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宋大诏令集》西夏目诏令系年考

《宋大诏令集》西夏目诏令汇编了北宋六朝皇帝百余年所降给西夏的各种诏令共计66条,内容涵盖赐官、赐物、赐佛经、质问、诫饬、答应等诸多方面,多取材于各朝官私所修政书及有关档案,原始性很强,是研究宋夏关系史、西夏史最为直接可靠的史料。诏令开头,往往可见以“省表具悉”的形式装叙西夏奏表部分内容。西夏文献散佚殆尽,这在有限的西夏文存中弥足珍贵。本文对其中21条诏令的系年作了考订,并对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略作阐发。     

西汉诏令的宗教内容及成因探析

因受儒家灾异思想的影响,西汉皇帝对阴阳灾异比较重视,深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治乱安危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灾异流露出一定的惧怕心理,因而在诏令中出现许多惧词,这使西汉诏令具有一定的宗教特色。灾异学说是儒家思想中的一部分,反映在西汉诏令中,便是惧词与灾异经常相伴随而出现。     

《大金诏令释注》评介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董克昌先生主编的《大金诏令释注》一书,1993年9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大诏令,是古代帝王所发命令、文告的总称.包括册文、制、敕、诏、诰、策令、玺书、教喻等.大诏令集,是大诏令的总汇集.《大金诏令释注》,是继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的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和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南宋·宋绶子孙编《宋大诏令集》之后,我国出版的第三部大诏令集.该书的编纂,共辑录金翰诏令490条.不仅像唐宋大诏令集分类列出诏令,而且增加了详细的按语和注解,总计44万字.从大诏令集中可窥见一代的治绩和兴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十六国与北魏初期诏令的承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十六国和北朝以诏令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并逐渐成为学界共识。这种文学观念、制度化的写作实乃奠基于十六国和北魏初期。此一时期的诏令不仅承继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民族的文学传统，还在以拓跋鲜卑为代表的异质文化的影响下激发出更大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诏令代拟者作为国家行政不可或缺的一环，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和身份意识，并以此构建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诏令作为十六国和北魏前期“文学荒漠”下的潜流，是传统文学断层再造的新生产物，为改变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不均衡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客观上消弭了华夷界限，推动了民族之间的平等交流，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有利于促进多民族文学的一体化发展。     

“乾德二诏令”求是

宋太祖乾德年间颁行的两道有关财政问题的诏令,是学术界用以论证宋代财权集中的最重要的凭依。其实,二诏令要求“悉送都下”的财物只是钱币。因此,它的颁发和执行,收不到后人所说的那种“粟帛钱币咸输京师”、“外州无留财”的效果。而且,即使从其着意要求的钱币方面来看,当时送往京城的也为数很少。但二诏令的颁行却有一个一直为论者所忽略的重大意义,即变中唐以来所形成的财税“三分制”(留州、送使、上供)为“二分制”,废罢了先前那样的“送使”部分。     

汉初诏令与《淮南子》思想兼容性

汉初诏令,悯农怜民,体现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和德行建设。通过诏令创造了开放、自由、包容、活跃、激情的汉初社会,为汉代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诏令情真意切,语气雍容,行文自由灵活,言简意远,影响后代文学,形成汉初文学真切自由、奔放热烈的风格,同时也成就了融合儒道、思想多元、体现时代特色的《淮南子》。     

唐五代“墨敕”与“斜封”辨

本文通过对唐五代墨敕的渊源、特点的考察,及对唐代"墨敕斜封"授官现象的辨析,认为皇帝以墨敕授官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其历史根源与政治传统,在皇权体制下不可避免。唐五代时期的"墨敕"与"斜封"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墨敕是一种运行于官僚制度之外的诏令文书,"斜封"则是一种封缄文书的通行方法。     

唐代宦官养子制度探略

德宗前,宦官收养子嗣之风盛行。德宗时颁布诏令,在收养资格、养子数量等方面加以限制,但却给宦官收养子嗣以制度上的保证,宦官养子在德宗时成为一种制度。养子制度与宦官典掌禁军及出任监军在德宗时的制度化促成唐代后期宦官大权独揽,以致废立皇帝如同儿戏,对唐代后期的政治冲击剧烈。     

《明史简述》记误一条

吴晗《明史简述·郑和下西洋》:“明成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做皇帝。这个短命皇帝很快又死了,再传给下一代,这就是宣宗。宣宗做皇帝时还是个八、九岁的小孩子,不懂事。于是,宫廷里便由他的祖母当权;政府则由三杨掌握。”(页82—83) 继短命皇帝(仁宗)之后的,确是宣宗。但文中所说的宣宗,与史不合,有张冠李戴之嫌,考之史籍,似为英宗。     

关于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

北魏明元帝与太武帝时期的太子监国制度，并非为了皇帝亲征所设置，而是皇帝在京师时设置的。明元帝时，皇帝离京出征时开始置留台，为统筹留台而发展为太子一人监国的制度。以往的研究有皇帝统军事，监国掌内政的说法，但在明元帝时期，重大决策交由皇帝裁断，监国也负担一部分军事任务，皇帝则握有内政上的最终决策权。太武帝时期，监国并未被授予军事权，与军事方面有关的镇也由皇帝亲自处理，皇帝与监国职权分明。皇帝的诏经由监国下达到全国各地，可见监国制度运作极为严谨。     

论唐代科举制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

唐代士人参加科举制策试或私下模拟策试,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时弊,提出应对方案。他们的参政议政资格,只要报名科考即可自动获得。皇帝在开科诏令和策试题目中每每自谦德薄才寡,坦言施政失误,国家危难,恳请考生帮助自己。官方对于时政问题从来不规定标准答案,任随考生自主思考,自由表达。这种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征集、接受意见的诚恳态度,是唐代统治阶级自强、自信的一种体现。“上下雷同,非国家之福”,是时人共识。在这种背景下,策试才能产生一定的匡时济俗功能。然而,由统治阶级举办的策试,尽管可以揭示某些表层化的社会问题,却无力解决社会顽症;再加上残酷、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策试匡时济俗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限制。     

辽代避讳始于何时

赵翼《廿史剳记》曾记载金代的避讳情况。“金人一人二名,其国语之名,便于彼此相呼,汉名则用之诏令章奏。其避讳之法,则专避汉名,而国语之名不避,盖国语本有音无正字也。”其实,汉名之俗,本起自契丹,女真沿袭。所以,这种只避汉名的方法也来源于契丹。辽代皇帝亦一人二     

试析汉代的上封事制

汉宣帝创立的上封事制,是对汉初吏民上书制度的调整改革,是为突破权臣对信息的垄断封锁、确保书呈天子的渠道畅通的制度.密劾权贵宦戚专政,秘密议政指陈得失,是汉代上封事制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的基本功能.宣帝"始令吏民得奏封事",是不限身份地位的允许、倡导上封事;东汉诏令上封事演变为皇帝对百官的强制性、指令性要求,且上封事有六百石以上的资格限定.汉代上封事制有严格的保密要求,谨慎周密地防范泄密、无限期地缄默守密是上封事者应负的责任和义务.     

论北宋诏令中的内降、手诏、御笔手诏

在宋代只有少数类型的内降诏令是合法的,并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而多数内降是不合法的。仁宗朝内降虽多,但得到了大臣的有力抵制。神宗朝内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涉及范围广,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抵制。徽宗朝内降御笔由不合法变成合法。北宋内降的演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朝权力制约机制从运行良好,到逐渐被破坏的过程,随着权力制约机制的破坏,政治决策失误率大大增加,终于导致亡国。     

关于《《宋大诏令集》阙卷辑补》及续文的几点商榷

本文对龚延明<(宋大诏令集>阙卷辑补>及续文进行商榷,在肯定其全面精审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因系年不确而致考证失误、干支换算错误而致系年失误、系年缺乏证据而致误乃至抄录失误和因异说不考导致考证不精的疏失.     

唐代贬官制度研究

贬官是唐代最常用的行政处分手段,唐代贬官制度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贬官表现形式多样,唐代贬官的基本表现形式是降职,除此之外,还包括由实职改任闲职和由京官贬为外官或由内地贬至边远地区任职;二是贬官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从官吏轻微的违纪、失礼到严重的职务犯罪都可以适用贬官;第三,贬官在唐代属于较轻的行政处分手段,但是贬官中的左降官的后果却比笞、杖和徒刑还要严重,在皇帝的诏令中常常将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唐代贬官的广泛运用不仅混淆了刑事处罚与行政处分的界限,而且侵夺了御史台和大理寺的司法权,贬官的广泛运用对唐代法制起了破坏作用。     

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

在封建专制集权政体下,君主下达的有关经济政策措施的诏令,不但反映了帝王的经济主张,而且具有强制和规定以及指导人们经济活动的法律作用。它既是当时客观经济活动的典型化反映,也是政府经济政策的集中体现。可以说,其比一般政治家、思想家坐而论道的经济观点更具实际意义。因此,这部分内容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论唐代的左降官

左降官是在唐玄宗以后大量出现的一种贬官形式,左降官特指因罪而被贬至边远地区任员外官的官吏。在唐代,左降官是一种特殊的贬官形式,左降官不仅集贬官的三种形式即降职、贬为闲职和至边远地区任职于一身,而且左降官在唐代还具有流放的性质。在唐代皇帝的诏令中,常常将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