活动中,通过媒介符号的意义生产和受众符号的意义消费,揭示媒介文化的意识形态符号化过程。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媒介文化理论对大众媒介文化意义的阐释,围绕媒介文本符号的意义活动展开,对媒介文化的符号分析,侧重揭示媒介文化传播中的价值赋予和意义植入。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媒介文化的解读,则揭示媒介文化传播与真实世界的建构关系,强调大众媒介对社会生活的文化建构,依循的不是现实价值逻辑,而是符号价值逻辑。     

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

“伤痕文学”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文化潮流,是中国文化走出“文革”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逻辑环节,它应合了政治实践、社会心理、文艺模式等多方面的以“新时期”命名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历史诉求。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文学继续自文学革命以来到1949年后成为主流在“文革”达到顶峰的政治──文学传统,配合新的政治─—文化变革而进行的转变,伤痕文学是告别“文革”的一次政治──文学潮流;二、就伤痕文学本是政治──文化变革本身又为文学突破旧的政治──文学模式提供了可能和前景来说,它为文学走向新的文学本性的自身的…     

论印刷文化的逻辑构型——关于文本思维的语言分析

文化的逻辑结构,受到特定文化的技术方式,尤其是媒介方式的制约。印刷文化是以文字为媒介的书面文化,它所要求、所表达的是一种典型的逻各斯中心论的文本思维,揭示这种文本思维的逻辑构型,能从一个十分深刻的层面展开文化认识论的研究。     

泛媒介互动路径与文学转变

本文考察泛媒介互动路径与文学的转变。认为中国文学的泛媒介互动路径主要有四条一是纸媒借影视复魅或还魂,二是与影视同步到纸媒,三是从互联网到纸媒,四是从移动网络到纸媒。尽管文学传播主要依靠影视、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的扩张,但纸媒仍是当前文学的泛媒介互动的主渠道。随着泛媒介互动路径的拓展,中国文学正在发生转变文本表意系统被悄然改写,构成读者阅读文学文本的“前理解”场;媒介特点往往影响文学文本的传播方式和表意系统本身;导致文学的主媒值与副媒值区别出现,主媒值是传输文学文本的主导媒介所实现的价值,副媒值是传输文学文本的次要媒介所实现的价值;当前我们无法不面对文学空间的伸张与缩减的悖论。     

后现代媒介时期文本转变探究

文学文本在后现代媒介时期悄然转化,由文本走向了超文本。超文本对传统文本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超越:其一,非线形的文本结构对传统文本线性结构的超越;其二,读者地位得以提升,读者参与创作;其三,传统的阐释观念发生变革。超文本在兴起的同时推动了图像化时代的来临,文学走向了图像社会的边缘。     

新审美主义的特征及其范式论意义

新审美主义（New Aestheticism）是“理论之后”西方理论界以文学为本位而兴起的文学批评思潮,在呼吁重建文学制度的过程中整合美学话语时形成的概念和方法。新审美主义一方面强调具体文本的独特性与互文性;另一方面保持着对社会政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既不是彻底转向旧式“审美”,也不是彻底偏离“文化”研究,而是试图在文本的事件性与事件的文本性之间建立新的平衡,经由文本细读重新定位文本的文学性、审美性、事件性以及实践性,呈现出文学向文化全面伸展和文化向文学开放的新的实践美学风貌。     

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当代文学选本研究的三个面向

目前文学媒介高度发达,文学作品数量与日俱增。面对数量庞大的文学文本,具有展示典范、钩沉遗珠、呈现时代与编者文学观点的文学选本,就成了介入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有效途径。当代文学选本的理论研究表明文学选本的操作类似一种权力运作,涉及谁来选、怎么选、选什么这样一个包含了吸纳与排除的权力斗争过程;当代文学选本的历史研究则探讨了选本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关系;当代文学选本的应用研究将选本置于文学史的语境之下,重点关注文学选本对文学认知、文学形象以及文学书写的影响。进一步整理、探讨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的价值与功用,是当下文学研究的迫切需要。     

对女性文学"两个文本"争论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关于女性文学的两个文本——性别文本与政治文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争论的根源在于对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两组概念的不同认识。而对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批评的界定应考虑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界的实际,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维度应当成为中国当前女性文学批评不容缺失的批评维度。     

症候之美:文学研究的政治无意识视阈

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是对机械式社会-历史批评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在文学研究中致力于对文学文本中的沉默、空白和风格断裂等症候的发现和分析,体现了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文化学研究,其理论渊源可以找到与阿尔都塞、马歇雷师徒等的关联.文学研究的政治无意识视阈,需从文学本身出发,并最终回到文学;其政治不是狭义的政党政治,而主要是文化政治.     

从“文化诗学”到“文学阐释学”——对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研究路向之省思

中国的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而非“审美”,旨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文学阐释学”的目标是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结构与修辞,旨在追问“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生产性”;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自觉抵制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各有各的旨趣所在,并不能等量齐观。     

明代诗学转向的文化成因

与南宋以来诗学只是有文本转向的倾向相比,明代诗学明确地发生了文本转向,由原来以文学观念、创作理论为核心转向以文学文本的研究、批评为主.这种转向,不仅是自身发展逻辑的结果,更与明代较以往更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文人文学活动的实际状态有着密切关系.帝王极力黜夺文人的文化身份及禁锢其思想,而文人们在当时政治、经济环境下个体意识却日渐凸显,最终凝聚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并且显示出自觉的艺术精神,这些是明代诗学转向的重要文化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