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实证研究

本文分别利用产业区域集聚程度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考察2006年~2008年我国东中西部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中绝大部分行业的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高,且部分服务业不存在集聚特征;我国服务业集聚区域主要位于东部地区。     

区域视角下新兴产业集聚与产业规模的关系研究

培育新兴产业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引领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而建设新兴产业集聚区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必经之路。依据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集聚与产业规模的形成机理,设计新兴产业集聚与产业规模的度量指标,探究2005—2012年我国各区域新兴产业集聚与产业规模的关系后发现:东部、中部地区的新兴产业集聚与产业规模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且新兴产业集聚与产业规模在区域间呈现相互竞争演变关系;而西部地区新兴产业集聚与产业规模的关系不明显,陷于一种"高增长"下的"低发展"态势。     

新世纪以来我国金融集聚的格局特征与关联演化模式研究

新世纪以来,在经济结构调整、要素配置市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业自身不断壮大成熟的推动下,我国金融产业的空间集聚表现出新的特点。基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就业统计数据,从县级尺度上对我国金融集聚的格局特征与关联演化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金融集聚呈现总体程度较低、但快速提高和局部集聚的整体态势,同时在区域间、建制类型及行政等级间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我国金融集聚表现出显著的、不断增强的空间关联特性,存在集中集聚型、集中极化型、集中边缘型、集中扩散型、一般边缘型、一般扩散型等六种典型的关联演化模式。相应地区应从地区关联的整体视角,在产业集聚方向、与实体经济互动、地区分工合作、制度创新、政策扶持等方面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我国制造业集聚变迁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29个省市区和17个制造行业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相对专业化与相对多样化集聚度进行了计算及变迁分析,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分析了产业集聚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呈现多样化与专业化集聚均衡发展的特征,而中西部地区则具有相对较高的专业化集聚水平,呈现产业结构单一化与非均衡化;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中西部地区相对滞后;相对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对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均衡的区域发展政策和提高经济组织制度绩效的政策建议。     

基于NEG理论的中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比较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派(NEG)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产业集聚还是分散.东部地区本地市场效应与价格指数效应的作用大于市场拥挤效应的作用因而自发形成了产业集聚,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下也逐步形成了产业集聚,但中东部产业集聚的核心要素、集聚所处阶段、集聚条件、内部运作模式、集聚效果均有差异.中部地区应加大对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力度,完善地方产业配套体系及设施,提高集聚产业内部分工协作程度,积极鼓励中小企业集群式创新,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制定较为完善的产业集聚战略与政策,推进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中国典型制造业大规模空间集聚特征及变化

制造业大规模空间集聚引起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论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区位及就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及相对集聚系数方法,分析了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总体及资源、装备、高技术三种类型制造业行业的大规模空间集聚特征、模式及变化。结果表明：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总体呈现明显的空间集中化、密集化趋势;相对于制造业总体,三个典型产业拥有不同的空间集聚模式,其中属于资源型产业的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制造业呈现显著的空间分散式集聚模式,其分散程度有所上升;属于高技术产业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属于装备型产业的汽车制造业基本呈现空间集中式集聚模式,其集中程度有所上升或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产业转移、环境规制与污染集聚:基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变动的分析

环境污染伴随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呈现显著的区域特征,从产业转移的空间梯度看,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正在由经济发达地区梯次转移至欠发达、不发达地区,由东南沿海地区向中部、东北和西北地区转移;与轻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相比,重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更高。污染密集产业呈现空间梯度转移,不仅依赖于产业链的空间演化规律,而且与迁入地市场发育程度和制度环境有关。2003~2013年,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主要转入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安徽、陕西和广西,而同期环境污染状况加剧地区集中在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宁夏、安徽和河北。研究结果表明,污染产业集聚并不必然导致环境污染集聚,及加剧区域之间的环境不平等。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阶段性、不确定性和交替性,基于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集群式转移具有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2013—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证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样本缩尾处理、替换测算方法、考虑政策外生冲击在内的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一线城市>二线及以下”的差异分布格局。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科学技术突破、生产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提出以打造数字集群为主线、以区域协同发展为抓手、以前沿技术突破为重点,希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通过对中国文化产业2005—2009年的集聚程度进行测定,并从区域和行业两个角度分析产业集聚特征,结果发现:从区域视角来看,中国文化产业已显现出较强的集聚现象,且有明显的地域和产业特色,市场化程度高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东部沿海省市,省域间发展极不均衡;从行业视角来看,音像制品出版业、广告业等行业集聚水平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其中音像制品出版业降幅最大;而艺术表演团体、艺术表演场馆、图书馆业等行业集聚水平较低,但其集聚程度呈增长趋势,其中艺术表演团体增幅最大。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农产品加工业对现代农业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利用空间基尼系数、行业集中率和区位商指数,分别从地理空间、市场空间和地区竞争力视角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状况进行系统性分析;进而从资源禀赋、交通便利性、政府行为、市场环境以及农业现代化五个方面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深入探讨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在2007-2017年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在各省的空间分布整体有均衡化发展趋势,但各细分行业呈差异化发展态势;2.中部农产品加工业的地区竞争力不断提升,以东部地区为中心并向中、西部地区延伸的新发展格局业已形成;3.资源禀赋、经济开放度、政府行为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空间集聚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和数字治理三个维度54个指标构建了中国大陆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基于2005—2019年30个省份的数据,探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与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速度较快,其中数字治理增长速度最快,但省际之间发展差异较大,在空间上呈非均衡性分布态势,其中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数字经济发展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平均贡献率达63.2%。随着时间推移,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正逐年减小,但近年来收敛速度有所放缓。此外,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空间分布上呈高—高集聚、低—低集聚态势,且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相邻能够提高本省份数字经济向更高水平的转移概率。因此,实现地区与省际间数字经济的包容、普惠、协调与互促发展是中国数字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与内容。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一体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集聚现象日趋显著,我国已经形成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地理集中空间。集聚效应成为吸引经济行为与金融活动的向心力。为了研究金融集聚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强度关系,通过空间关联度Moran’s分析金融集聚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定量衡量两者的影响机制、金融集聚空间差异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经济发展与溢出效应之间的协同关系;同时论证了金融的深化将随着产业规模达到最优后持续扩张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资金缺口扩大速度超过募集资金速度;金融集聚引起溢出效应刺激了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以扩散的趋势带动着邻近相关产业的发展。     

创新要素集聚与扩散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以江苏宁镇扬地区为例

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是实现要素空间组合与集成的过程,是推动毗邻区域间实现增长传递的重要渠道。江苏宁镇扬地区封闭系统下的科教优势向开放系统中的创新优势的转化,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宁镇扬创新要素在空间、部门分布呈现不对称集聚特征,并形成组织间、区域间创新要素的扩散。宁镇扬创新要素的集聚及扩散产生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集聚与区间创新扩散对宁镇扬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强化宁镇扬创新分工下的集群化发展,将进一步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制造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中部地区相关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8—2011年中部地区制造业30个行业的EG指数和碳排放强度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密集型产业集聚程度的增加会导致碳排放强度增加;高新技术比较集中的产业集聚程度的增加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因此,中部地区应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促进节能减排。     

后金融危机阶段人才集聚启动创新型经济的机理

本文结合创新经济地理研究,反思贸易格局变化和金融危机冲击下比较优势战略面临的现实困境,揭示创新型经济的第一资源是拥有异质性生产能力的人才;空间集聚是发挥人才优势的最佳组织形式,人才集聚基于空间临近、制度邻近、关系邻近促进了隐含知识的生产和共享,牵引需求、相关产业或企业、政府服务等不同元素进行网络化集结,进而通过强化创新激励和提高创新绩效启动区域整体创新和发展转型,因此,后金融危机阶段必须有效集聚和利用全球高级创新要素——人才,服务我国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型升级进程,重建地区或国家的竞争优势:一是以企业或产业发展拓展人才需求空间;二是创新引才模式,利用互补性机制和探索人才“虚拟同盟体”,促进人才及其知识跨越地区或国界流动与传播;三是以政策打造人才流向的区位优势:四是强化人才进一步集聚的人才开发策略.     

西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实证分析

西部大开发已十年有余,目前西部正处于经济增长的徘徊期。前一阶段依靠政策扶持、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渐现瓶颈效应,而集聚经济的引入正好为西部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文章采用产业集聚静态指数和产业集聚动态指数对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现状进行测量,指出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存在工业整体集聚水平不高,产业层次较低,产业集聚受资源禀赋的影响,产业集聚的区际差异较大,产业分散、区域专业化程度低等特征。相应地,文章提出西部产业发展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充分利用资源丰富等优势,创造条件,并逐步形成能够体现和发挥自己优势的产业集聚,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基于地区和行业的实证分析

利用我国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和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从地区和行业层面对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交通基础设施能够对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产生外溢作用,铁路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正向外溢作用明显大于公路,且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2)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外溢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地区层面,铁路对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公路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但对东部地区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并在东部地区呈现"边际报酬递减"特征。行业层面,铁路和公路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产业集聚视角下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利用Super-SBM模型和区位商方法测算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及产业集聚度,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检验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不高,高技术产业集聚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二者均存在东高西低现象;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强度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存在着基于产业集聚度的单门槛效应,当产业集聚度跨越门槛值后,研发投入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因此,应当引导高技术企业研发资金投向节能减排等绿色创新活动,同时积极培育高技术产业集群,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要结合自身工业基础,鼓励有特色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式发展。     

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机理与中国路径——基于全球数据的实证研究

比较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美国城市的数字媒体产业专业化程度高、营收规模处于垄断地位;亚洲城市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数量多,但产业结构处于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链后端,协同辐射效应不强。根据演化趋势,2008-2017年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呈现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中国城市保持稳健发展,并呈现三大城市群领跑全国数字媒体产业发展的演化格局。究其学理性,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有特有的形成机理：一是基于创新资源的生态式集聚机理,二是基于科技与文化深度耦合的集聚机理,三是基于新经济定位与治理范式协同驱动的聚集机理。鉴于此,我国城市数字媒体产业未来发展应立足于集聚效应,强化顶层设计,协同布局并释放“北上广深”辐射效应,加大核心科技研发力度,利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智媒体能级,挖掘自身特色,形成数字媒体产业“东西互建”的发展新模式。     

城市群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以长三角为例

基于长三角25个城市2001—2010年面板数据,本文对城市群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服务业集聚区位熵值大多在1.5以上,产业相对聚集且专业化程度较高,但区位熵值总体呈下降趋势;服务业集聚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应的弹性系数为-0.395,负效应影响明显,表明由集聚带来的该地区规模经济和专业化优势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开始出现逆转,作为一种"经济信号"值得关注;模型控制变量,如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规模、政府干预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等均与经济增长均呈正相关。今后政府对服务业集聚的引导应注重从"量"到"质"的转变,注重对集聚多样化协调、集聚协同产业的发展以及集聚配套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