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人均收入、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对其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与二孩生育意愿呈现"U型"曲线变动关系,即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城乡样本回归后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具有不同程度的城乡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正确的人口资源生育观;保障女性就业公平,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机会成本;完善社会支撑体系,帮助实现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方面提高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对策建议。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是课题组2006-2007年在江苏六县/市开展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本调查从多个角度测量收集了有关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的信息,初步探讨了生育的政策、意愿、计划、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理想子女数、现有子女数、生育打算和政策允许的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差距。育龄妇女对子女作用和子女价值的认识已经变化,精神需求是生育的重要理由。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已不是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才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     

学前教育政策是否有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基于“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研究

在生育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国家支持性政策如何支持更高生育率的问题将是理解未来生育模式的核心，系统分析国家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对个人层面上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1)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显著促进了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2)上述作用对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积极影响更大，但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3)“成本效应”“兼容效应”和“和谐效应”是学前教育政策促进生育率提升的三个重要渠道。政府应加大支持性教育政策实施力度以减轻中国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在提供高质量教育与支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农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尤其要加强支持性政策与生育政策间的协同配合，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迁移经历、生活压力与我国女性生育意愿实现

在我国流动社会与低生育率的双重背景下,以往研究多关注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状况及其二者间的偏离,尚未将二者建立直接联系来分析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释放与实现。对此,本文基于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建构"生育意愿实现度"指标来考察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的影响。研究使用CLDS2016数据并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发现：首先,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多,生育意愿越不容易得到实现;其次,迁入地生活压力的提高是迁移抑制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机制,生育的“经济空间”越小,生育意愿就越难以实现。本文认为,经济因素是迁移群体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关键要素之一,破除收入壁垒与降低育儿成本是释放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双重路径。     

性别公平理论在中国成立吗?——家务劳动分工、隔代养育与女性的生育行为

性别公平理论认为,家务分工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的提升对女性生育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使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国的大家庭传统检验了该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研究发现,中国夫妇在家务分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很高,但是受扩大化家庭传统的影响,中国女性能从父辈那里得到较为充分的育儿支持,且这种育儿支持对女性的生育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相比之下,丈夫的家务贡献对妻子生育行为的影响则很小,且仅在父辈无法提供充分育儿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研究认为,女性日益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制约其生育的重要因素.未来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以积极应对日益严重的低生育率问题.     

生育代价、社会资本与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基于全国样本的监测数据

现有研究大多表明生育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就业质量,生育代价普遍存在。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査的数据,应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社会资本视野下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及其生育代价的变化。研究发现:虽然生育对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水平有消极作用,但这种负向影响会随着社会资本的介入愈发弱化。因此,在生育新政背景下,为提高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减轻其生育顾虑,可能的途径还在于提升流动女性的社会资本存量。     

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研究——兼论性别差异性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性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二孩生育意愿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特别地,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性别差异程度,一是随着宏观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化而逐渐缩小;二是在外出务工农村青年中广泛存在,但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三是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之间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研究结果揭示了在鼓励生育的宏观公共政策背景下,应重视微观层面的农村青年的个体阶层与幸福感需求。     

中国农村家庭生育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农户的实证

文章利用广东省家庭生育状况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使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生育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父母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状况、养老保险参与程度是农村家庭生育规模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影响生育个体的生育理念。重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降低农村生育率的关键。     

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意愿生育性别偏好虽然只是人们的一种主观生育意愿，但会对生育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生育数量不受限制时，人们通过多育来满足性别偏好。当生育数量受到生育政策的约束和限制时，人们往往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满足性别偏好。生产力、文化、社会、经济、政策领域等方面因素是城乡居民意愿生育性别偏好差异的形成原因．应从文化、经济、社会、政策层面削弱城乡性别偏好差异。     

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若干问题研究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使用经济利益手段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进行引导,使其与国家的生育政策相符合的政策和措施体系。在这一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应该对影响意愿生育数量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切实考虑计划生育家庭对社会所做的特殊贡献及其特殊需要,协调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主体内各个部门的关系。     

经济增长、房价上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研究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挑战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加以理论探讨,尚未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本文将全国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与2000年至2015年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数据相结合,研究经济增长与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发现高房价有助于降低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而经济增长则没有显著影响;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儒家伦理和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力小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初期性别干预程度高的城市;女性社会地位、城镇化进程、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地区生育政策等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也有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化发展、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教育并普及新型生育文化,从而继续缓解家庭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试论女性教育降低生育水平的原理

教育降低女性生育水平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文章立足于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视角，阐述了教育降低女性生育水平的原理：一方面教育培养女性的社会生存技能，减少了女性以生存为目的的生育；另一方面教育培养女性全面独立的人格，增强了女性生育的自主性，从而降低了女性生育水平。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

基于1980—2011年间开展的227项关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运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考察了生育意愿的纵向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2000年之后主要表现为"儿女双全"的二孩生育意愿,平均理想子女数基本稳定在1.6—1.8人之间。1980年代中国人生育水平高于生育意愿,随着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二者均呈下降趋势,但是生育水平下降快于生育意愿。1990年之后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即人们实际生育子女数少于理想子女数。这为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在中国的变化趋势提供了实证依据。     

住房财富效应与居住模式对适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在城市住房价格居高不下与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文章通过OLS模型,采用CGSS2018年调查数据和2017年城市房价数据,研究住房财富效应与居住模式对适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住房的财富效应对适龄生育人群生育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核心家庭相较于主干家庭的生育意愿较低;核心家庭偏向生育女孩,主干家庭偏向生育男孩。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结果仍然稳健。建议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重塑主干家庭,鼓励代际同居,以提高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低生育率下生育政策改革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低生育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现状,然后在分析生育率迅速下滑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人口生育率的改革建议.本文认为,为了提升生育率:一是应当改革产假制度,缓解职场"女性歧视",降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二是应当大幅提高生育保险缴存标准,并通过增加现金津贴,设置生育激励基金奖励企业鼓励生育行为.三是应当为积极响...     

我国城市儿童看护服务缺失的社会学思考

我国大多数城市目前还不能提供多样化的儿童看护机构与服务形态以补充家庭的亲职功能。儿童看护服务的缺失会造成妇女就业率下降,加大妇女照顾负担及角色冲突,加剧社会性别不平等及损害妇女社会地位,造成婚姻满意度下降、家庭冲突增多影响家庭稳定和夫妻关系,也导致生育意愿改变及生育率下降,更严重的会导致儿童意外事件增加、死亡或致残从而给儿童家庭造成致命打击等不良后果。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基于转型中国背景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的丰富理论意涵能够弥补既有文献在讨论生育意愿时未能结合个体家庭特征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的不足,为改善生育意愿提供了新视角。研究深入剖析了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的一般理论逻辑,并结合转型中国背景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生育意愿影响效应在中国可能存在的具体机制。实证检验显示,一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对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青年群体间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转型中国情境赋予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具体机制,可以通过心理缓释效应提升青年居民幸福感,通过规范转换效应改善青年居民的育儿态度,进而提升生育意愿。研究拓展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研究视野,有利于中国本土化生育理论的构建,为应对中国低生育问题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政策调整背景下的生育决策研究：范围、范式及其他

生育政策调整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目标家庭的反应。除了要探讨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以外,还需要对家庭的多孩生育决策过程进行考察。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城乡差异,许多农村家庭在政策调整前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三个孩子,生育决策的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城市,研究范式上则选择日常生活研究更为合适。此外,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过程,还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的关系性质与生育决策的逻辑,以及一孩生育研究与多孩生育研究在中国政策背景下的差异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