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中国的低生育率

本文对我国生育率转变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计划生育的努力目标,我国的低生育率已成为现实。由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育率下降起点高但降幅大,因而我国人口的急剧转型引起社会经济转型滞后而产生诸多挑战。但必须充分认识到,与持续低生育率相伴随的问题,既有消极方面,更有积极方面。生育率下降在带来与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外,也将对我国的教育、就业、妇女地位等产生积极的深刻影响。从发达国家经历看,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零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福利的影响更取决于社会条件、经济形式与制度性因素,因此,不仅人口政策必须要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且要通过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来减少和消除低生育率的消极后果。     

我国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的大趋势与新形势——基于“七普”数据再认识

人口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人口全要素的整体变化,延伸人口发展规律的轨迹。低生育率是未来人口的基本面,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如影相随,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的后果惯性显现,人口分布空间差异日渐明显,均是人口规律呈现的必然和大趋势,难以更改。然而,"七普"数据展现了当前和未来人口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点,超低生育率水平引发人口总量安全、结构安全和流动迁徙安全问题,区域人口流失造成人口负增长与区域发展矛盾尖锐,家庭功能整体弱化带来社会安全隐患等。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长周期的、全方位的、系统性的,面对新生事物,要理性认识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辩证分析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利弊,充分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激活老龄社会的新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负增长问题再认识

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长期积累的结果。文章主要以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基准出生人口比例、人口净再生产率、人口内在增长率以及人口惯性等人口再生产指标分析中国人口再生产方式的历史变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孩次递进人口预测模型,对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和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人口内在增长时期,人口增长过快,在人口内在衰减时期,人口衰减也将具有过快的特征。由于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趋势不可避免,2022年中国总人口进入负增长。中国总人口负增长将处于超低或极低生育率条件下的加快人口负增长,同时也是区域很不平衡及城乡人口构成发生重大转变的负增长。     

人口与劳动科学研究

<正>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出过去的10年中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一是生育率已经接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二是人口增长速度已经非常缓慢;三是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四是人口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在经历了人口迅速转变之后,中国的人口变化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曾经长期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国情正在发生着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将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带来怎样的影响,都     

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本文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2010年间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考察与分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早已降至1.5左右的极低水平,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将不堪设想。重新审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问题,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避免中国未来出现严重人口危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影响中国人口政策走向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中国控制人口在过去30多年取得了全球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计划生育政策帮助中国少生了4亿人口,延迟4年达到13亿人口大关,为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了黄金时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但是,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其生命周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发展显现的主要矛盾是改善人口结构而非简单的强制控制人口数量。未来人口政策的走向需要兼顾超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安全、劳动力供给的人口效应、农村贫困老龄化等三个关键性问题。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

本文针对我国人口发展的新情势进行了理论的和对策性的研究。本文认为,目前中国已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但低生育目标的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首先,中国低生育的实现有其特殊性,是不稳定、不平衡、也不彻底的,生育率转变的任务并未完成;其次,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和转变,我国人口问题的焦点开始从高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转向人口老龄化及其它和低生育有关的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人口问题转型期。从人口再生产规律角度看,中国人口控制的目标并非简单地越少生越好,也非生育率越低越好。最优的生育率调整是超前有序的。由于低生育及其新人口问题的出现,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力开始受到挑战。本项研究是对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拓展。     

贵州省育龄妇女生育率变化趋势探析

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客观准确地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对于科学地认清人口形势是很必要的。本文主要根据《贵州省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以及《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对近10年来贵州省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和孩次别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年龄别生育率 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是分析妇女生育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用以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的年龄分布特点。     

浙江省21世纪适度生育率研究

本文系“持续低生育率的挑战与建议”课题研究报告中的一部分。文章以我省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为出发点，研究适度人口量的上限值，再结合人口年龄结构合理化，从数十种生育率方案中选择比较理想的２１世纪人口发展理想模式。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明确提出，浙江省普遍实行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的最佳时机是２１世纪中期，当然这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宁夏人口结构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宁夏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0年来宁夏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居不下、城镇人口逐步超越乡村人口等,这无疑对传统经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文化习俗等产生剧烈冲击。如何应对人口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冲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低生育率的社会学后果研究

一、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水平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经历了 70年代迅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之后 ,于 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分水岭 ,即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又进一步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进入 90年代 ,中国人口生育率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之下的人口比重由 80年代末期的 33 %上升到 1992年的 82 %① ,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发生了质的飞跃。世纪之交 ,我国总体人口继续保持着低生育水平 ,1999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仅为 1 8,低于更替水平许多。就世界范围来看 ,我国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水平 …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论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宏观经济社会效益

人口生育率下降，取得理想经济社会效益，应有必要的经济社会条件相配合。只是单纯的人口生育率下降，难以取得相应的经济社会效果。从我国历史和外国经验考察，人口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环境的巨大变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经济效益。研究人口生育率下降的经济社会效益，是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待深入研究与解决的新课题。     

必须重视对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心理因素的研究

<正> 目前,世界上关于生育率的研究,已在人口科学领域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生育率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存在和更替,社会人口的增长,几乎完全依存于生育率的变化.只有通过生育率的变动,人口才会扩大,因此,有些人口学家干脆将生育率看成是决定人口势态发展的正力     

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研究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人口学根据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生育率转变的标准模式，即经济发展是生育下降的唯一动因。本文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有别于传统的标准模式，即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为生育率下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表明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走的是一条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的特殊道路。     

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对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认识与思考

以生育率下降为核心的人口转变是人口变动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自然引致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我国的实践说明,在低发达水平条件下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也可以实现人口转变,但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政治成本,并造成"未富先老"等严重的人口社会经济问题。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应该从深层次上进行反思;对当时承诺只用于"一代人"、已达到预期目的、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尽快做出调整。     

生育率变动的社会经济后果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人口科学研究中断近20年以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刚复兴的人口学界一开始就面临着人口爆炸的挑战,亦即,由于人口增长始终迅速,中国人口比建国初期已翻了一番,庞大的人口业已构成中国现代化的负担,并且增势依然猛烈。在这种情势下,学术界对人口控制的关切胜过了其它方面的研究。如果说,学术界对生育率变动的后果还有所研究,那么,这种研究主要在于高生育率变动的后果方面,对于生育率下降的后果研究则是空白,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