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神信仰与黄帝

先秦以周王朝为代表的华夏诸国信仰的至上神“天”,原本是周人远古始祖之名。天鼋是天族分支的族号而不是人名,周人祖先是天而非天鼋(轩辕)。西周建国之初武王为天所上尊号黄帝,后被讹传为轩辕之号。之所以周王称为“天子”,周人在立国之前一直祭祀天而不是帝喾或天鼋,是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是天之后代。周人最先借用表示其祖先意义的“天”字来代指同音的天空之“天”。在世代文化传承的历程中,天神虽然名称没有改变,但是其内涵由祖先偷换为自然之天,人天关系也由有亲变为无亲。至西汉董仲舒使天人重新有亲,已经不同于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祖先崇拜,而是兼哲学和神学意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化。华夏天神信仰原本是祖先崇拜,不是自然崇拜,更与观念神无涉。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探讨,如果能从原初的人祖阶段开始,也许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徽州傩与池州傩——兼谈傩戏、目连戏、徽戏的综合开发利用

傩,是中国古代一种原始的文化现象,《辞海》里说：它是一种用于祭祀天地、日月、山川、祖先或神鬼的仪式舞蹈,并把它归类为：“祭祀舞蹈”或“面具舞蹈”（因它的特点是戴面具表演）。据考,这种古老的祭祀舞蹈,源于原始社会对图腾的崇拜,大约在商周时期就有表现．至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它最早的形态只是一种为了驱疫逐鬼的祭祀仪式;后来祭祀者或因兴奋,或为娱神,     

周与戎狄的杂居及其相互依存关系

周是一个很古老的部落,传说周的始祖后稷,名弃。其诞生的邰地在今陕西武功县境内。周在弃时由母系氏族社会过度到父系民族社会。 周人自其始祖弃为虞夏的稷官(农官)起,周之后嗣继弃为稷官者不止一人。及夏后氏政衰,不复务农,周人便失去了世代相传的稷官,离开邰地而投奔戎狄之间。虽然,关于投奔戎狄的周室祖先究竟是不窋或是公刘,史籍存在不同的记载。但周人在不窋或公刘时即投奔戎狄之间,而且是在夏后民政衰的夏代末年,亦即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夏桀年间。这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明确的,从此可见周人与戎狄杂处在一起的肘间是很早的。     

孔子鬼神思想管见

<正> 孔子提出的以祭祀为核心的鬼神思想,是在周人鬼神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之这就有必要先对周人的鬼神思想作一检讨。殷周时代,鬼神迷信风靡大地,隆盛至极。殷人以祭天炽著,一切佑命于天。文王伐黎,兵入殷境,纣王犹高枕于“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而无忧。周人则恪信“天命靡常”,除了祭天之外,更频频祭祀祖先神。金文《杜伯须》载文:“杜白作宝盨,     

论周文化中朱鸟赤凤崇拜的原型、蕴义及演化

论周文化中朱鸟赤凤崇拜的原型、蕴义及演化王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史记·封禅书》曰：“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赤乌”即朱雀、朱鸟，它是周人崇祀的对象，实际上也就是周人的赤色凤鸟崇拜，在周文化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探索周人所崇祀的朱鸟──凤凰原型、...     

朝鲜民族与满-通古斯诸民族民间叙事文学中的神树象征意蕴

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原始先民的神树崇拜以宇宙树信仰为起点,在漫长的原始氏族制社会中先后扮演了生命树、神灵树等角色,并逐渐演变成“高杆”、“索莫杆”、“托罗杆”等神杆以及“托若树”、“祈年树”.它们是宇宙树、生命树和神灵树的复合体,祭祀的对象是天神、祖先神和自然界的神祗.     

对殷周之变的再探讨--以殷周"德"义变迁为线索

学术界长期将“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中的“德”解释为“德行”、“德性”,夸大了殷周之变的文化意义。考释甲骨文、金文中的“德”,可知殷周时期的“德”乃“祖先祭祀”之意。周革殷命以后,在“天命靡常”的忧患下,周公的宗教改革并没有“疑天”,而只是将“德”从单纯的“(牛羊)献祭”改良为“(心行)献祭”。本文以雅斯贝斯的轴心突破理论为观照,将殷周之际“德”观念的变化以及西周之“德”与此后孔子儒家之“德”之间的关联性和突破性作为考察对象,得出殷周之变作为前轴心突破的起点,其文化变迁的方式依然是整合式的结论。     

秦代宗教之历程——原始帝神在秦代的复归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殷商帝神崇拜的热潮渐次销寂以后,周代文化中人的主题作为历史的淀积与哲学化的产物,经两周特别是战国社会的动荡筛选以后,已日趋明朗。所谓人的主题,自然与欧洲人文时代的人的主题扦格不入。这是一种在礼制规定下以牺牲人的本性为代价而产生的特殊人——祖。姬周代商,神、祖随之易替。原始宗教的内容也由对超自然的信仰对象转而变成超部族血缘界限的信仰对象。周亡秦兴,合理的逻辑进程应是这种畸形变种的人文主题——祖先崇拜在秦宗教中进一步深化弘扬。但是没有,即便在周、秦代际叠合的百余年间也没有!相反,在秦获得独立的国格以后,虽然正处于六国以祭祀祖先为主     

卜辞中的殷人祭祖礼

《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郑注:“谓内宗庙外朝廷也。”表明殷人宗教信仰之深,把敬鬼神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殷人尊崇的重点是祖先神。殷人绝大部分祖先都有受到隆重祭祀的卜辞记载。这表明殷人对祖先崇拜的重视。 殷人祖先神多被分为若干组进行祭祀,其目的是为了遍祀诸位先祖而避免遗漏。卜辞中有:二示、三示、四示、五示、示六、七示、九示、十示、十示又一、十示又二、十示又三、十示又四、廿示、廿示又三、大示、元示、上示、小示、它示、下示等直系或旁系先王之集合庙主。     

晋南稷王文化地域考与新绛县稷益庙壁画之图示语言

山西晋南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后稷作为农业始祖在此缘起。后人为了纪念其功业在此修建了许多祭祀后稷及相关农业始祖的庙祠。在这些遗存当中,有建筑、绘画、戏曲和雕刻等大量的艺术形式。笔者进行了大量的考察,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将晋南稷王文化的地理文化资源与历史文化价值进行了整理,尤其是对稷益庙壁画（国内唯一以农耕稼事为题材的壁画）进行了系统的图式语言分析与艺术文化考证,全面论证了晋南作为稷王文化始源地的历史依据。     

“秦赵同祖”析

过去常听到“秦赵同祖”的话,查阅史记,觉得此说有据。依照《史记》“本纪”诸篇的记载:夏的祖先鲧,商的祖先契,周的祖先弃,秦的祖先伯益,都是传说中黄帝的后裔。在氏族和部落形成的时间上没有先后之分,只是由部落往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速度上有快有慢。据记载,在虞帝舜时,鲧的儿子禹治水,功劳卓著;商的祖先契为司徒,“百姓亲和”;周的祖先弃“主稷,百谷时茂”。这三人都成为舜帝的贤臣。而     

补释甲骨文 字——兼论商代存在“服”制

甲骨文 字像用手按人项部迫其使跪伏,恐其起来反抗而仍以手持其项部,会制服、使之服从之意。可隶写作反,甲骨文中常以之为祭祀的人牲,其来源于战争或某族所献之异族、异国之人,商王用之祭祀祖妣,是以制服的形象献给祖先,供祖先享用役使。通过这种办法来求得祖先神降福保佑。跪伏形象不仅是屈服的遗存,也反映了商代人们日常生活的状态。在跪伏的状态中表示绝对的服从,就能够听候命令,接受差遣。服制之服源于 字的制服之义应无疑意,周人将殷商的政治结构称为“内外服”亦有其渊源。     

西周德观念的宗教神学渊源及其内涵之演变

在殷商王朝的社会潜意识里,神是站在殷人一边的.周公别出心裁地以德来解释殷周鼎革的正当性.周公的逻辑思路首先把上帝塑造成正义的化身,惟德是依,德在周家,故周革殷命;其次引入天的概念,移花接木,最终成功地将殷人的上帝置换成周人的天帝.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周人文化核心的德观念自身也经历了从天德到人德的演变过程,德观念最终从宗教神学的阴影中走出来,表征着“人道主义之黎明”伟大时刻的到来,并内在地决定了中华文明以后的发展方向.     

浅谈后土与后土崇拜传统

后土曾经是自然神、文化英雄和祖先神。它由古代神话里的神进入正统道教神龛里,变为四御之一,被民间宗教收为老母神,又演变为民间信仰里的娘娘神。本文认为后土崇拜是一种膜拜仪式,是神话与仪式的交互作用,它至今仍然存活于华北民间社会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后土信仰具有类型化特点,它以庙宇为依托,以神社为实体,以祭祀和社火的仪式为通神的媒介,以适应民众的基本心理需求为旨归,以神话叙事来体现信仰传承的普化性。后土信仰渊源于古代神灵与祭祀的传统,是国家正祀演变为民间祭祀的产物,其时间当为金元以后,特别是明末随着道教走向民间而形成的。     

祭礼中祖先的“在”与“如在”

古代祭祀礼仪会择取一个实物代替逝去的祖先，周代以前用尸，后代又出现了神主牌位、祖先画像等形式。后嗣面对着祖先的象征物，表达哀思和祷祝，也在想象中祖先的“注视”下确定着宗族文化的传承和自我的身份之名。祭礼中的祖先既是具象化的临在，又在想象中被后嗣加工重塑，成为宗族文化的符号，以有形和无形的存在影响着后人。     

商汤迁夏社研究

“社”原是先民们对自然土地的崇拜，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部族的融合，“社”的文化内涵不断演变，后逐步融合英雄祖先崇拜，成为政权的象征。大禹治水有功，被夏人尊为“社神”。商汤灭夏后，欲迁夏社。“迁夏社”乃变更社神之义。文献中把“社”“稷”二神对举，稷神原为“烈山子柱”,商汤变更为“周弃”,这种行为称为“迁”。对于夏社“社神”,商汤计划也采取类似方式，此举引起遗夏势力的反对，被迫终止。商汤命伊尹报祭夏社，表明灭夏兴商得“天命”的正当性以及商政权建立的合法性。     

从《雅》《颂》看周代贵族“德”的观念

周朝取代殷商后,为了巩固政权,稳定天下,统治者十分强调“德”的作用。特别是到了幽厉时代,天子失德,天下大乱,此时提倡“德”更为必要。《雅》、《颂》的作者不仅形象地反映了周人失“德”的事实,还从正反两方面来提倡“德”。从反面提倡“德”,即揭露和批判朝廷的腐败现象。正面则着眼于颂“德”,以确立道德原则。周人提倡“德”,除了时代的需要,还跟周人“天命靡常”“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和周代的宗法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商代青铜器兽面纹内涵探析

商代青铜器“兽面纹”的艺术特征与商宗教思想体系紧密相联。“兽面纹”即“神面纹”,代表的是帝、自然神和祖先神的形象。“兽面纹”无一例外都凸显“神之眼”这一部位,目的是在祭祀时更好地沟通神界与人间。兽面纹的辅助纹饰动物纹可能是帝、自然神和祖先神的侍从,也是神界的一份子。神面纹在商代的大量出现,体现了商代以神为本的浓厚的宗教氛围,其背后是商王族天生受佑于神从而建立政权合理性的意识观念。     

甲骨卜辞中所见商代的军事祭祀

商代的军事祭祀类型众多,仪式繁复,贯穿于战争始末。商代军事祭祀活动已由较早的图腾崇拜发展到祖先崇拜,并把祖先神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以此,对祖先神的祭祀贯穿于战争的各个时期,而上帝和自然神,并没有成为军祭的对象。商人对于神灵的崇拜以及军祭在战争中的广泛运用,都说明商代战争是深具宗教意义的战争,神灵在军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社稷神性新考与周人的政治信仰

社稷是在天神之下分离出的另一世界。是周人的宗教中“属民”的地祗。社主乃以“示”字为偏旁,表示先人精灵之所寄,祖先灵魂之所依托,所以要立一石头或植某种树木来表示地祗之所在。姜亮夫曾在考释“神”字时这样认为:“考甲文中表示有宗教‘灵感’一类的字,都以示为偏旁,为先人精灵之所寄,则示字当即原始神字;示音与神为双声,此字乃大石文化时期的大石纪念物menhir,与古代欧洲凯尔特Celtic民族之墓标Dolmen,或古英格兰人之iromlech相同,现在四川、辽宁等省,还有遗存,其制在地上立一块或几块大石,上面盖一块大石”。然而,根据古书的记载,作为社主的有石、有木、有土。《论语·八俏》:“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粟”。《墨子·明鬼下》:“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