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晚清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道路

梁启超以其"三界革命"文论为中心的文学启蒙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文学形式的嬗变,文学作为启蒙民众的工具必须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而晚清小说的繁荣与白话文运动的蓬勃开展,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者理论提倡后的必然选择,这也可视为梁氏文学启蒙思想的又一历史贡献.     

近代白话文创作的困境及其自我否定情结

对近代白话文创作热潮，当下学界多喜着眼于其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启迪承传关系的探讨，批评趣向上也是极力强调近代白话文作家的保守性和五四作家的超越性，这种批评旨趣所隐含的价值判断是对近代白话文热潮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怀疑。其实早在1897年裘廷梁就提出了白话文理论，陈天华、邹容、秋瑾等人积极从事白话文创作。但是由于报刊的困境及其理论的自我否定，并没有掀起狂澜。     

胡适与晚清文学改良思潮

晚清文学改良思潮对胡适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胡适承袭了梁启超等人的以文艺作为新民手段上，还表现　在他们在诗歌革命的宏观问题上，也有大致相似的看法。当然，胡适也有所创新。这首先表　现在具体到如何进行诗界革命时，胡适与梁启超的不同意见。其次　，胡适发起文学革命时　更多考虑了文学界的不令人满意的现状和文学自身的特性。胡适的独特贡献还在于将文学　革命与白话文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认为要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必须创造出能为大多数民众　所接受的白话文学。     

《新青年》与现代白话文运动

《新青年》在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胜利的全过程中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凭借自身的舆论传播力量,运用各种传播技巧,催生了现代白话文运动,并使之迅速扩大;它促进了白话文理论的讨论和建设,使现代白话文理论从笼统走向精细;它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文作品,使之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新青年》对现代白话文的宣传,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使现代白话文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彻底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言中的正统地位。     

梁启超的虚金本位论与其外债思想的关联

从形成背景与发展轨迹看，梁启超的虚金本位制货币理论与其外债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体现了他对晚清财政主权、经济制度近代化的思考，体现了梁启超经济思想中科学、理性的一面；同时二者的紧密关联还体现了梁启超经济思想的社会批判意义，与其政治改良主义结合在一起。     

中国古代白话文论在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相对于用文言文书写的传统文学理论,古代白话文论因其语言的通俗性而更便于人们的理解与应用。然而,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包含了古代白话文论在内的传统文论的批评功能持否定态度,且纳入到高校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使得中国传统文论失去了应有的现实价值。本文以古代白话文论的梳理、学术界对古代白话文论的认识,以及古代白话文论在教学中的意义为线索,深入分析以古代白话文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当下意义,并由此揭示古代白话文论于文学理论教学的价值。     

中国古代白话文论在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相对于用文言文书写的传统文学理论,古代白话文论因其语言的通俗性而便于人们的理解与应用.然而,中国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包含了古代白话文论在内的传统文论之当下批评功能持否定态度,且将此观点纳入到高校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使得中国传统文论失去了应有的现实价值.论文以古代白话文论的梳理、学术界对古代白话文论的认识,以及古代白话文论在教学中的意义为线索,深入分析以古代白话文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当下意义,并由此揭示古代白话文论于文学理论教学之价值.     

梁启超对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研究

梁启超研究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理论建树,构成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重要部分。该问题作为中国宪政模式的核心问题渐次展开,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成型,进而成为梁启超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设计现代政治制度的开端。以政治哲学为视角,以梁启超宪政思想为对象,以清末民初为历史背景,对梁启超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路线——国体与政体的基本原理、何为国家、何为国体、何为政体、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予以了清理和归纳。这些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基本特点,把握梁启超国体与政体问题的思想主线,而且其对于转型期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亦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在历史进化链条上──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梁启超、鲁迅的贡献与启示

本文认为梁启超改良群治的小说理论，是中国传统小说观的深刻变革，他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鲁迅继承与发扬了梁启超改良人生的文学观，创造了成熟的现代小说的审美范式。先驱者留下的思想与美学启示对当代文坛仍有重要意义。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的概念分析

《开明专制论》是梁启超探索民族（政治）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成果,也是梁启超研究宪政中国化的标志性文本。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前三章,分别对“制”、“专制”、“开明专制”予以了概念界定,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梁启超整个“开明专制论”理论体系的严密完整,在概念上的细致入微,更反映出梁启超深刻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智慧。所以说,开明专制的概念分析不仅鲜明地展现出梁启超的渐进改良的哲学基础,也折射出“开明专制论”作为宪政中国化理论,其理论本质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渡理论。     

梁启超与朱光潜美学之比较

近现代中国美学大家中,梁启超"人生生活于趣味"的人生观,朱光潜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二者在理趣上是一致的。梁启超倡导的"新文体"和朱光潜对未来"新文学"的思考在方向上也是一致的。他俩都不偏废文言,而主张以生命情趣为本体,把白话文造就成一种既有文言的凝炼,又有欧思的畅达和谨严的文字。无论是梁启超还是朱光潜,他们的文学革命都是来自于生命情趣本体的外化,"新文体"和"新文学"都是"人生生活于趣味"和"人生的艺术化"人生观的体现。     

贺知章交游考论

贺知章为初盛唐之交一位重要诗人，与当时众多一流诗人多有交往，在当时诗坛亦颇有高誉。胡可先教授《贺知章交游考》一文首考出与其交游者54人，而由于史料繁多，加上近年一些墓志的出土，贺知章的交游尚需再作考索。贺知章交游广泛，与其往来者既有朝臣文士，也不乏方外道友。贺知章与江南士人的唱和活动促成了以“吴中四士”为中坚的吴越诗人群的形成，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从贺知章与方外士人的交游，亦可看出当时佛教、道教传播之盛及其对士人与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小说丛话":新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纠偏

190 2年 10月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正式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序幕。梁启超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倡导对新小说的兴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也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偏颇。而此后梁启超及其友朋在《新小说》上开辟了“小说丛话”专栏 ,以笔谈的形式继续就小说理论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组笔谈的主要论点回应、发展、补充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 ,更重要的是许多观点与梁氏迥然有别 ,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起到了纠偏、修正之作用。考察“小说丛话”的具体理论主张 ,对深入、全面地发掘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资源 ,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李清照与宋代学士文化交游考

文人的交游活动与其文学创作密切相关。李清照是北宋著名的女词人，文化交游活动足足伴随了她的一生，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她的文学创作。在其广泛的文化交游活动中，李清照卓越的文学才华受到大学士晁补之、张耒等人的大力褒奖，并和同时代的很多学士都保持着持久而密切的联系。李清照文采的流布、诗名的拓展以及诗词的传播，其根本助力都离不开其广泛的文化交游活动。     

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

梁启超等的“小说界革命”引发社会对群治的普遍关注;时代的变革,科考废止和新学制的设立,促使晚清小说的创作和阅读队伍发生新变。小说杂志的勃兴,为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条件,以群治为指归的报刊舆论圈和白话文运动,使晚清小说呈现出群体关怀的趋向。     

梁启超对《史记》的阐发

梁启超发掘出《史记》中的有关内容,为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服务。他以《史记》为记载文之典范,讲解作文之道,为白话文运动推波助澜。他对《史记》的阐发体现出经世致用的时代特点。学术方面,他的研究具宏观性质,虽然较粗略,但开风气之先,对后世的学人大有启迪。     

必然因果或自由意志——论《陶渊明》与梁启超后期学术理路

梁启超《陶渊明》和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之间的对话是近代学术研究中的一段公案。若想在还原对话现场之外，激活讨论深藏的理论面向，则需要恢复特定认识脉络的历史感知。实际上，主导梁启超1920年后学术理路的，是依托欧游中的具体经验产生的对必然因果与自由意志问题的一系列思索。《陶渊明》作为这一思索的延伸，体现了梁启超后期对个体自我价值感的关注、在文献之学与德性之学间不可偏废的立场以及对《新史学》中所倡导的因果律的深刻反思。     

胡怀琛的白话文写作学与新文学教育

20世纪早期的白话文写作学具有新文学普及教育的意义。胡怀琛结合自己的写作及教学经验,整合文字学、语法学、修辞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知识,初步建构起一套白话文写作理论。胡怀琛借鉴现代西方语言与文学观念,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之文体差异,藉此凸显新白话文学的美学追求;另一方面,其白话文写作学以汉语文化为本,遵循母语审美基本原则。胡怀琛的白话文写作学开启的是一条新旧通变、中西兼融的新文学创作路径。       

吴梦窗苏州仓幕交游考辨二题

通过考察吴梦窗在苏州仓幕期间与方万里、魏廷玉二人的交游及相关事迹，结合宋朝职官制度，补苴了前贤时彦的考证遗阙，纠正了一些误笺之处，为梦窗与二人交游词作的准确笺释和编年提供了帮助。     

简论晚清“新文体”散文

本文认为，晚清“新文体”是作为“桐城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新文体”是一个动态的总概念，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冯桂芬、薛福成式的散文、王韬式的“报章文”和戊戌期间的“时务文”、经梁启超改造的“新民体”，乃是它发生发展的三个阶段，而“新文体”在与梁式“新民体”同时或稍后的发展，则分别导向了仿效“新民体”和转向白话文的两个分支。本文还对晚清“新文体”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社会影响问题等，提出了若干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