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区建设的“社区性”——基于技术与治理的双重视角

智慧社区建设体现了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但其社区属性却常被忽视。从技术应用和社区治理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一项社区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社区治理水平影响了智慧社区建设效能,社区参与则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促进社区治理提升智慧社区建设效能。这两种效能提升的“社区性”路径都有助于提高居民对智慧社区项目的需求。此外,虽然居民数字能力鸿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但社区参与和数字能力形成的“互补性”对破解“数字鸿沟”问题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强调需求导向的智慧社区建设中,重视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等“社区性”元素,能够提升数字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普惠性。     

数字时代社区治理参与困境及其化解机制研究——以上海D街道社区花园营造为例

居民参与不足是社区治理始终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以上海市D街道社区花园营造为案例,旨在探讨如何打破“沉默者恒沉默,活跃者更活跃”的“沉默者螺旋”状态,让处于冷漠与积极之间的摇摆不定派迈向积极参与行列。研究发现,社区花园营造是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实现居民自治的重要过渡性手段,能够调动平时对社区治理持观望态度群体的积极性。因此,需要从社区花园营造等微更新事务入手,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等关键要素的作用,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概念辨析

只有通过对社区参与基本概念的解析,才能明确参与的主体、方式与目的,进而得以"决策"与"分享"两大基本因素为核心,以参与决策的充分性、文化延续的稳定性、环境资源保护的有效性和当地居民生活改善的明显性为支撑框架来构建有效社区参与体系.     

城市社区参与动力缺失原因探源

社区发展的内源性决定了其最终动力来自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淡漠,根源在于动力缺失。一是单位制度消解了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二是居委会的行政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治功能的缺位贬损了居委会在居民心中的合法性,三是动员型参与制约了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四是传统制度孕育的臣民意识和“私民”意识影响了居民社区参与的主动性和价值取向。     

社区参与何以照进现实——社区参与旅游进展研究

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学者探讨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的相关问题,当下社区参与更被认为是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及途径之一。我国近十年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相关文献多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围绕基础理论、参与意义、现状与原因、对策等方面展开论述,应用性研究居多。目前,我国各地社区参与情况不尽相同、有好有坏,大部分社区参与尚处于初级阶段,提高社区参与能力势在必行、任重道远。     

“三社联动”与社区管理创新：江苏个案

“三社联动”就是在政府的领导下，社区居委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专业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阶段，“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依然存在社区管理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社区队伍专业化水平偏低、市场力量介入不够等问题。完善“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需要建构“行政、自治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结构，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加强社区与企业的联系。     

"单位型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微观机制——对Z社区的个案研究

政治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公共选择,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对Z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发现:实际参与率低、参与人群结构不合理的制度根源在于单位的资源垄断和居委会的行政化。激励居民政治参与的关键举措是彻底解构单位制,使社区真正成为社区公共事务的法人主体;以社区为选区,遴选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发育公共空间,使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     

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以昆明市S社区居委会为例

居民广泛的社区参与是西方社区发展实践的经验和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之一。由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动力来自于政府 ,而非社会自身 ,因此 ,城市居民缺乏社区参与的传统和社区参与的意识。居民对社区事务和社区建设活动普遍缺乏参与的动机和愿望 ,这一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城市社区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选取了一个社区居委会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通过对这一个案中居民社区参与的基本特点的描述 ,力图找到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可能原因 ,并就如何提高居民社区参与提出对策建议     

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研究——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研究

本文从组织规模与类型、组织结构、组织行动等方面对北京市社区治理中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活动情况进行剖析,并结合北京实际,揭示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总结当前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力。通过研究发现,社区民间组织既能有效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为公众提供参与交流、活动的公共空间和平台,同时社区民间组织在预防社区矛盾和善治社区等管理方面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低碳城市社区参与的国际经验简

对伦敦、哥本哈根、库里蒂巴三个著名的世界“低碳城市”建设案例分析表明,公共交通、社区组织和市政支持是确保“低碳城市”建设得以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其中尤以社区居民能够自觉接纳“低碳”理念．积极进行社区参与建设最为关键。国外先进的“低碳城市”建设理念和经验对我国当下方兴未艾的城市低碳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作用。     

城市社区参与中的互联网虚拟社区建设

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数据和对北京城市社区的分析，文章认为在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度较低的情况下，应该大力推行互联网虚拟社区建设，使社区活动的空间延展至“想象的共同体”，继而又回到现实的社区共同体中，使得更多居民主动、充分地参与到社区中去。互联网社区建设要从居委会和社区居民自组织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同时应该注意虚拟社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路径研究

社区能力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新兴领域,社区能力所蕴含的社区主体能动性及其政策导向为研究居民幸福感提供了分析工具。已有研究探讨了社区能力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而忽略了社区效能感及社区社会工作在提高幸福感方面可能具有的影响。利用厦门市和深圳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稳健聚类回归方法,对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能力与社区外在效能感对居民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结论对于引入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提高社区效能感和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

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是一种出于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区参与具有很强的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烙印。群众参与理论对国家动员机制和动员技术、群众参与逻辑与参与策略,以及国家与群众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过程的研究,能为当前中国城市的社区参与提供更富解释力的理论视角。在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过程中,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采取地方性权威式动员,它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适应城市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型的权力技术,既运用原有行政组织网络的强大动员力量,又借用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等非正式因素,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之中。     

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研究

文章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研究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问题。首先,在梳理文献基础上提出居民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其次,在对成熟量表适应性改进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第三,利用SPSS22.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验证了相关假设,即居民参与认知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参与意愿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资源保障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提升策略,对居民社区参与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公众参与是提高社区综合治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综合管理水平有了长足发展,地方政府也在社区综合管理模式上做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到底哪种社区管理模式是适合政府、社会和社区之间较为有效的方法与途径,目前依然莫衷一是。但从一些社区综合治理的成功案例中可以看出,公众参与和居民民自治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因为这种参与方式和行为可以极大地提高民众的现代公民意识和居民自治的积极性。这种“公众参与模式”的借鉴对推动海南省社区综合治理模式的变革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对于当代中国社区参与的理论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理论是当代西方研究社区参与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当前,中国社区参与状况的特征是:居民社区参与的总体参与率低,分布不平衡;居民社区参与深度不够,形式单一,目标层次低,非政治性参与多,政治性参与少;社区参与机制运行的行政化严重。这些发展中的困境,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社区现代化的进程。在社区参与理论的指导下,找到解决问题之路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课题和任务。     

赋权社区:居民自治的一种可行性路径——以湖北省公益创投大赛为个案

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和自治能力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议题.以湖北公益创投实践活动为个案,引入赋权理论视角,讨论了社区建设困境及出路,认为社区“失权”是居民自治水平低下的主因,而随着制度、经济、技术与心理维度上外部赋权的介入,能够利用社区公益组织载体,有效激发社区自我赋权,从而提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我服务的能力.     

郎德苗寨社区主导旅游发展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

贵州郎德苗寨社区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的形成是当地社区基于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实践而作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该模式下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区传统社会规范的失效，导致社区居民对集体公共利益的漠视，造成了集体效率的损失。因此，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引入外来利益主体，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并对现有制度进行调整，有利于解决郎德苗寨社区旅游发展中的“搭便车”问题，使个人理性逐步走向集体理性。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发展

农村社区发展对于实现我国整体发展目标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认为，由于在社区内部存在物质基础、社区秩序、发展目标和居民参与等问题，农村社区发展受到影响，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将农民组织起来。为使得农民组织化能应对来自社区内部的挑战以推动社区发展，需要营造有利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政策环境，发展具有非经济功能的农民组织，同时建立组织激励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