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与公共治理

多元贫困理论不仅关注收入贫困,更注重对贫民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的探讨,这对我国反贫困事业提出更高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实现了科技扶贫和自主扶贫相结合,在提高贫困农民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帮助其缓解了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因此更符合多元贫困论的扶贫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也有其条件约束,贫困地区应该结合当地致贫因素和资源特点,有针对性地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帮助其全面发挥扶贫效应,并防止其各类异化。     

云南农村反贫困中的良性互动

云南农村的反贫困事业曾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与全国农村的情况相比,云南农村的贫困状况还是非常突出。在反贫困的博弈中,存在着与反贫目标相悖、事倍功半的现象,而实现决策部门、地方政府和贫困农户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反贫困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提高农民的民主素质、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担当农民的利益代言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完善村民自治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是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实现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为扩大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从中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分析看反贫困战略的调整

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得以根本性改善.当前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农民阶层性的相对贫困、暂时性贫困更为突出,贫困人口分布更分散,农村贫困有向城市蔓延的态势.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制度不利”造成农民普遍发展机会、权利不均等,农民能力匮乏导致的贫困.必须根据当前农村贫困的根源及主要特征及时调整我国的扶贫战略,才能实现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跨越式发展,真正实现贫困的终结.     

社区主导型发展与合作型反贫困——世界银行在华CDD试点项目的调查与思考

社区主导型发展是一种适用于农村基层社区的上下合作式新型反贫困治理结构.新阶段农村扶贫开发中推行社区主导型发展可以提高扶贫资源响应农民需求的效率,增强农民和基层社区的发展意识和反贫困能力,推动长效反贫困机制的形成,但也面临着贫困瞄准、"搭便车"和社区发育等方面的问题.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生产流通合作效率及其推进策略研究——以普兰店市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调研为个案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及其流通体系的构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支持并确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农产品流通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符合市场化取向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变革的内在要求。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生产流通合作效率是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2006年和2008年进行的两次对普兰店市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调研资料和构建的生产流通合作效率评价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中农民之间的横向合作、农民与购买者之间的合作以及专业合作组织与政府间的合作对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经济绩效的提升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以政府支持和投入为主要特征的专业合作组织与政府间的合作影响程度最大,而且在现阶段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过程中要同时发挥政府部门和经济合作组织自身建设的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大量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于解决农民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保障农民生产经营的利益,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全面繁荣农村经济都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交易成本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基于农户层面的分析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必然,但它因需求的不足而迟缓不前。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农民对合作组织的需求与合作组织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节省密切相关。但交易成本是否降低不仅取决于合作组织对外交易成本的多少,而且还取决于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以及农民参与合作组织之前的初始交易费用的高低。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缘于农户户均经营规模狭小、农业市场化程度不足、合作组织生存环境的制度性缺陷等因素,导致了可节省的交易成本十分有限,从而抑制了农户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特征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初心和重要使命,坚持带领人民群众同贫困作斗争,形成了脱贫攻坚精神。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带领全体人民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坚持带领全体人民摆脱贫困,并最终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从任务主线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重要工作;从反贫困内容看,始终重视扶志与扶智相结合;从反贫困领域看,始终将农村作为贫困治理的重点;从反贫困方法看,始终注重用发展的办法反贫困;从反贫困主体看,始终坚持构建大扶贫格局。但消灭绝对贫困不是反贫困事业的终点,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开启反贫困事业新阶段。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逻辑

社会资本已成为农村扶贫的战略资源,而我国贫困农村却正处于传统社会资本流失、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的中间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利于修复与拓展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扩大农村贫民的人际信任半径,并强化公共治理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对农村现代社会资本转型具有推动作用.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功能,基层政府应当在其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滚动式发展等阶段提供扶持,规避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引导其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组织绩效和社会效益.     

当前我国农村反贫困社会心理支持系统构建研究

贫困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已经不断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在我国,尤其是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关乎我国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反贫困过程中,越来越凸显了人的主体性作用,即人的素质的提高,特别是人的心理素质的提高.本文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探寻当前我国农村反贫困社会心理支持系统的构建,以期对广大农村贫困群体重塑健康、成熟的社会心理,从而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有所裨益.     

贫困文化视角下的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

贫困文化是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重要精神原因。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要想尽快改变贫困地区的现状,实现农村富裕,除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外,关键在于要解决农村的贫困文化问题,应当着力实施反贫困文化战略,帮助贫困人口重构反贫困文化的价值体系,探索反贫困文化的具体路径。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障碍研究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着眼于农村内部制度创新、实现小农户和大市场对接、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从整体上看，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有较大发展，但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发展相当缓慢。为此对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障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希望对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的发展有所裨益。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我国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的有机衔接

农民可持续生计内在地要求政府农村反贫困行动相互配合和有机衔接。因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两项基本农村反贫困行动孤立进行,农民生计改善的非持续性已相当突出。为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建议突破目前最低生活保障仅为扶贫开发提供低保对象的劳动能力信息的衔接思路,实行三种衔接路径有机结合的复合型衔接模式,充分发挥两种反贫困行动在农民可持续生计目标实现中的协同作用,并进行三方面的配套性制度构建。     

浅谈邓小平的反贫困思想

邓小平对贫困问题的认识、反贫困原则以及反贫困思想不仅是我党长期以来反贫困行动的最主要指导思想,也必将继续成为我党战胜贫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理论基础。     

北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社会学考察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在成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新的组织形式。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内、外部制度环境不健全,从总体上说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功能单一、组织形式驳杂、法律地位不明确等突出问题．组织的创新与发展尚面临诸多的障碍,变革与创新已成为组织实现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选择。     

农民合作组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选择

国内外农民合作组织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农民合作组织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不仅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还拥有其它社区组织所无法比拟的功能。通过比较研究论证了农民合作组织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有效组织形式之一。     

贫困山区农民的新创造—开发型联合体

近几年来,贵州贫困山区农村涌现出了一批开发型的经济联合体。据调查了解,到1986年底全省有开发型的合作组织9386个,占联合体总数的54.6％。这是山区农民为了摆脱贫困创造的一种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它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顽强的生命力;随着进一步发展、巩固和完善,必将逐步成为山区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和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形式。     

内蒙古自治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内蒙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速度较快,但仍未摆脱来自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因素的制约.就组织内部而言,资金供给不足、管理者与成员的专业素质偏低、运行机制不规范和农业专业技术薄弱等因素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生产要素供需矛盾尖锐的直接表现;就组织外部而言,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有待改善、各方对政府与合作组织关系的认识模糊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外部因素.内蒙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摆脱内外部的双重羁绊是其获得长足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国农村反贫困之路:农业产业化

我国农村尤其是山区长期贫困,是先天条件太差,还是另有成因?对秦巴地区实地调研发现:当地农村土地等自然禀赋未得到规模化生产利用而转为收益性较高的农副产业,这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脱贫的重要因素。因此,当由内而外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无法实现时,实施由外而内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对农地流转的制度倒逼,促成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市场化,是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关键所在。鉴于我国农村土地资源分散,农户个体土地流转意愿不高等现实,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反思我国农村反贫困化路径,提出股田制和股份合作制的农村合作组织形式,促进农户由个体向组织的集中,以增强农户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