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地区脆弱性贫困的金融支持研究

以返贫为主要形式的脆弱性贫困的治理已成为我国西部农村地区扶贫开发的新课题. 利用宁夏农村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分析了正规金融对宁夏农村脆弱性贫困的支持现状,结果表明,正规金融、财政扶贫资金对农户脆弱性贫困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而社会资本则对脆弱性贫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正规金融对教育、自然灾害等负向冲击的直接平滑作用大于间接平滑作用,直接平滑作用力度大小依次为: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状况和自然灾害. 因此,提出了重构与宁夏因地制宜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的金融减贫主体架构并重新整合地区减贫金融的增、存量等对策,以期提高西部农村地区农户的脆弱性承受能力并降低农户的脆弱性孕造频率.     

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制度创新

本文在论述了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的成就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对西部反贫困的几个制度创新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1)按照新时期的特点对反贫困战略作新的调整;(2)建立覆盖广泛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3)调整宏观收入分配制度,加大对西部农村反贫困的财政投入;(4)以农户能力开发为重点,实施教育扶贫计划;(5)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为西部农民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6)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生产组织结构的创新。     

我国农村反贫困之路:农业产业化

我国农村尤其是山区长期贫困,是先天条件太差,还是另有成因?对秦巴地区实地调研发现:当地农村土地等自然禀赋未得到规模化生产利用而转为收益性较高的农副产业,这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脱贫的重要因素。因此,当由内而外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无法实现时,实施由外而内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对农地流转的制度倒逼,促成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市场化,是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关键所在。鉴于我国农村土地资源分散,农户个体土地流转意愿不高等现实,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反思我国农村反贫困化路径,提出股田制和股份合作制的农村合作组织形式,促进农户由个体向组织的集中,以增强农户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效率。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与"教育反贫困"战略的选择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十五'计划中期的中国西部农村,哪些特征因素影响农户的贫困状况?选择什么样的反贫困战略?"通过对2004年2至4月进行的大型调查的分析研究,我们将贫困线设定在每人每年637元的收入水平,得到了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估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分析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村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贫困"和自然环境、经济结构、历史因素等构成累积的贫困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选择"教育反贫困"战略.本文立足于这一点,对中国西部农村"十一五"期间"教育反贫困"战略的实施问题进行探讨.     

脆弱性与农村长期贫困的形成及其破解

当前,我国农村长期贫困是一种脆弱性贫困。由于农村农户脆弱性程度较高而导致的承受冲击能力较弱的事实,实际上就是隐藏在我国农村长期贫困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而社会排斥与脆弱性高度相关。与此同时,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制定消除农村长期贫困的基础性政策,应从消除社会排斥的层面降低农户的脆弱性。这样,在保证扶贫成果的同时,既可以保障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和提升扶贫投入的有效性,更能有效防止农民群体脱贫后的返贫问题。     

对全球化时代中国贫困问题的认识

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风险与利益交织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越来越深入的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贫困问题受到了社会各方越来越多的关注。贫困是一个多元复合体，是一个多属性规定的概念。现阶段各种类型的贫困并存，贫富差距过大，贫困问题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贫困有自然方面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应从实施科教扶贫策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采取积极的反贫困措施。     

西部民族贫困社区生活状况分析——东乡族、撒拉族和回族民族社区的实证研究

贫困和发展是21世纪中国西北乃至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面临的极为严峻的生存挑战和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是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突出难点,本文利用对民族贫困社区的调查和访谈数据,从民族社区农户基本情况、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生活等方面,对民族贫困地区社区现状进行分析,旨在发现造成民族地区贫困的基本根源,从而为全面制定新时期民族贫困地区扶贫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云南农村反贫困中的良性互动

云南农村的反贫困事业曾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与全国农村的情况相比,云南农村的贫困状况还是非常突出。在反贫困的博弈中,存在着与反贫目标相悖、事倍功半的现象,而实现决策部门、地方政府和贫困农户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反贫困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性与扶贫政策调整研究

持久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对应着不同的反贫困政策.基于2000～2009年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暂时性贫困在当前农村贫困中已占绝对主体地位,且这种特征具有全局性,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特征农户群组中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相对比重存在明显的差异,暂时性贫困的比重与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持久性贫困则完全相反.因此,在对少数持久性贫困农户继续实施以提高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的同时,应结合当前农村贫困的动态结构特点对未来扶贫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实施以应对收入波动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从而提高扶贫政策的效果.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与苏北地区反贫困研究

苏北是江苏省贫困人口的主要集中地区,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是江苏省实现反贫困目标的重要举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可以有效缓解贫困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小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提高其组织发展能力。但是由于苏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参与农村反贫困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苏北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成效,因而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实现苏北反贫困的目标。     

养老保险制度与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

目前，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等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的功能逐步弱化，需要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反贫困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模式、制度设计、制度实施等环节中。民族地区积极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在预防和缓解农村老年贫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与制约因素。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加快实现人群全覆盖，建立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加大中央财政投入。     

西部大开发中的反贫困新论--以定西地区为例

定西地区扶贫工作完成了历史性转折,告别了绝对贫困,但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稳定脱贫,对其贫困形成机制的认识仍然有限,因而其反贫困的思路与对策的阶段性十分明显.借助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针对定西地区反贫困过程中的新问题和贫困的发生机制,从制度创新角度将反贫困策略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为定西地区的反贫困提供新的思路.     

医疗救助对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研究

医疗救助为低收入家庭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维持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贫困脆弱性是指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运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对上海市城乡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医疗救助制度对缓解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作用;相对于城镇低收入家庭而言,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更高,医疗救助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医疗救助对不同医疗支出负担的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缓解程度也存在差异。     

西部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社会学研究——以甘肃M县四个村为例

贫困与人类发展进程相生相伴,研究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调整反贫困战略、寻求制度体制层面上的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视角出发,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了西部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以及社会关系网等自致性因素;父亲的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以及子代儿时的家庭结构等先赋性因素;社会支持与社会流动等社会性因素在终断/延续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中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分析看反贫困战略的调整

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得以根本性改善.当前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农民阶层性的相对贫困、暂时性贫困更为突出,贫困人口分布更分散,农村贫困有向城市蔓延的态势.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制度不利”造成农民普遍发展机会、权利不均等,农民能力匮乏导致的贫困.必须根据当前农村贫困的根源及主要特征及时调整我国的扶贫战略,才能实现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跨越式发展,真正实现贫困的终结.     

贫困文化视角下的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

贫困文化是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重要精神原因。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要想尽快改变贫困地区的现状,实现农村富裕,除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外,关键在于要解决农村的贫困文化问题,应当着力实施反贫困文化战略,帮助贫困人口重构反贫困文化的价值体系,探索反贫困文化的具体路径。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思路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贫困程度深重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的一个显著特点.我国贫困人口分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少数民族人口和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的重合.要充分认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长期性、艰巨性,必须分两阶段实施贫困地区发展目标.转移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必然选择.     

艾滋病人群贫困的生产、传递与遏制——基于脆弱性视角的分析

艾滋病人群的贫困是艾滋病人群各类脆弱性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它基于艾滋病人群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由艾滋病人群的认知和行为所诱导,为艾滋病人群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利所加剧。贫困具有传递的性质,艾滋病人群贫困的传递包括贫困范围不断扩展的横向传递和贫困在代际之间延续的纵向传递。要遏制艾滋病人群贫困的生产和传递,必须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大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力度、唤醒艾滋病人群的自我发展意识,降低艾滋病人群的脆弱性是针对艾滋病人群的反贫困工作的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七年"阶段,由于政府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重点明确相互配套的扶贫政策,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贫困治理存在治理理念偏差、治理效率不高、缺乏可持续性以及主体单一的不足,同时也面临返贫风险、城市贫困突出等新问题.为此,要加强贫困治理的战略规划与管理,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反贫困合作,落实贫困治理项目的监管与审计,完善具体的项目实施细节,推进反贫困的技术推广和制度建设,坚持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建设.     

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缓贫效应分析——来自云南的证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制度,但其作用主要是缓解贫困而非消除贫困。通过对云南省农村家庭调查问卷的分析可见,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在缓解贫困和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但十分有限的作用,且这些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和民族间差异。尽管如此,农村家庭成员对农村低保制度给予了较高评价。这种主观评价一方面反映出农村低保制度对农村低保家庭成员起到了缓贫解困的作用,增强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农村低保制度在管理运行中存在着公平性不足等问题。应从制度理念、制度管理和运行以及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增强民族地区农村低保制度的缓贫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