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学科论争之思考

一个新学科的建设总是充满了矛盾、斗争,以及必然会有的各种论争。传播学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就经历了各个层面的论争。通过论争基本解决了传播学研究的起点问题,概念问题,生存空间问题,道路问题,方法论问题等等。可以说传播学在中国的30多年就是中西传播研究领域和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30多年,是我国学界在探索、论争中前进的30多年。对这些论争进行分析,展现我国传播学学科发展的轨迹,对一些学科建设问题提出思考。     

“依赖”与“原创”——关于我国传播学研究存在问题的若干思考

20多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不少困惑、隐忧和问题。主要有:西方理论的支配;西方方法的支配;个案研究方法的误解与贬值;人文与科学价值的旁落以及研究意义的缺失;对中国现实社会中的重大问题缺乏长期的实证研究,至今没有产生这方面世所公认的力作;中国历史文化资源被遗忘;缺乏充分的学科合作;中国传播学学派尚未形成。现在非常有必要对我国传播学研究从学风、文风、研究目的、方法、路径以及学术规划等基本问题上逐一进行反思、检讨和总结。     

二十年来清代苗民起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清代苗民起义研究曾是历史研究领域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们对清代苗民起义研究成就斐然。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国内学者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论著多为具体史实的罗列和阐述,缺少理论的色彩和分析;另一方面,对个案的研究得不够深入,研究方法单一。国外学者主要表现在:日本学界的"地域社会论"缺陷是缺乏关照国家层面与地方社会的双向互动,难以从总体上理解中国;美国的研究过于强调"社会科学化",过于理性、过于功能化地探讨地方社会的研究方法往往容易停留于浅表的层面,并难以全面地把握历史过程本身。通过回顾苗民起义研究成果,其焦点主要聚集在对苗民起义的性质的界定问题上。过去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显然是不够的,而应回归到历史的本位,从更广阔的视角,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讨苗民起义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系。综合所述,有关苗民起义的研究完全可以重新研究,也完全可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

本文较为全面、深入地考察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情况,总结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五个特点:领域不断扩大、密切关注现实问题、更加规范、与境外传播学界的交流和合作增多、更加深入。作者预测近年中国大陆传播学将出现新的研究高潮,并认为我国传播学研究只处于起步阶段,当前尤其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做好全国传播学研究的组织协调工作,二是增进对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情况的了解和把握,三是大力加强实证研究。     

寻找听众:中国传播研究的需求与使用

谁是传播研究的听众?本文以这个知识社会学所讨论的问题为视角,回顾了中国传播学30年来寻求学科正当性的过程.为了让"传播学"在中国立足,作为传播学在中国最早的听众,中国的新闻研究者适应现实需求,试图向不同的对象证明传播学的有用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播研究一直未能建立起第一代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独立性和主体身份.如果中国传播研究要向前发展,这一重要问题值得中国的传播研究者深思.     

原理·传统·政策——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体系的一种类型化研究进路

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对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缺乏一个统一的讨论平台,而且容易陷入价值争论.作为一种突破性尝试,我们可以从实证的视角来观察问题,对民诉法基本原则体系采取一种类型化研究思路,并通过"原理·传统·政策"这么一种理想类型的建立,将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分为原理性原则、传统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三种类型.这样一个类型化研究思路一方面可以有助于对中国民诉法历史发展轨迹形成理解性解读,同时还有助于造就一个开放的基本原则体系来实现民事诉讼法对社会发展的回应.     

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

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本文讨论当下中国文史学界,可以如何通过改变研究视野、研究立场以及研究方法,来开拓传统文史研究的新局面。作者尝试提出:第一,从周边看中国,可以改变过去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的时代和以西方为唯一镜子的时代的中国自我认识;第二,通过对海外中国学的批评和研究,了解他们与中国本土研究者在方法和思路上的差异,可以明确中国文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自觉立场;第三,提倡交错的文化史研究,可以避免研究领域和研究资料的偏狭。以上构想,也许可以拓展文史研究的新视野,追寻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新资料、新方法和新典范。     

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深层结构

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历来存在着文体混杂的问题.该文则试图从小说作为叙事文体出发,对叙事的内在特征--深层叙述结构进行分析,从这一角度梳理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内在趋势和文化意义.文章探讨了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3种深层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的正史结构、从情感逻辑出发的历史批判性叙述结构、作为欲望宣泄的民间文化叙述结构.这3种深层结构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先后展开,形成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和文化发展中从正统到精英、而后又到民间的内在趋势。     

比较视野中我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研究

针对1996年至200c5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和JMCQ上发表的所有研究论文,从发表时间、作者构成、主要研究范畴、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认为:副教授与青年学者是研究的主要群体;实证研究将是主要的研究方法;简单数据分析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形式;从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内地的新闻传播学侧重于采用人文研究的方法,这与我国的传统人文研究历史悠久、传播学引入时间短暂、实证研究学术氛围尚未形成有关.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要求,在严格的学术科研规范下充分利用手机与网络等现代科研的重要媒介.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确立时间研究反思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等发生过重大影响,不仅国内学者重视,它也深受国外思想家、政治家的重视和好评,因此,加强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在研究其确立时间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分歧,影响了对它的研究和探讨。在此,作者将对诸种结论进行综述,并尝试指出用新方法来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