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这些行为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由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具有隐蔽性和不易察觉性,致使知识产权滥用已成为企业排挤竞争对手和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手段与高级形式,研究和探讨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危害性及其在专利领域表现比较突出的特点,有助于权利滥用的界定,指导知识产权人正确行使权利,并结合本土实际,制定我国反知识产权滥用指南.     

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哲学思考

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中赋予"私权利"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权利人的私权利与社会公众利益之平衡是知识产权制度中贯彻始终的原则,利益平衡乃是知识产权制度合理性的基石.知识产权滥用,包括权利滥用、制度滥用和诉讼滥用,在本质上是以追逐利益为目的,以保护或合理利用知识产权的名义进行的,背离知识产权制度宗旨的行为.知识产权滥用不论形式如何,都是受"利益"驱动.规制知识产权滥用,应坚持以社会正义为基础,抓住利益机制.在中国当下,应充分利用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并可探索单独立法.立法宜粗不宜细,宜急不宜缓,应学习、借鉴域外的现有做法,及时查漏补缺.总之,应坚持"实用主义"立场,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出发,切实打击知识产权滥用,以实现对内促进社会、经济与科技持续协调发展,对外捍卫国家民族利益.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困境分析与正当性价值之追问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高标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以发达国家跨国集团为代表的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中被过度保护,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公正性受到一定质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大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很难调和的矛盾与冲突,这引起人们对困境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正当性价值的深思。知识产权的私权特性与垄断本质为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不公正性埋下了诱因,国际知识产权立法要对利益冲突进行协调,而如何进行利益均衡,需要一个对公平价值的理解,同时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也要体现创新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并符合效率价值的要求。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价值应理性地分析与判断,对其所蕴含的其他价值应进一步挖掘。     

论知识产权权利体系的解构与重构

知识产权权利体系的构建,是按照特定原则和逻辑关系将多项权利组织成相互联系的整体.知识产权体系化就是基于知识产权产生的历史、知识产权的功能等因素首先确定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然后揭示各权利的内在关联,再把各权利搭建成具有自洽性的整体.知识经济与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权利客体不断扩展,权利种类逐步增加,权利之间的关系也更趋复杂.法定的知识产权体系为应然的知识产权体系研究提供了素材,应然的知识产权体系则为法定的知识产权体系完善提供了学理依据.重构知识产权体系需要在对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的同质属性的合理界定的基础上,从纵向权利分层和横向权利分类两方面将传统知识产权与新型知识产权纳入到统一的权利体系架构之中.     

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滥用的法律规制

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正被用来损害竞争或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建立规制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滥用的制度,可以从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滥用的表现形式入手,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构成要件,利用各部门法对其进行综合性的规制。     

中国内地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路径——以香港特区知识产权制度为参照

知识产权制度是促进人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的基本法律制度。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内地应与香港特区加强各方面包括法律及其相关制度的横向交流。通过对香港与内地知识产权立法的有关问题进行比较、借鉴,完善中国内地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路径,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实现刑事正义,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论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针对滥用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而设计的,它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权利禁止滥用和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则,与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相互依靠和功能互补,反映了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终极目标。面对目前我国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及相关法律缺失的状况,由于我国对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就要尽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明确当前司法实践中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依据和场合,让股东承担对债权人的法律责任,起到保护债权人和降低社会信用风险的作用,最大限度的体现正义与公平。     

知识产权反垄断问题探讨

知识产权这种合法垄断权如果被滥用而带来限制竞争的结果,就应该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知识产权反垄断具有正当的理论基础,中国应尽快制定比较完整的反垄断法来控制将导致限制竞争的滥用知识产权行为,为中国知识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新探

如何构建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机制,建构相应的规则体系和理念基石,实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价值目标,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实务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范围的进行界定,明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知识、民间文学艺术等相关术语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帮助我们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私权,应当纳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视野,但知识产权制度只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的部分内容的进行保护,且在分别保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遗漏一些重要信息.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门法对非物质遗产进行统一的保护.     

论《对外贸易法》第30条与TRIPS第40条之间的关系

由于《对外贸易法》第30条缺乏一个可涵盖所有需规制的滥用知识产权、危害对外贸易公平竞争秩序行为的概括性条款,而其措辞“等行为之一”中的“等”字在这种特殊语境下又可起到两种都说得通、但截然相反的作用。该条与TRIPS第40条之间的关系遂呈现两种可能:有限的和谐或冲突。有必要在该条中增设相应概括性条款予以补救。     

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私法中的国家主权观--由国家利益本位向国际社会利益趋向的转化

主权原则是国际私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国际私法中长期以来都存在国家利益优先的倾向,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传统国际私法中的主权观已越来越不适应国际民商事交往蓬勃发展的现实。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法律文明的趋同化,由此伴随着全球共同利益的产生。国际私法作为处理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必须对这种国际社会利益做出反应,把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作为追求正义价值的基本向度。     

个人征信中私人权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征信制度由来已久。我国的个人征信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在个人征信中,信息个人享有充分的权益,如知情权、隐私权等。对此,应采取法律措施给予充分保护,并注意处理好私人权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在尊重、维护私人权益的前提下,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持续稳定发展。     

法治化进程中媒体监督的改革思路

强化媒体舆论监督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媒体监督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在媒体自主与法律自治之间求得平衡,在新闻自由与公民权利之间求得平衡.媒体监督的法制保障大致包括促进媒体自主,扩展新闻自由;提高政府公开性,扩展公民的知情权;恰当衡量各种利益,诸如要达到新闻媒体的批评监督权与名誉权、隐私权之间的利益平衡;抑制媒体权力的滥用,保障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TRIPs与国内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印度参照TRIPs的规则调整了国内法律体系和相关组织机构。两国的国内知识产权制度有着深刻的国际根源。在国内改革过程中，两国都进行了一定的社会动员，为改革提供了舆论基础。中国和印度对TRIPs的遵守不仅扩大了两国的行动空间，也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规范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发达国家对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过于苛刻的要求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也不符合知识产权发展的正常速度和轨迹。     

中小民营企业衰退现象的经济伦理学研究

我国民营企业在经历急剧发展后其中不少中小企业迅速步入了衰退期。义利关系认识的缺陷以及诚信文化的缺失从内部为其衰退准备了条件;政府经济伦理意识模糊所导致的不健全的法律政策及歧视性的融资制度则从外部加速了其衰退进程。因此,只有从民营企业经济伦理及相应制度建设、政府经济伦理及相应制度建设两方面入手,才能有效阻止我国民营企业衰退现象的发生。     

试论正确处理弱势群体权利保护中的几种关系

在弱势群体权利保护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否会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公共权力能否干涉弱势群体的权利?救助弱势群体是否只是社会的责任?在宪政法治条件下是否需要法制强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时代背景,正确处理弱势群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弱势群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自我救助与社会救助的关系;宪政法治与法制强权的关系。     

Cost-Sharing in Civil Justice

As an economic factor affecting access to justice, the cost of justice naturally constitutes an element of judicial reform. It is the overall deconstruction of the cost of civil justice, rather than partial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confined to litigation costs, that can legitimize the sharing of court and litigation costs and clarify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costs. This first-order rule of cost-sharing is intended to establish a balance between the state’s investment of public resources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costs borne by the litigant. The second-order rule of cost-sharing center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litigation costs among litigants. This requires not only the setting up of the goal of just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litigation costs, but also the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the adjustment function of the cost mechanism in litigation and pursuit of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the justice system. The third-order cost-sharing rule should focus o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legal services marke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sharing the cost of litigation. Its success will depe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on legal regulation.     

阶层分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整合功能

利益整合是执政党的重要功能。在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变迁以及阶层分化的时代背景下 ,作为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应对其利益整合功能进行科学而准确的定位 ,并应寻求比较现实的途径以充分发挥这一功能。中国共产党利益整合的最高准则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 ,扩大党的社会基础 ;其根本目标是构建合理的现代阶层结构 ;其理念依据是共享改革成果 ,实现社会公正。为此 ,中国共产党要提升市场化的体制结构对实现利益的激励作用 ;要从立法上保证不同阶层的权利和利益 ,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 ,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需要 ;要建立社会各阶层间的协商和协作机制 ,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和机构 ,发挥它们的协调作用及党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要扩大社会中间阶层 ,强化其消解利益矛盾和摩擦的“沉沙地”作用     

北京市农业结构调整中的法律问题

针对北京市农业结构调整的特点,本文探讨了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冲突、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和限制、农业结构调整中的利益关系、合同关系、政府行为规制等法律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定关于农业结构调整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建议。