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合肥市调查数据

2013年,国家出台了"单独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调整将会对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当前农民工群体对生育意愿的态度如何?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课题。通过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主要针对农民工的意愿子女数、性别偏好、生育时间等现状及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进一步了解到农民工的意愿子女数大幅减少,性别偏好相对弱化,婚育时间进一步推迟的结论。这一变化的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原因,综合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由此,可以归纳和总结出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不够强烈、生育行为不够积极,他们更加重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理性决策生育行为。     

“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研究——基于城乡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比较

基于青岛市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对生育意愿与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趋同,年龄、养育态度、父母责任感和家庭沟通方式是影响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符合我国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的社会发展形势。同时,政府要加强家庭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建设,对高龄、低收入等重点育龄人群做好服务应对。     

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研究——基于豫西田野调查

文章结合2002年全国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及河南省农村居民数据分析结果,应用2009年末豫西农村田野调查中的质性访谈材料,研究中原地区深山村、丘陵村和平原村这三类农村中青年农民的生育观念。研究发现,受外出务工经历的深刻影响,青年农民的生育观念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在城市务工时,受城市现代生活氛围熏陶,生育观念偏重考虑自身个体和小家庭的发展;在农村家乡时,重新受到传统生活环境的浸润和村落家庭生活竞争观念的熏陶,生育观念回归传统。     

从意愿到行为: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基于吉林省49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分析

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吉林省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潮.为了解我省城乡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我们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吉林省496名城乡居民进行二孩生育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重点选取社会地位、家庭内部因素、性别偏好和情感需求4个主要变量对"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无生育二孩行为"的居民和"有生育二孩意愿并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居民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从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转变的过程中,这4项因素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情感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抉择的最重要因素.     

当代青年农民的生育观探析——基于河北省临漳县H村的走访调查

生育观即人们对于生育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当代青年农民既没有固守"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也没有形成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所提倡的"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现代生育观,注重自己及子女生活质量的现世伦理成为当代青年农民生育观的基石,"一儿一女"成为其理想目标。     

当代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探析——基于安徽省芜湖市四个社区的实地调研

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人口数量的有效调控.2013年底我国开始推行“单独二孩”政策,期望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文采取抽样数据统计和实地调研访谈,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对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影响.结果显示,当代城市青年夫妇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背离现象,经济压力、工作压力、政策不配套、婚育年龄推迟、代际冲突等是重要原因.把当前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多方合力.     

谁想要生二孩?——高校女教师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

自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以来,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出现大幅度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很多人,特别是妇女不愿意生育二胎.通过对高校女教师的调查,发现最想要二胎的是夫妻双方的父母,影响教师不愿要二胎的主要原因是:家务劳动负担过重、社会医疗保健和托幼服务不足以及教育成本过高等.对此,建议尊重妇女的选择,完善生育相关配套政策,减轻妇女压力,并采取措施以降低生育、养育等成本.     

二胎生育:"意愿—行为"究竟哪些因素在起决定性作用—— 一项针对籍贯为吉林省育龄夫妇的实证研究

基于全面二孩政策,选取籍贯为吉林省的500对儿育龄夫妇做滚雪球抽样调查,区分对比有生育意愿暂无生育抉择的一孩夫妇和已经有二胎生育抉择的夫妇在诸多客观因素上的倾向,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典型个案辅以深入访谈,力图探寻盘亘在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之间的最主要的制约和推进性的因素是什么.研究结果表明,具有生育率低、计划生育手段执行率高地域特征的吉林省,在二胎政策的背景下,育龄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受限的因素与以往研究相类似.结合后继的深入访谈,突出的一个结论是,与那些仅仅抱有二胎意愿的育龄夫妇相比,已经生育二胎的夫妇在做出最终生育抉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来源于一些非量化主观的情感诉求,且这些诉求在生育二胎后得到预期的情感回馈.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在政策群建立和社会氛围营造上,配合二胎开放政策,力促社会整体生育率的提升.     

父母生育二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解父母的头胎性别、焦虑、孤独心理对其生育二胎意愿的影响,以《二胎意愿调查表》、《UCLA孤独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为调查工具,对分层抽样选取的75名独生子女的父母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发现：（1）父母在二胎意愿上都稍偏向于不生二胎且头胎性别为男孩时,父母对二胎意愿多持否定态度,而头胎为女孩时,父母多倾向于生二胎。（2）特质焦虑对母亲的二胎意愿有影响,但总的来说,焦虑程度越高,父母对二胎意愿越持否定态度。孤独程度越高,父亲对二胎意愿越持肯定态度。（3）头胎为男孩,父母焦虑程度高,头胎为女孩,父母孤独程度高。（4）父母的状态焦虑分数越高,特质焦虑分数也就越高;母亲的焦虑分数越高,孤独分数也就越高。     

我国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近10 年文献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国家逐渐放宽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等问题,但政策的实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生育意愿作为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备受重视。通过对国内自2010年以来有关生育意愿的文献回顾发现,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子女数近年来呈降低后趋于平稳的态势,意愿生育时间逐渐推迟,动机日渐多元化,部分子女性别偏好表现为儿女双全和无所谓的双峰态势。生育意愿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因素尤其重要。基于综述以期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深入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     

北京近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现状研究——以来广营村为例

以北京市近郊区来广营村为个案,通过对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着重分析大城市近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现状,并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做定量分析和评价,进而得出在大城市近郊区城市化中应把握这一地区失地农民被动市民化的特质,强化政府在农民市民化中的作用以及稳妥而全面地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等针对性结论。     

旅游视域下农民投资及其理性选择研究——以云南曼听村与贵州西江村为例

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激发了云南曼听村与贵州西江村的农民投资热情。农民投资主要涉及农家乐、经济作物或副业以及餐具消毒加工等。实质上,农民的这些非农投资最根本动因在于生存压力,这是一种生存理性选择。其后,农民投资的追加,则是市场化下农民的经济理性选择。在这一进程中,农民的行动也表现出一种社会理性选择,即农民的"满意原则"。总的说来,以寻求生存为初始点,农民一旦超越生存理性选择后,取向就转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即最优原则,进而呈现出"满意原则",这是是农民从生存理性选择,通过经济理性选择,向社会理性选择的跃迁过程,是农民真实地展现其生存智慧的过程。     

农户水稻种植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资兴320户农户问卷调查

圣去于湖南资兴320例农户水稻种植的问卷调查数据,从一般环境因素、家庭环境因素和个人素质因素三个方面,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户水稻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般环境因素对水稻种植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大,家庭环境因素次之,个人素质因素影响最小。具体来讲,农户对稻谷价格评价、生产资料价格评价和种植补贴评价越满意,其水稻种植意愿越高;家庭种植面积越多、家庭收入等级越高和水稻种植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越大,农户水稻种植意愿越高;教育对水稻种植意愿影响的曲线呈倒“U”形。     

基于农户愿景的安徽省农村承包地流转研究

结合学生“接触社会,走进农村”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安徽省土地流转开展调查.结果显示:调研农户的户主学历层次低,农户经营的土地呈现分散化、细碎化特点;农户对土地权的归属认知不清,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和承包期尤为关注,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主要依靠村委会解决;土地产权不明晰、缺乏有效的中介组织、土地碎片化、保障体系不完备等因素导致农户的愿景和现实背离.基于此,制定土地政策时应该保障土地流转利益主体的权利,积极培育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利用政策的激励作用促进土地流转有序、健康发展.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失地农民培训问题探析

随着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这三个地区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大量农民加入到失地农民的队伍中。通过培训帮助失地农民掌握一门技能,提高他们的生存及就业、创业能力,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目前,对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有必要加强和改进。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应立足于长株潭两型社会这一背景,增强失地农民就业和创业的竞争力。     

责任伦理危机：一种理解农村生育偏好逆变的视角——基于皖南C村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皖南C村的实地调查,认为现代性消解村落传统文化之后,在特定村庄场域时空里由于家庭重心下移,农村出现责任伦理危机,养儿防老不再成为可能,致使农民传宗接代观念开始理性化。从责任伦理危机、家庭重心下移和家庭养老＂女儿化＂三个维度,来阐释农民生育偏好逆变的逻辑。     

"80后"文学——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景观

在消费社会,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冲突和解决方式被大众传媒戏剧化呈现,成为媒体文化景观。80后文学是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景观,是诸多意识形态冲突的场域。80后文学景观满足了80后身份/认同的需要,其话语冲突的本质是第一媒介时代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与第二媒介时代反集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80后文学在景观化的过程中消解了文学本来的意义,成为消费社会的娱乐符号。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我国农民体育研究中“农民”含义的辨析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我国体育研究领域中农民含义的矛盾现象,及有关＂农民＂含义的几种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农民概念的运用存在简化、淡化甚至漠视的倾向。社会的转型使农民从以身份为特征回归以职业为特征的概念。因此认为：欲对农民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可操作性的解决路径,必须澄清什么是农民的问题。在农民以职业为特征的划分基础上,提出辩证的、适宜的理解和运用农民的含义。     

基于上市公司业绩的安徽各行业比较研究

上市公司是地区经济各行业中的优秀企业，而基于这些优秀企业的业绩去研究行业竞争力、地区经济的行业竞争优劣势是一种全新的方法，这对于提出区域经济的发展对策、调整好经济发展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安徽77家上市公司关键财务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构造竞争力指标因子，以因子相互比较发现区域内部优劣势行业，并通过与全国同行业公司行业业绩横向比较，发现各行业相对于全国的比较优劣势，以此为依据提出安徽省产业发展的重点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