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理性到公共理性——康德政治哲学的革命

康德的公共理性理论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意义,更具政治哲学的价值,它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将公共理性置于启蒙的论域中,凸显出自我与公众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项根本要素。其中自我的启蒙展现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价值,公众的启蒙凸显了人民与世界公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公共理性取代传统的国家理性观念,强调理性的权威,抑制权力的恣意。经由公共理性观念,人民主权观念与普遍人权观念能够得以有效的关联,从而突破现代世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世界共和国的理念。从国家理性演化为公共理性的概念进程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典范意义。     

“理性时代”的理性批判——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理性在西方文化批判中世纪意识形态,促进人的解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曾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并逐渐取得了近代公认的“理性至上”的地位。然而与之伴生的,是理性自身的发展出现形而上学教条化倾向。康德哲学最早开始了对理性的批判,迎接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思想转折。本文从批判理念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排除理性方法论的教条独断,探讨理性之外的精神领域,恢复人与人学的哲学中心地位几方面,讨论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正义感是人的首要美德——罗尔斯双重理性假设之考察

针对罗尔斯提出正义理论属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见解,批评者表示,罗尔斯是康德主义者,康德道德理性学说冲突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罗尔斯在康德的道德人观念基础上构建一套细致的正义原则证明程序。他的两个基本理念"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理念和"社会合作体系的社会"理念,与理性选择理论倡导的理念截然不同。后者将社会视为基于个人理性的竞争性协调体系,生活于其中的理性人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通过考察可知,罗尔斯提出的是一种双重理性假设,它既源于康德道德哲学,又超越康德道德哲学。单从理性选择视角批评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辩护逻辑有失偏颇。罗尔斯描绘了这样一个良序社会,正义感是生活于其中成员的首要美德;公平正义是自由平等且通情达理者的理性选择。罗尔斯晚年对公共理性的推崇,改变了其早期对个人理性的偏好,其公共理性观念是"通情达理的人"观念的发展。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论康德自由理论的思想背景

康德批判哲学的真正出发点是对自由问题的思考。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潜在威胁 ,是引发康德批判哲学及其自由理论产生的契机。休谟和卢梭的学说对康德在重新理解理性的基础上重构理性自由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两序言解析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篇序言对形而上学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康德试图恢复形而上学对知识的统治权,即他试图创造出不同于其前的形而上学以达到将所有的知识加以统一化的目的;在1789年的第二个版本中,形而上学则以康德称之为具体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出现。康德为《纯粹理性批判》所写的两个不同序言暗含了一种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表达着近现代哲学学科化的特征,打破了西方传统哲学将形而上学视为所有知识基础的传统,其结果是以研究形而上学为任务的哲学逐渐丧失了传统特征,越来越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一般性学科。     

理想主义:难以超越的历史——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文本解读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是康德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重要文献,体现了康德的理想主义情怀.但是,康德的理想主义并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一种建基于现代主义之上的哲学谋划,在对理性的讴歌与对自由的颂扬之下,康德的历史哲学表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特质.正是在理性与自由这一现代主义精神的审视下,康德把人类的目光引向普遍法治即人类永久和平的未来,从而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但遗憾的是,康德的理想主义终究难以超越鲜活逼真的历史.     

面向法律正当性基础重构的公共理性

在价值共识难以达成的现代社会,罗尔斯提出了公共理性的观念,为我们寻求现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提供了新的可能。公共理性的观念,是公民对基本正义问题获得的重叠共识,它可以实现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的协调,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整合;它通过宪法理念的更新来完成现代法律正当性基础的理论论证;它通过公共理性作为最高法庭的理性的设定,完成现代法律在实践层面的正当性论证。罗尔斯公共理性观念所寻求的正义共识为中国宪政建设提供了经验。     

“理性的致命一跃”:康德对恩典学的改造及其意义辨析——兼论奥古斯丁与康德自由意志思想的张力

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提出"理性的致命一跃",表明在恩典和理性(自由)之间存在某种张力。这种张力还表现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等著作中。本文首先结合《宗教》对这一术语进行文本学的考察,澄清其哲学意义;然后,文章第二部分围绕康德哲学中绝对给予、绝对自发性、先验自由等概念,阐明它们与恩典学之间的隐秘性关联。文章第三部分首先突出了决断自由之于奥古斯丁自由观的核心地位,然后重点分析"决断"(Willkuer)概念对康德自由思想的特殊意义,最后指出奥古斯丁对康德自由观的间接性影响,重点强调了他们的根本差异。如果离开恩典与自由的张力这个视域,康德思想的丰富性(甚至奥秘性质)就难以理解。     

哈耶克自由保守主义言说的政治解放评析 ——兼批哈耶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偏见

哈耶克自由保守主义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实质一致,为建构适应现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他对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进行主观取舍与重构。他继承所谓"真正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批判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即"伪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同时错误批判以马克思政治哲学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哈耶克从批判理性建构主义出发,反而走向对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重新建构,也属于"理性的滥用""致命的自负",正是卢梭、康德等近代政治哲学理性规划的现代版,也正是马克思在19世纪以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已经批判并超越的近代启蒙政治解放理论的现代翻版。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公共理性、道德与公共行政

公共之所以丧失是因为缺乏公共哲学.公共行政领域一直没有利用那些应该作为伦理学的研究或引用的支撑的哲学传统.本文回到形而上的思考路径,考察利用那些思想家们曾留下的遗产--阿伦特的公民美德和政治实践、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唯此才能使公共行政不至太狭窄,最终自觉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行为理性与公共政策合理性的实现

行为理性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念建构的理性形式,它以观念形态显现人的行为目的、行为过程和行为方式,是理性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最高形态.它在更高层次上整合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使理性成为一个整体.认知理性追求的是"真"、价值理性追求的是"善"、行为理性追求的是"美".真、善、美的统一是合理性的最高境界.公共政策是行为理性创造出来,对人与客观世界未来关系观念建构的主要形式.从行为理性的视角审视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它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规范性的统一.三者统一的承载体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致的,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同人类社会发展沉淀的社会规范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要实现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必须无差别地赋予人民群众中不同阶层和群体公共政策的初始话语权,使他们在公共政策议程建立、公共政策方案设计与选择和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真正发挥决定的作用.     

公共理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条件

公共理性作为公民的一种政治思维能力,是公民政策参与的基本条件。因为公共理性的内容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和道德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同,使生活在多元社会中的公民能够形成重叠共识。公共理性的相互性原则能够建构参与者间平等互信的交往关系,能够创造全体公民共享的公共生活规则。然而,由于公共理性的界限不甚明晰、公民话语表述能力的不足、公民的公共精神的偏离使公民在政策参与中的公共理性难以实现。为此,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公民教育、学校的美德教育和不断的政策参与实践过程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从而以具有公共理性的公民行动提升政策参与的有效性和政策产品的民主性。     

实践理性：公共利益界定的方法论选择

公共利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法学范畴，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种哭涉人的行为的实践活动，是界定主体在一定原则下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而实践理性提供了检验正义的合理性标准。     

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双重解读

人类的理性可以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形态。在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解读中,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导致理解上的偏颇。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进行科学界定,是人类理性面临的重要任务。工具理性对客观制度性责任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主观伦理性责任的把握,由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犯而割裂。客观制度性责任的主观化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客观化,开拓了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双重解读的根本途径。     

占道模型:侵占公共利益的原因分析

对于目前各种公共利益和资源的侵占行为分析其原因是十分必要的。从常见的占道模型中,我们会找到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存在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这些原因主要有:公共利益事实上的产权模糊或不明晰,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其控制的公共利益管理不善甚至监督不力、责任不清、责任被淡化,我国民众整体的法律意识水平不高甚至个别人法治观念淡薄,社会转型时期的公共利益供应不足等。     

公共管理学研究何以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

以美国学术界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至今仍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这不仅导致了公共管理学学科基本问题阐释上的过度分歧,也成为公共管理学发展成熟的一个瓶颈。统一的哲学基础的缺乏,并不意味着该学科在规范意义上面临危机,它反映了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方面的困难。这种困难的生成,当与公共管理学研究依存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性质紧密相关。美国社会的反中央集权意识及个人主义、经验主义与政治哲学传统,公共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综合与变化特点,公共管理学的人工科学与交叉学科性质,是导致公共管理研究缺乏统一哲学基础的主要根源。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理性本源

理性的命运喻示着文化的进渡.理性在近代的张扬和现代的式微,都是由于我们对理性的本源不够清明.从根本上说,理性的原初意义就是一种"洞见"和"观看",也就是古老的"理论"(theoria),或者说是theoria的别样表达;理性作为"直观"的"努斯"(nous),开拓了人类自我反省的机制.而理性作为"看"和"说"的"逻各斯"(logos),给人的存在以根基性的设定.归根结底,理性就是作为"光"(phaos)或"启蒙"(enlightenment)的"智慧",是对理性的认识功能和批判功能的最高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