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北宋前期世风和文风重塑的重要范型

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凤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西晋士风与"缘情"说的盛行

西晋时期,由于儒学礼教的衰微和玄学的兴起,社会上形成了"重情轻礼"和"以情为美"、"以悲情为美"的士人风气.在这种士风的笼罩和推动之下,文学理论领域著名的"缘情"说盛行一时,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鸿都门学”的建立与汉末“文人群落”重组

经过长期发展,汉代士人群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格局:经学士人居于统治行列的上层,上层文士虽然与经学士人有巨大的差别,但他们已完成经学化改造,与经学士人一道成为维护上层统治的政治力量。"鸿都门学"蕴含着阶层变动的历史背景,一向被士大夫阶层轻视的下层才艺之士借助汉灵帝及宦官的势力得以封官拜爵,大量地进入到素来被士大夫所把持的统治者行列。这一举动打破了汉代传统的士人群体构成格局,各层次人群激烈的斗争,带动了各文化势力的变迁升降。这一历史变化对曹魏文人、文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     

再论《桃花扇》中杨龙友人物形象

《桃花扇》中杨龙友亦正亦邪、左右逢源,人物形象不同以往。在他的身上,不但承载了戏剧文学作品的价值使命——穿针引线,推动情节发展,更是再现了明清之际的文人士子迷恋风月、辗转宦海的生活状态,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文人士子矛盾迷惘的生存精神状态。     

在朝在野两种玄学交互作用下的晋代士风

两晋士大夫崇尚玄学,行为放达,任官不尽职守,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新士风。这种士风的形成历经了西晋初年、晋武帝执政后期与元康时期三个阶段。激荡这股士风的,是在朝与在野的两种玄学,两者虽在理论上有诸多不同,却都在反传统的方向上推进着士风。士风由上至下推行的权力基础是名士掌握的社会舆论,由此影响国家选举。而玄风熏染下的社会并未实现名教大治,主要原因是玄学美化了社会的原生态,民风又受到社会上层放纵风气的影响。士风的流弊与士族对权力的独占造成许多士人的保守倾向,自立于时风之外。但是他们仍在基层社会主持着名教清议,以“乡曲之誉”约束着士人。     

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心灵契合——透视黄仲则爱情诗的情感特质

黄仲则是乾隆时期混迹于社会上层而实属社会下层的文人.他以雅文学--诗的形式写作,其思想内容却与正统文学不符,表现出与俗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契合.其爱情诗中所表现出的爱情观与感伤情绪更是如此.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以仁宗庆历之际为中心

北宋政治在古代文人政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仁宗朝庆历之际发生了两次著名的诗文干政事件,即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与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文人利用文学这一媒介,通过有效的传播手段,既对自己所认同的士人进行热情歌颂,也对当时站在士论对立面的士人进行了严厉审判。但是这样的审判并不总是公正的,"诗文干政"虽然是文人政治文化高度发展和士风张扬的结果,但也可能出现以文人意气代替行政理性,以道德评判代替政治是非的做法,从而成为影响士风丕变、颠覆和谐文人社会的重要因子。     

魏晋士风与庄子

庄子与庄子思想对魏晋士风的产生及其各方面均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庄子思想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其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刘裕北伐后秦与士族文人的转变

北伐后秦,是刘裕代晋建宋的最后准备,除却建构取信朝野的疆场功勋以外,刘裕在文化层面上也为禅代做了诸多准备。研究者多从军事与政治的层面加以关注,而对于其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则鲜有论及。历经北伐后秦,士族文人逐渐由门阀政治的操控者演变成了皇权政治的臣服者,同时也由文化的主导者转变成了皇权体制下的御用文人,士风与文风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士族文人是晋宋之际文化发展的主要代表,其士风与文风的转变体现了晋宋政治文化变革的基本规律,也预示了刘宋乃至整个文人士大夫的基本走向。     

神龙初文人之贬与初唐士风

唐中宗神龙初年,大规模的文人正向遭贬.士风的谄谀成为高宗武后中宗三朝的时代顽症.政治的翻云覆雨、吏治的严于用刑、儒学的衰微和科举取士内容的变化、统治者对士人喜则赏怒则刑的随意处置、士人对功名的强烈追求等等,是这一时期谄谀士风形成的基本原因.     

晚明社群文人创作趋同倾向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社群文人的潜在门户意识,使得他们极力排斥来自他社的不利因素;但相对社内文人群体而言,此种门户意识更易导致他们思想行为的趋同倾向。究其因,主要有三:(一)文社领袖一般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他们所倡导的文学思想为社内文人所尊奉;(二)同社士子多由亲属或者师生组成,在文学思想上,彼此之间往往具有渊源继承关系;(三)同社文人大多为本乡、本县或者本郡之人。这种趋同倾向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他们的集体创作成果——社稿方面。同社文人的门户趋同意识容易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体裁、思想、风格等方面趋于一致,这对形成某一文学流派,掀起某种文学思潮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夸大同社文人趋同意识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有时同社文人在"过分"强调创作一致性的同时,也会忽视他们的独创精神而导致模拟倾向。     

八股文与古文谱系的嬗变

八股文和古文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在八股文定型的过程中,明代台阁文人起着重要作用,而台阁体古文是继承唐宋古文而来的;正、嘉年间唐宋派强调"以古文为时文",其目的在挑战台阁文人主导的古文和八股文;明末清初,八股文与古文的历史被人为地改写,台阁诸人的影响逐渐式微,归有光的作用被凸显出来.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八股文与古文谱系.八股文与古文相互渗透,形成了一种八股化的古文,对明清的文学以及文化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明"秦淮名妓现象"初探

妓女文化在明末清初空前高涨,出现了一群艳绝风尘、侠骨芳心的秦淮名妓,以秦淮八艳传名最广.她们诗韵骚雅、道德气节兼具,形成了内涵独特的"秦淮名妓现象",让明清之际的江南士子们黯然失色.她们的出现是那个时代社会、历史与文化遇合的必然,是万种风情的南明士风和富有个性的南明文化成就了她们.而她们的出现也正预告了一个民族行将灭亡的必然.     

晚宋士风主流论析

士风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晚宋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士风有诸多方面的表现,有忠义方面的表现,有腐败方面的表现,其中变节之风远胜忠义之风,奸佞平庸之相对士风影响大于忠义之相的影响,忠义状元在晚宋据于少数,多数太学生风气大坏,时人对士风不良的激烈批评,反映了晚宋士风的主流为士风败坏。     

道教对中唐"怪奇"诗风的影响

"怪奇"诗风是唐诗风格中重要的一系,其形成与道教的影响有关.中唐诗坛表现出的尚"怪奇"倾向与儒家传统的诗教观念相异,而与此时期崇道的文化氛围紧密相联.中唐道教文化中鬼神观念的凸现不仅为文人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对一些诗人的世界观、心理状态及其诗风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道教"齐物"与"颠倒"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诗人"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道教语言植入诗歌是中唐诗风"怪奇"的又一重要因素.     

宋代荐举与士风

宋代荐举制度在选官中的地位较之前朝后代都有所增重,使其在官员仕进之路中逐渐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兼之制度的不完善,士人为谋求荐举,造成了"奔竞"成风的社会现象.由此在客观上对有宋一代的士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宋代虽不乏在荐举中坚守道德,砥砺士风的士大夫,但在现实环境之中,却虚弱无奈.虽对士林有所激励,却根本无力改变社会现状.荐举之风的不正加剧了士风恶化,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问题.     

试论屈原爱国思想的区域性和血缘性根源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源头,打动了历代文人士子。这种"与日月争辉可也"的爱国精神的形成既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楚国特定区域与屈原王族血缘的影响。     

明末复社兴起因素考论

复社的形成缘于晚明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为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天启、崇祯年间的政治局势与当时士人复杂多变的心态,经世思潮的兴起;面对日渐卑下的世风与士风,士人阶层的反应;文人结社的传统及八股取士对结社的需求.     

明代文人与行卷

行卷是由唐代科举衍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很多士子借助行卷的方式得以登第。但宋以降,由于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降低了行卷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学者大多认为,行卷在唐、宋之后便不复存在,但实际上,行卷之风在明代中后期再次兴盛,士子又奔竞于名公贵人之门。明代文人的诗文集收录了许多有关行卷的文章,特别是明代文人相互标榜及结社等风气的盛行,为明代行卷的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对文人心态、社会风气等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