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驭夷”方略,变得袅弱无力。在中国近代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将传统的制夷之策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思想、均势思想结合起来,产生了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但最终这一策略还是归于失败,失败尽管屈辱,却也使中国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由此开始。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中国的外交方略发生了重要转变。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将“以夷制夷”为基础的既定方略转变为诉诸国际法进行抗争;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又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条约体系、运用国际法准则制衡列强的方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以这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为起点,中国外交开始与现代国际政治逐步接轨。     

19世纪初东亚话语体系刍议——基于《使琉球记》《琉馆笔谈》《燕台再游录》的考察

在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型过程中，东亚外交话语体系依然奉汉文为尊。《使琉球记》《琉馆笔谈》《燕台再游录》等三种东亚使行录资料，生动而又具体地展现了清朝册封副使李鼎元、琉球文人外交官杨文凤、日本汉学家石冢崔高、朝鲜燕行使柳得恭等人“以笔代舌”的跨国交流与沉默外交，勾勒出空间范围涵盖北京、福建、琉球、台湾、萨摩等地的近代东亚外交生动画卷，廓清了首部中琉辞书《球雅》的来龙去脉。19世纪中后期“汉文”上升为近代条约的外交话语体系，彰显了汉字持久辐射力与国际影响力。     

中国战国时期均势政治与近代欧洲均势政治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战国时期虽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更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然而,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诸侯争霸斗争确立的“七雄并立”格局、“权力政治”观念的兴起,以及“合纵连横”外交战略的不断实施,无不体现着现代意义上的大国博弈和均势政治.战国时期的均势政治与近代欧洲的均势政治在表现形态、维持手段、瓦解原因上存在诸多相通的方面.     

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看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

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转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关乎世界近代史与近代国际关系,不仅对中国现当代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也对于世界的发展有广泛影响。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不仅能对历史上的外交政策有更清晰的认识,更对当代外交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尽管对于近代中国外交,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是对于近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外交制度或是外交人物的研究,较少有从体系变迁与外交政策变迁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并且国内研究大多是以“侵略说”为主,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造成的被迫转型,而国外学者,以费正清为代表则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是“冲击一反应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片面观点。该文以一个相对客观的,多角度的研究近代中国体系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的转型以及其所带来的外交转型的意义及影响,并希望通过对于这次成功的外交转型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的外交能有所启示,以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活动。     

论20世纪初期的美俄关系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资本主义列强为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而掀起了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激烈角逐。一时间“均势”不断被打破，局部战争不断出现，国际危机也随之不断加剧。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列强又掀起了一场缔约结盟的热潮，那场被称为“外交革命”①的国际关系争斗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美俄关系又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不仅关系到美俄两国的政治经济利益，还关系到日本、英国、朝鲜的利益，特别是关系到中国的权益和命运。日俄战争的结果打破远东国际关系的“均势”，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形成了“均势”；日俄战后俄国追求的是与美国重建友谊而不是联日拒美；美国在争夺东北亚的斗争中失败不是由于日俄的联合抵制而是美国人自食恶果；中国清王朝以夷制夷的方针再度破产。     

当代美国学者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多元视角考察

如何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视角探究中国外交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对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研究中国外交与战略的重要考量.客观上讲,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还没能为国际关系学创造自己的理论,但其自身有着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正在不断地融入到国际关系学的大学科中.一些美国学者把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脱离了国际关系学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本身,归咎为中国决策过程缺乏一定的透明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偏低,中国在国际制度中行为数据较少等.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认为,美国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它不愿意或不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创建’理论,不能把‘中国案例’纳入到学科辩论中.”①本文对美国中国外交战略研究正在吸纳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中的概念、实证研究视角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述.     

中国一中亚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政党外交:战略价值、独特优势与路径选择

在中国同中亚国家建交三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倡议。三十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中亚五国成为中国周边“战略伙伴集群”。中国共产党精准把握“时、度、效”,根据不同时期中亚国家政党政治发展、政治转型特点和趋势，积极调整与中亚国家主要政党间关系，在打击“三股势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维护地区稳定与繁荣等问题上凝聚共识，互利共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最本质特征，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扮演国家间总体外交的“排头兵”角色。在“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历史契机下，中国同中亚国家间的政党外交必将彰显其独特的战略价值和作用，为深化国家间政治互信和全方位互利合作提供全方位指引，推进中国一中亚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浅析20世纪30年代前期波兰外交战略的调整

20世纪 30年代前期 ,国际局势跌宕起伏 ,各种力量重新组合。地处苏联、德国夹缝中的波兰 ,进行了外交战略的调整 ,试图在三方力量之间搞平衡外交 ,这一举措严重冲击了当时的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作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欧国家“安全困境”的典型 ,波兰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塔列朗与近代国际社会的营建

塔列朗作为法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其外交活动始终以法兰西民族国家利益为准绳。塔列朗是一个具有时代感的外交家,他和拿破仑的分歧,实质上是近代外交理念与前近代外交理念的冲突。他的外交实践,促进了“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天然疆界”与“势力均衡”等一些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关系惯例和准则的强化与确立,对于近代国际社会的营建及发挥功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鸿章“以夷制夷”新论

李鸿章面对史无前例的“变局”和“强敌”,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试图通过“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争取实现自强的安定环境,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他赋予传统的“以夷制夷”以新的内涵,大胆地利用国际均势主义、利用矛盾,为中国赢得了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这是应当肯定的。清末自强运动失败,李鸿章的外交政策亦随之破产,其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     

甲午战前中日外交政策思想比较分析——由中日两国宣战书谈起

清政府以“华夷秩序”的封闭与斥异性为主导的外交思想造就其在对朝问题的处理上固守着传统思维,运用着僵化、保守的“以夷制夷”外交政策。而日本在德川幕府中后期“日本至上”的外张性指导下的外交思想,在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洗礼之后,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展开了血腥的对外扩张战略。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不言自明。     

论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以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对朝、对清交涉为主线

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过程,也是东亚国际关系从前近代性向近代性过渡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日本首先尝试对这一秩序作出调整,与中朝两国相比,日本吸纳了西方条约体系,主动挑战旧有的东亚秩序,尝试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以完成对朝、对清交涉为目标和手段,从多个层次完成了自身的外交近代化转变,同时也促使中朝两国对东亚外交政策作出了调整;近代日本在羽翼渐丰后,遂以欧美列强的方式对邻国实施侵略扩张。     

法律近代化与律师公会制度的建立

《大清律例》是传统法律的集大成者,但康乾时期仍开创了“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修例原则。近代中国发生“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晚清政府反而停止了修例,表明传统的法律已经不能适应转型的近代社会。“以夷制夷”没能有效地治理外国人,反而丧失了“治外法权”。为废弃“领事裁判权”,晚清政府移植、模仿西方律师制度,启动中国法律近代化。近代西方将律师界定为自由职业者、律师公会为非政府组织,近代中国在定性自由职业者与社会组织性质的同时融合了中国元素,建构了国家与律师公会双重治理模式,规范了律师公会治理体系,建立了律师公会制度。     

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国家至上”原则

“国家至上”,作为近代欧洲的一种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于17世纪的法国。它在法国及欧洲的实践,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大一统国际体系的瓦解和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并开启了以现实主义原则指导近代欧洲外交的传统。在理论层面,“国家至上”原则对现实主义发展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它标志着民族国家被确立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单元;它为“国家利益”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早期观念形式;它催生了近代欧洲均势外交的共识,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均势理论的发展。     

珞珈学人谱

罗志刚 教授 ,博士生导师 ,1 946年生 ,湖北武汉人。 1 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1 984— 1 986年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大学进修。现任武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理事 ,从 1 993年起为享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罗志刚教授一直潜心从事现代欧洲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工作 ,“七五”、“八五”期间曾主持和参加多项省部级及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研究。近年来 ,他在争取国际合作项目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1 999— 2 0 0 0年 ,主持和完成了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英美特殊关系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     

从《湘报》看晚清外交观念的变化

面对近代四方陵夷的困境,《湘报》在继承传统“自强”、“和戎”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外交观念,提出了“守约和夷的平等外交观”、“联夷抗夷的平衡外交观”和“自强制夷的实力外交观”等外交思想,利用《湘报》这个传播平台,将之传播于晚清朝野。这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观念,对于开启民智及其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解读及其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现代中国外交决策深受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影响,这既是中国外交决策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外交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本文首先回顾了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内涵,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参照,对义利观进行了现代解读,最后分析了儒家义利观对现代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19世纪中后期中日外交取向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后期 ,中日两国因受西方的冲击 ,在外交近代化上表现出本质不同的两种取向 ,中国基本维持传统的华夷体系 ,而日本转变为近代外交体系。二者思想方式转变的不同与其在原华夷体系中所处的核心和边缘位势密切相关 ,中日两国正是基于对西学文野的不同认知 ,而形成了相异的对外战略和策略     

试析坎宁推行“反干涉”外交政策的国际动因

乔治·坎宁是英国19世纪20年代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托利党革新派。坎宁在1822—1827年任外交大臣期间,打着“反干涉”的旗号,支持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及希腊革命,反对神圣同盟,扭转了英国近代外交的路线,恢复了英国在欧洲外交的主导地位。以当时英国的国内情况和国际形势为背景,通过分析坎宁推行“反干涉”外交政策的国际动因及其成效,探究“反干涉”外交政策对英国近代外交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