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东汉文学的逞才游艺之风

东汉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为文造情（内容或题材）”的普遍情形,这就是逞才游艺的创作风气。这一创作风气,自东汉前期出现,到中期达到鼎盛,后期持续繁荣。东汉逞才游艺的文学创作,虽不直接关乎国计民生,但是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价值：作文以逞竞才学,以文字雕琢炫艺,追求更加细腻的描摹、华丽而自然的表达,都有助于促进文学艺术表现的进步;着重抒写个人的闲情逸志,看重个人情感,及其以文学为游艺的崭新文学观念,也推进了东汉文学走向独立自足的进程。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中国文学自觉的契机及其代价

中国文学自觉论的“魏晋说”实际上包含着汉末时期 ,尤其是《古诗十九首》时代。剖析东汉文化及士人的心路历程 ,可以发现 ,中国文学的自觉是以士林分化为大前提 ,又以俗士阶层的涌现和时人对世俗情怀的认同为契机 ,而以党人精神的失落和俗士们的痛苦彷徨为代价的。而这种失落又于无意间拯救了诗性精神 ,促进了文学的自觉。     

夫余与东汉王朝朝贡关系研究

夫余与东汉王朝的朝贡关系,始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止于灵帝熹平三年(174)。夫余朝贡东汉王朝,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前期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到安帝永初五年(111);中期从安帝永初五年(111)至顺帝永和元年(136);后期从桓帝延熹四年(161)至灵帝熹平三年(174)。夫余对东汉朝贡之始,是出于寻求政治利益,其次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一阶段也是东汉王朝对夫余国政治统辖力度最强的阶段,政治上的稳定对夫余国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都起到积极作用。夫余对东汉朝贡活动最初受到东汉、匈奴、鲜卑三者相互关系的制约,之后主要受东汉与高句丽相互关系的影响。     

读《张迁碑》辨疑——与程章灿先生商榷

东汉官宦多为单名,但平民阶层的"双名"也相当普遍。《张迁碑》碑阴题名存在着"双名"现象,与东汉民间社会的习俗相一致,足证其为东汉的"乡里刻碑"。碑文写入非张迁直系先祖的张氏名人,符合汉碑常例;对张迁官职的记载也符合汉代官制;至于用典中的错漏之处,恰恰证明其为东汉乡里俗儒所做之"乡里刻碑";明代赵均、都穆等金石名家对此碑也多有著录;可见其为真正的东汉碑绝无可疑。程章灿先生《读〈张迁碑〉志疑》将该碑断为伪碑的新说不能成立。     

“天下中庸有胡公”考辨

东汉中后期,重要政治人物胡广作为"天下中庸"的典型,后世多将其视为小人之中庸的代表。胡广与宦官丁肃联姻、与外戚梁氏周旋等这些为后世诟病的史实,在当时实际情况下实为保全实力之举。而他对党锢名士的提携保护、对现实政治的匡扶,对朴素扎实文风的提倡、对东汉各种制度的创作整理等事迹则充分体现了他君子之中庸的政治品格。这种"中庸"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大智慧与大境界,是在风雨如晦的情况下获得生存并力图发展的策略。     

东汉祭祀中的乐舞

较之于西汉,东汉的祭祀乐舞体系更系统化、规范化。东汉建立乐舞伊始就以复古为总的指导方针,但它是以王莽元始改制时所建立的制度为蓝本。单就体制而言,东汉祭祀乐舞分为郊祀乐舞、祭祖乐舞和其他祭祀乐舞三大类。郊祀乐舞大体与西汉元始时期相同。祭祖乐舞,东汉历代帝王有所兴作。由于东汉提倡节俭,故东汉各皇帝的庙乐制度与西汉大不相同。关于其他祭祀乐舞的记载并不很多,我们只知其有乐舞,不确知为何。从总体来看,东汉祭祀乐舞的建设分为光武帝草创时期和明帝之后的完善期,其中,汉明帝时期是东汉礼乐制度建立的重要阶段。     

东汉册立皇太子礼探析

东汉太子择立后,其身份需经一定仪式的确认,而这种确认仪式即为册立太子礼.东汉册立太子礼,虽因太子幼小或外藩入继,施用虽少,但史有明载.赞礼之官谒者赞引太子来到殿上,司空读册,中常侍授玺绶,太子稽首,答谢称臣.完成这一切后,实施供赐礼,大赦天下等.谒者作为赞礼之官在礼仪实施过程中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古典遗韵与时代新声——论东汉文学的审美趣味

东汉"以经立义"的文学创作思想,带来了文学创作中以儒家古典美为主的风格,以及文学表现形式的尊古色彩。但东汉文人既崇尚古典又创新求异,他们结合时代特征阐发经典之新义,并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和挖掘文学的娱乐、游戏功能,创制出不同于传统雅正文学的异曲新声,使得文学生发出多样性的审美特征。东汉文人审美趣味的求变创新,开启了文学自觉时代之先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天命之符与东汉文学的赋颂主题

东汉，谶纬成为显学，学谶之士的地位尤优于经学之士。符命思想深入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歌颂东汉君王的符命之文也就应运而生。符命之文成为儒生文士歌颂帝王勋业，又曲意奉迎的最好媒介和表达形式。天命之符寄托了汉代儒生的颂圣情怀；神雀翔集蕴涵着赋颂帝王的庄严主题；一个时代的封禅情结寄寓着人们对盛世明君的殷殷期盼。     

中原地区汉末至曹魏时期的墓葬等级与葬俗变迁的阶段性

东汉晚期墓葬从形制、构造、随葬品等诸方面较之东汉早中期呈现衰败的态势,但葬俗依然延续了奢华之风,虽不乏僭越,总体依然在等级制度的框架内运行.曹魏时期墓葬的等级制度延续了东汉的传统,葬俗则明显表现出薄葬的倾向,这种薄葬由曹魏统治者倡导,经历了一个从相对薄葬到真正意义上薄葬的过程.薄葬的最终意义在于确立君臣父子的忠孝观念,奠定曹魏统治的社会与思想道德基础,对两晋南北朝的丧葬制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南阳太守述略

南阳乃东汉"帝乡" (光武帝刘秀出生地),于东汉一朝有着独特的政治地位,因此南阳太守群在出身、政绩、与朝廷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着与其他郡太守不同的特征.本文略述东汉南阳太守的群体特征和主要政绩,并以此为切入口,剖析东汉时期选官制度,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以及东汉末年分裂割据局面形成的原因.     

东汉时期的丧葬赏赐——从丧礼的仪节透视东汉的丧葬活动

东汉丧葬赏赐是国家丧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国家为适应丧礼实行的需要,规定了两个等级序列.这两个等级序列是确定丧葬赏赐对象的依据.由于赏赐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不同的丧葬赏赐,即固定的赏赐和特别赏赐.东汉国家丧葬赏赐的物品主要有玉匣、棺具、衣衾和赙赠.东汉国家还为亡故者赏赐葬地.但葬地的赏赐不受赏赐物品的等级序列的约束.葬地赏赐是为了表彰亡故者生前的勋劳,因而,在东汉的丧葬活动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东汉郊祀新论

《后汉书》虽未正面记录光武帝之后的郊祀活动,但爬梳史料仍可发现东汉中前期诸帝多有亲郊之举。如章帝元和三年北巡前曾分祭南郊、明堂,安帝元初元年、六年的亲郊皆是在邓太后专权的政治背景下展开。与元始仪稍有不同,东汉更重视皇帝亲郊、合祭天地之礼,相对忽视二郊之别祀。延光三年安帝东巡前曾行包括南北二郊在内的五供之祀,该故事可能经蔡邕辗转收入《续汉书·礼仪志》,长期被视作东汉常制。     

东汉诸侯王墓葬制度探析

东汉诸侯王墓是规模、等级仅次于皇帝陵的大型墓,其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阶层的埋葬制度,而且便于更全面认识汉代丧葬等级制度.通过对考古发掘并已基本认定的东汉王墓、王后墓的考察,结合文献记载,从墓葬的地面建制、墓葬形制、随葬品、玉衣制度等四个方面,可以看出东汉诸侯王墓的基本特征.     

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

东汉时期,官吏、军队等阶层的迁入、迁出使首都洛阳人口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皇室宗族、宫廷服务人员等构成东汉洛阳居住人口。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东汉洛阳地区人口约为50万。     

东汉小侯刍议

东汉明帝时就设立了“四姓小侯学”，但人们对小侯之所指颇不一致。综合相关史料，小侯是一种对外戚所封的关内侯，也可以说是对外戚关内侯的一种习惯性称呼。     

东汉碑铭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历来从文学角度研究东汉碑铭者少.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碑铭是在东汉大量出现并达到创作高峰的,其兴盛与东汉崇尚厚葬、立碑垂名以及书法潮兴起有密切关系.碑铭是东汉时期较流行的一种文体,在文章结构、语言、行文等方面有其自身特点.碑铭作为东汉重要的文学传播媒介之一,突破了贵族文学的狭小圈子,扩大了文学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南匈奴内迁与东汉北边边防新论

南匈奴内迁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东汉北边塞内的生产、生活物资,借助东汉与北匈奴对抗.而东汉接受南匈奴内迁的根本原因则是其北边军力的严重不足.东汉为管理南匈奴而采取的徙民实边、增派驻军、向其提供经济援助等措施,耗资巨大,成为东汉朝廷和民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难以维系长久,且成效不大.以保存实力为主的南匈奴,在东汉与北匈奴的战争中仅起到出兵助攻的作用,根本谈不上替东汉守卫北边.东汉后期的西羌暴动消耗了东汉的大量国力,使东汉没有充足的兵力驻守北边,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南匈奴.这使南匈奴在北边协助东汉抗击鲜卑的同时,不断发起暴乱,对东汉北边边防乃至北方内地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而成为东汉北边的一大边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